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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行

        

小引



        今年夏天,应延边大学副校长郑判龙教授之邀,冒酷暑,不远数千里,飞赴延吉,参观访问。如果学一点时髦的话,也可以说是“讲学”吧。我极不喜欢用这个词儿。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学者”,外国话不会说半句,本来是出国旅游的,却偏偏说是应邀“讲学”。我真难理解这个“学”是怎样“讲”的。难道外国人都一下子获得了佛家所说的“天耳通”,竟能无师自通地听懂了中国话吗?出国旅游,并非坏事;讲出实话,实不丢人。又何必一定要在自己脸上贴金呢?我这个人生性急,喜爱逆反。即使是真讲学,我也偏偏不用。这一次想来一个例外,我毕竟真是在延边大学讲了一次。所以一反常规,也给自己脸上贴一点金。

        我在延边只呆了六天,时间应该说是非常短的。但是,我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感所未感,大开眼界,大开口界。我国的朝鲜族是异常好客的,简直可以说是好客成性。住在这里的汉族,本来也是好客的,又受到了朝鲜族的熏陶,更增加了好客的程度。我们时时刻刻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之中,友谊之浪,情好之波,铺天盖地,弥漫一切。我们仿佛生活在人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世界里,我们的感觉决不能用感激二字来表达,这是远远不够的,我年届耄耋,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忘记了。

        我舞笔弄墨,成癖成性,在思绪感情奔腾澎湃之余,不禁又拿起笔来。但限于时间,只能表达所闻所见于万一,聊志个人的雪泥鸿爪而已。

        

延吉风情



        延吉是一个好地方,好到难以想象,但又是一个怪地方,怪到不易理解。

        天好,地好,人好,一切都好,难道还不是一个好地方吗?这个一说,大家就懂。

        但是为什么又怪呢?这必须多啰唆几句,否则别人会觉得,不是地方怪,而是我这人有点怪了。

        延吉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三十万,远远赶不上我所住的北京的海淀区。但是这里的出租汽车却有一千二百辆,在所有的马路上,风驰电掣,一辆接一辆,多似过江之鲫,人均占有量全国第一。这难道还不算怪吗?但是怪劲还没有完。你站在马路旁一秒钟,最多一分钟,不用思索,随意一招手,必然会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你眼前。二话甭说,开门上车,不管路远路近,只要不出市区,一律五元。路近,司机(其中有不少是妙龄女郎)当然不会厌烦;路远,司机也处之泰然,不说半句怨言,连眼都不会眨一眨。司机从来不问是到什么地方去。一上车,乘客指挥,司机遵命,一言不发。一下车,五元钞票一递,各走各的路,仍然是一言不发,皆大欢喜,天下太平。

        说到乘出租汽车,我也可以说是一个老行家了。在许多城市,我都乘坐过出租车。香港是规规矩矩的,无可指摘。在深圳,在广州,在北京,你有急事,站在马路旁边,“望尽千车皆不是,市声喧腾单车流”。偶尔有空车驶过,如果司机先生想回家吃饭,或者别的公干,或者兴致不高,你再怎么拼命招手,他仍置若罔见,掉首不顾,一溜烟驶了过去。忽然有车停下,你正心花怒放,在深圳和广州,有的司机可能问你是付人民币还是付港币。如果是前者,他仍然是一溜烟驶走。有的司机先问到哪里去,太近不行,太远也不行。不远不近,得乎中庸,勉强成交,心中狂喜。如果你真有急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适逢非中庸之道,或者时间不合适,则你无论怎样向司机恳求,也是无济于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车风历乱飞”,司机都成了参禅的大师。勉强上了车,有计程器,偏又不用,到了目的地,狠狠地敲你一下竹杠。老百姓的口头语说:“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都是惹不起的人物,难道其中就没有一点道理吗?

        反观延吉的出租汽车,你能说他们的道德水平不高吗?可是,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氛围中,你能说他们不“怪”吗?

