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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