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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辛亥摇晃的中国读书笔记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自清朝开始实行新政始,中国的陆军就有了新军与旧军之分。所谓的新军,就是指两部分部队,一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的北洋军,二是随后各省先后编练的新式陆军(严格地说,还应算上改编为新军的部分八旗)。而旧军,则主要是指由淮军发展而来的巡防营。自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淮军就是清朝的国家军队的主力。即使甲午战争表现不佳,编练整顿,组成所谓的“练军”,也只能在淮军的基础上进行,另起炉灶的只有小站新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但是,另起炉灶的两支小部队,后来居然取代淮军的国家军队的地位,变成老大。而淮军除了少部分被改编为北洋军之外,大部则退而成为巡防营。在当时,除了淮军改编的巡防营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绿营、湘军,以及大批未改编的八旗兵。这些军队都算是旧军。

        新军与旧军的区别在于,新军不仅采用西式编制,军、师、旅、团、营、连、排(只是称谓不一样,可以理解为翻译的不同),而且有西方军队的步、炮、马队的配置,有后勤部队和参谋人员,还有医官和军乐队。其武器,也尽量按西方,特别是普鲁士陆军的装备规格装备。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军,就是完全普鲁士模式的军队,是一支彻底西化的军队。但是旧军就不同了,虽然说,淮军当年也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而且采用洋操训练,但它的编制,还是勇营制,没有西式军队的后勤以及参谋部配置,即便所谓的洋操,也是练兵不练官。军官作战指挥,不会看地图,没有参谋人员,全系旧式战法。改编成巡防营的淮军,编制稍有变化,但大体如旧,因为当时变革的思路,巡防营类似于后来的武装警察部队,而残留的绿营、湘军则逐渐转成警察。

        可是,这么一来,绿营和湘军倒没什么好说的,原本就气息奄奄。可淮军从原来的国家正规军,降格为警察部队,装备、待遇都比新军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见到鼓乐齐鸣,服装鲜亮的新军,难免酸酸的。加上新军虽然按西法训练,而且西式配置,但毕竟多为新招之兵,军官大抵军校学生,新固新矣,但却从未经过战阵。参谋虽然有,基本上不会用。辎重、后勤、军医、军法之类,大抵也是样子货。而由淮军改编的巡防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打过很多。在那个时代,武器的进步还相当有限,军队就是这样,打过仗,老兵多,就比较能打,没打过仗,老兵少,初上战场,难免露怯。论战斗力,新军的确不如一些训练不错的巡防营,比如张勋的部队,就相当能打。新军一对一,实际上打不过他们。所以,自从1907年改制之后,新旧两军的裂痕就摆在那儿了,两下互相看不起。比较而言,旧军的酸劲更大些。

        可是,随着新军的规模日益扩大,安徽和广州新的叛乱,使得新军忠诚问题开始凸显。朝野的保守势力,开始夸大新军的“异动”,一些的地方大员,也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在清末最后两三年里,各地新军普遍遭遇歧视。地方督抚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原本作为国家复兴希望的新军被冷落、歧视,而计划要整改淘汰的旧军,却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国的改革,在最早进行的军事领域,进入了吊诡区域:统治者担心原本救急的变革利器,居然化为要自己命的凶器。

        但是,这种担心和防范,却极大地激化了新军的“异动”。辛亥革命各地新军的造反,几乎都是在弹药被控制的情况下展开的。武昌起义,最先开枪用的弹药,是革命党事先偷运进来的。云南起义,西安起义,新军所用弹药,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义藏起来的。驻守南京的第九镇新军,武昌起义之后,弹药供应全被切断,全军只剩下历次演习所余,每人不足五发,还被借故调离城区。而张勋的江防营(巡防营的一种)和其他防营,却弹药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调到身边担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屡次劝谏,担心如此轻此厚彼,会激成变乱,但张人骏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对待,使得原本就势同水火的新旧两军,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旧军,气焰高涨,屡次挑衅新军,有事没事,就在新军营地周围放枪。新军士兵外出,屡屡被旧军刁难寻衅。第九镇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旧军逮捕。江防营还派出间谍,化装成小贩,侦查新军军情。新军还没“叛变”,就已经领到了叛军的待遇。

        说实在的,当时的第九镇镇统徐绍桢,其实并非革命党,是否倾向革命,都很难说。但是,这样的歧视和防范,却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党一边。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诱惑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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