        但是,我凭空替他们担起心来。人口这样少,而汽车又这样多,他们会不会赔钱呢?我怀着疑虑的心情,悄悄地问过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每个月能挣多少钱。他回答说:“三四千元。”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说不定还打了点埋伏。

        接着又来了问题:一千二百个出租汽车司机,每人每月挣三四千元,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延吉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吗?延吉朋友告诉我过,这里工业并不发达,农业也非上乘,按理说延吉人不应该太富。可是,你别慌,这个朋友一转口又告诉我,延吉人几乎口袋里都有钞票。这就够了。若问此钱何处来?据说都是正当途径。详情就用不着我们多管了。反正延吉人口袋里有钱,这是事实。

        他们有钱,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三十万人口的一个小城,竟有卡拉OK一百二十家,还有二十家在筹建中。另有人告诉我,城中类似卡拉OK的茶馆、咖啡馆之类,有四百家。不管怎么说,延吉在这方面又占全国第一了。朝鲜族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水平可能列全国榜首。他们能歌善舞,名闻华夏神州。他们据说又善于花钱。不是有人提倡过能挣会花吗?我认为,延吉人算是做到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延吉卡拉OK人均数在全国拿了金牌,不是很自然的吗?

        与上面说到的两件事有联系的,延吉人还有一个全国第一,这就是喝啤酒。喝啤酒原是欧风东渐的结果。啤酒这玩意儿大概真是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一传到中国——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独占酒类鳌头,人们饮之如琼浆玉液。全国皆然,非独延吉。然而别的地方喝,论杯,论“扎”,至多论瓶。在这里则是非杯,非“扎”,非瓶,而是论箱,每箱二十四瓶。看了这情况,即使是酒鬼的外乡人,也必然退避三舍,甘拜下风,而非酒鬼如我者竟至舌翘不下,眼睁不闭,吓得魂儿快要出窍了。我在世界啤酒之乡德国呆过十年。那里的啤酒不比水贵多少,人们喝起来皆比喝水多得多。我自以为天下之最盖在此矣。这次到了延吉,才知道自己竟是一只井蛙。

        我们在天山宾馆吃晚饭时,邻近有一桌客人,男的六七个,女的三四个,说中国话,并非老外。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已吃喝起来。我们吃完走时,他们还在吃喝。喝啤酒时真是“饮如长鲸吸百川”,气势磅礴。桌上酒瓶林立,桌旁空箱两只。喝到什么时候,地上空箱摞起多高,只有天知道了。我做了一夜啤酒梦。

        我在上面讲了延吉的三个全国第一。你能说这不怪吗?

        但是,“怪”字是一个中性词,决不等于“坏”字。在延吉,我毋宁说,这里怪得可爱,怪得可钦可敬。有的地方怪得简直像是小说中的君子国。我觉得,这三怪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深刻的意义,它们是与我开头说的“好”字紧密相联的。这里的人热情豪爽,肝胆相照。我走过全国不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汉族成了少数民族。尽管一般说起来,汉族同当地人相处得还不错,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可是达到水乳交融水平的,毕竟极为稀见。一到延边,我就向几个朝族朋友问起这个问题,他们说毫无问题,汉朝两族毫无芥蒂。我又向几个汉族朋友问起这个问题,他们也说毫无问题,朝汉两族亲如兄弟。尽管语言不同,绝大多数的人都使用两种语言。彼此共事,民族界限早已泯灭,他们只感到同是中华民族,而不感到是朝族或汉族。

        我们此行虽然短促,但确实交了许多朋友。在我的潜意识里,只有朋友,而没有什么汉族朋友,什么朝族朋友之分。延吉这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延吉的朋友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遥望东天,为他们虔诚祝福!

        我开头说,延吉是个好地方。谁还会怀疑我这句话的真实性呢?

        

我在延吉吃的第一顿饭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整整八十一年了。按天数算,共是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天。平均每天吃三顿饭,共吃了八万八千六百九十五顿饭。顿数多得不可谓不惊人了。而且我还吃遍了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的饭。多么好吃的,多么难吃的,多么奇怪的,多么正常的,我都吃过,而且都吃得下去。我自谓饭学已极精通,可以达到国际特级大师的标准了。对吃饭之事圆融自在,已臻化境。只要有饭可吃,我便吃之。吃饭真成了俗话说的“家常便饭”了。

        到了延吉,刚一下飞机,到机场迎接我们的延边大学郑判龙副校长、卢东文人事处长、王文宏女士和金宽雄博士,随随便便一说:“我们到朝鲜冷面馆去吃个便饭吧!”客随主便,我就随随便便地答应了。数千里劳顿之余,随便吃一点便饭,难道还不是世间最惬意的事吗?

        我们好像是随便走进一家饭馆,坐在桌旁,我万没有想到,不远千里来避暑的延吉,热得竟超过了北京。在挥汗如雨之余,菜逐渐上桌了。除了有点朝鲜风味以外,菜都是平平常常的,一点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只有肚子确实有点空了,于是就大吃起来。好在主人几乎都是老朋友,他们不特别讲求礼仪,强客人之所难;我们也就脱落形迹,不故作虚伪,任性之所好,随随便便地大吃起来。此时好像酷暑骤退,满座生春,我真有点怡然自得,“不知何处是家乡”了。

        然而,正在此时,厨师却端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鳞鱼来,鱼摇着尾巴,口一张一合,双鳍摆动,每一个鳞片都闪出了耀眼的珍珠似的白光。我立即大吃一惊,把眼睛瞪得圆而且大,眼里面的白内障还有什么结膜炎,仿佛一扫而空,又能洞见纤微,视芥子如须弥山了。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一群可敬可爱的延吉的老朋友主人,葫芦里想卖什么药。我的心忐忑直跳,不知如何是好。我以为还会有火锅之类的东西端上桌来。说不定厨师还会亲临前线,表演一下杀煮活鱼的神奇手段,好像古代匠人的运斤成风。或者从制钱的小眼里把香油灌入瓶中。我屏住了呼吸,虔心以待。

        可是主人却拿起了筷子,连声说:“请!请!”他是要我们下筷子吃鱼了。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困惑,首先用筷子尖一扒拉,仿佛是一个魔术师似的,一整块连着鱼肉的鱼鳞被掀了起来,露出了鱼肉,粉红色的肉上横贯着一条深红的线。再一细看,鱼肉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已经被切成了鱼片。只需用筷子一拨,再一夹,一片生嫩——用广东话来说,应该是生猛吧——的鱼片就能纳入口中了。

        我怎么办呢?我的心直跳,眼直瞪,手直颤,唇直抖。我行年八十,生平面临的考验,多如牛毛,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但是,今天这样的考验,我却还没有面临过而且连梦想也没有想到过。我鼓足了勇气,拿起了筷子,手哆里哆嗦地,把筷子伸向鱼身,拨出了一片鱼肉,正想往嘴里放时,鱼忽然把尾巴摇了摇,双鳍摆了摆,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这一切好像都是对着我来的。我的心跳动得更厉害了。我不能也不敢再把鱼片放回原处。眼睛一闭,狠心一下,硬是把鱼片塞进嘴内。鱼片究竟是什么滋味,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了。

        可是,好客的主人却偏偏要遵照当地人民的习惯,一定要把盛鱼的瓷盘改动位置,一定要让鱼头对准座上的主宾,就今天来说,当然就是我了。这真是火上加油,“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我心情迷离,神志恍惚,怵然、悚然、怆然、怂然、悻然、惘然无所措手足,一下子沉入梦幻之中……

        我听到这一条仅仅剩下头和尾巴的鱼最初是慢声细气地开口对我说话了:“你可知道,你们人是从鱼变来的吗?我们鱼类,本领也是异常惊人的。我们一条鱼一下子就能够下子成千上万;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遏制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鱼就能够把世界上的江、河、湖、海统统填满。你们人有什么本领呢?不知道是你们走了什么后门,让造化小鬼把你们变成了人,我们则是千万年以来,毫不进化,仍然留在水里,当我们的鱼类。我们并没有闹情绪,找领导,闹而优则人。我们是正派的,正直的,乐天知命的。既然命定为鱼,我们就顺顺从从,任人宰割。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从无非分之想,我们本来是鱼嘛!”

        我毛骨悚然,屁股下面发热,有点坐不住了。我以为鱼已经把话说完了呢。然而不然。鱼摇了两下尾巴,张了张嘴,又说了起来:“可你们人真也太损了,你们的花样真也太多了。你们在勾心斗角之余,把心思全用在吃上。德国人心眼稍微好一点,他们的法律不允许把活着的鱼带回家。日本人吃生鱼片,已经可以说花样翻新了。可是你们中国人呢,以这样一个聪明伟大的民族,早年奋发图强,对世界文化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后来就渐渐地劲头不够了,专门讲究吃喝,还美其名曰饮食文化。这也罢了,可你们把闹派系的本领也用到饮食上来。全国分成了京、鲁、川、粤、湘、苏等等不知道多少菜系。这也罢了。可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劲,专跟我们鱼类干上了。哪一个菜系也不放过我们,而且还是煎、炸、煮、炒、涮、烹、腌、烤,弄得我们狼狈不堪,魂不守舍。最可怕的是四川的干烧,浑身是辣椒,辣得我们的魂儿都喘不过气来。这一些你都知道吗?”

        我喘了一口气,以为鱼的训话已经结束。正当我伸出筷子想夹住最后一片鱼片的时候,鱼的嘴张得更大了,声音也更提高了,又说了下去:“在延吉这里,你们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样一股邪劲,非要让我们完全活着,神志完全清醒,把我们的鳞皮揭开,把我们身上正面反面的肉都切成了一片一片的,再把鳞皮盖上,宛然是一条活而整的鱼,端到饭桌上来,先让你们这些外地来的乡巴佬,瞪大了眼睛,大大地吃上一惊,然后再怀着胆怯、兴奋、好奇而又愉快的心情,在主人的‘请!请!请!’的催促下,一齐伸出了筷子。我瞪着眼,摇着尾巴,摆动双鳍,以示抗议,可我发不出声音。难道只有看到我眼瞪、尾摇、嘴巴张,你们咀嚼着我的肉才觉得香吗?你们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呀!你要告诉我!否则,即使你把我的残骸做成了酸辣汤,我也是不能瞑目的!”

        听着、听着,我完全吓呆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别人正吃风甚健,然而这一条鱼却不给我留一点情面,它穷追不舍,它喝道:“你可是说话呀!”

        “你可是说话呀!”

        “你可是说话呀!”

        我浑身觳觫,脸上流汗,双腿发抖,心里打鼓,茫然,悃然,不知所措,我只有低头沉思,潜心默祷,又陷入了梦幻中:“鱼呀!你今生舍身饲人,广积阴德。涅槃之后,走入六道轮回,来生决不会再托生成鱼,而定是转生成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我庆祝百岁诞辰时,一定再来延吉。那时,我请你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你前生的同类活蹦乱跳地端到饭桌上来了。呜呼!今生休矣,来生可卜。阿门!拜拜!你安息吧!”

        沉思完毕,心情怡悦,一下子走出了梦幻,跟着延吉的主人,走出饭店,汇入花花世界的人间,兴致盎然,欣赏我毕生八十一年从未见过的延吉的风情。

        

美人松



        我看过黄山松,我看过泰山松,我也看过华山松。自以为天下之松尽收眼中矣。现在到了延边,却忽然从地里冒出来了一个美人松。

        我年虽老迈,而见识实短。根据我学习过的美学概念,松树雄奇伟岸,刚劲粗犷,铁根盘地,虬枝撑天,应该归入阳刚之美。而美人则娇柔妩媚,婀娜多姿,应该归入阴柔之美。顾名思义,美人松是把这两种美结合起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竟能结合在一起,这将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就这样怀着满腹疑团,登上了驶往长白山去的汽车。一路之上,我急不可待,频频向本地的朋友发问:什么是美人松呀?美人松是什么样子呀?路旁的哪一棵树是美人松呀?我好像已经返老还童,倒转回去了七十年,成了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顽童。

        汽车驶出了延吉已经一百七十多公里。我们停下休息,在此午餐。这个地方叫二道白河,是一个不大的小镇。完全出我意料,在我们的餐馆对面,只隔着一条马路,有一小片树林,四周用铁栏杆围住,足见身份特异。我一打听,司机师傅漫应之曰:“这就是美人松林,是全国,当然也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片美人松聚族而居的地方,是全国的重点保护区。”他是“司空见惯浑无事”,而我则瞪大了眼睛,惊诧不已:原来这就是美人松呀!

        我的疲意和饿意,顿时一扫而空。我走近了铁栏杆,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了双眼上,原来已经昏花的老眼蓦地明亮起来,真仿佛能洞见秋毫。我看到眼前一片不大的美人松林。棵棵树的树干都是又细又长,一点也没有平常松树树干上那种鳞甲般的粗皮,有的只是柔腻细嫩的没有一点疙瘩的皮,而且颜色还是粉红色的,真有点像二八妙龄女郎的腰肢,纤细苗条,婀娜多姿。每一棵树的树干都很高,仿佛都拼着命往上猛长,直刺白云青天。可是高高耸立在半空里的树顶,叶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松树的针叶,也都像钢丝一般,坚硬挺拔。这样一来,树干与树顶的对比显然极不协调。棵棵都仿佛成了戴着钢盔,手执长矛,亭亭玉立的美女:既刚劲,又柔弱;既挺拔,又婀娜。简直是个人间奇迹,是个天上神话,是童话中的侠女,是净土乐园中的将军……我瞪大了眼睛,失神落魄,不知瞅了多久,我瞠目结舌,似乎要喘不过气来了。

        因为我看到这些树实在都非常年轻,问了一下本地的主人。主人说:这些树有的是一二百年,有的三四百年,有的年龄更老,老到说不出年代。反正几十年来,他们看到这里的美人松总是一个样子,似乎他们真是长生多术,还童有方。他们天天坐对美人松,虽然也觉得奇怪,但毕竟习以为常。但是,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却只有惊诧了。

        美人松既然这样神奇,极富于幻想力的当地老百姓中,就流传起来了一段民间传说: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杨靖宇将军率领着抗日联军,与顽敌周旋在长白山深山密林中。在一次战略转移中,一位女护士背着一个伤病员,来到了一片苍秀挺拔的松树林中,不幸与敌人遭遇。敌我人数悬殊,护士急中生智,把伤病员藏在一个杂树荫蔽的石洞中,自己则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敌人把她包围起来。她躲在一棵松树后面,向敌人射击。敌人一个个在她的神枪之下倒地身亡。最后的子弹打光了,她自己也受伤流血。她倚在一棵高耸笔直的松树后面,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从此以后,血染的松树树干就变成了粉红色……

        这个传说难道不是十分壮烈又异常优美吗?难道还不能剧烈地拨动每一个人的心弦吗?

        然而对一个稍微细心的人来说,其中的矛盾却是太显而易见了。美人松的粉红色的树皮,百年,千年,万年以前,早已成为定局。哪里可能是在五六十年前才变成了粉红色的呢?编这一段故事的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宁愿相信这一个民间传说。但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不大不小的矛盾,实在是太明显了,即使相信了,心也难安,而理也难得。

        我苦思苦想,排解不开,在恍惚迷离中,时间忽然倒转回去了数千年,数万年,说不清多少年。我进入了一场幻觉,看到了长白山下百里松海的大大小小的、老老少少的松树们聚集在一起开会。一棵万年古松当了主席,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向长白山土地抗议:为什么他们这一批顶撑青天碧染宇宙的松树,只能在长白山脚下生长,连半山都不允许去呢?这未免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于是悻悻然,愤愤然,群情激昂,决议立即上山。数百万棵松树,形成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所向无前之威,棵棵奋勇登山,一时喧声直达三十三天。此时山神土地勃然大怒,咒起了狂风暴雨,打向松树大军。大军不敌,顷刻溃败,弃甲曳兵,逃回山下。从此乐天知命,安居乐业,莽莽苍苍,百里松海,一直绿到今天。

        众松中的美人松,除了登山泄愤的目的以外,还有一点个人的打算。她们同天池龙宫的三太子据说是有宿缘的。她们乘此机会,奋勇登山,想一结秦晋之好,实现万年宿缘。然而,众松溃退,她们哪里有力量只身挺住呢?于是紧随众松,退到山下,有几棵跑得慢的,就留在了长白山下百里松海之中,错杂地住在那里。树数不多但却占全部美人松大部分的,一气跑了下去,跑到了离开长白山已经一百多公里的二道白河,刹住了脚,住在这里了。她们又急、又气、又惭、又怒,身子一下子就变成了粉红色……

        我正处在幻觉中,猛然有一阵清风拂过美人松林,簌簌作响,我立即惊醒过来。睁眼望着这一些真正把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融合得天衣无缝的秀丽苗条的美人松,不知道应该作何感想。美人松在风中点着头,仿佛对我微笑。

        

后记



        写这一篇短文,实出于延边大学王文宏女士之启示。如果没有她的启示,我也许根本不会写的。如果不写这一篇,《延边行》的其余四篇也许根本写不出来。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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