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警告过我们，那时她正从拉下的窗帘的缝隙往街上瞧。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

        医学院的同事指责我愤世嫉俗，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个树林里的婴儿，被丢弃在了树下。在我宣誓要维护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天，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只等着雷电大作。我是何人，竟敢在这些打着领结的年轻人中间平静地宣誓，要从大自然的口中窃取生命，而每次窃来的都是一半的生存概率和一张支票？那个誓言连同听诊器一道在我脖子上晃悠，哪怕一刻都未让我安生过。我无法接受这份契约：说什么这地球上每个生而为人的小生命，小拳头里都紧紧攥着健康强壮以及长命百岁的保证。

        失去生命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事。是不道德吗？我不知道。或许这得取决于你在哪儿，又是什么样的死亡。在这里，我们坐于一堆堆剩余的蛋白质中间，将之压入蛋糕，给宠物吃，因宠物会帮我们的忙，寸步不离地守卫着我们空荡荡的椅子。在这里，我们付钱给健康规划师和健身操教练，好让他们助我们减肥。由此可见，在这里让孩子因饥饿而死是不道德的。但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地方而已，而我恐怕已经见识了一个世界。

        世界承载人类的能力极其有限。历史让万事万物都保持着平衡，比如宏愿和短寿。当阿尔伯特·史怀哲步入丛林时，还真有他的，竟然带来了抗菌药剂和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崭新的信念：没有一个人应该早死。他想拯救每一个孩子，认为当时的非洲应该学习如何少生孩子。但那些家庭百万年来都生九个孩子，就为了养活其中一个，让他们不生九个是根本办不到的。文化是一张弹弓，靠往昔的力量弹射。当皮带弹动时，往前飞去的不会是什么计划生育，而是孩子硬邦邦的小脑袋瓜。人口过剩毁掉了非洲四分之三的森林，引发了干旱、饥荒，很有可能还会灭绝孩子们和动物园最珍视的所有动物。对资源的抢夺日益加剧，新部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急不可耐地彼此杀戮。被疫苗和食物拯救的每一个生命，都要么殁于饥馑，要么死于战争。可怜的非洲，遭受着前来窃取和带来善意的外国人的双重侵袭，没有哪一个大陆领受过如此难以言喻的奇异合力。出于对魔鬼和非洲的同情，我离开了治病疗伤的行业，成了一名巫医。我的教堂就是刚果东部边界沿线的东非大裂谷，我不是真的在那儿，只是在研究会众。

        我信仰的故事是：在上帝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大裂谷支起了一只盛着一点点必需品的大锅，从里面走出了第一批靠双腿行走的直立人。双手被解放出来后，他们便拿起了工具，到灌木丛里给自己寻找吃食，寻找遮风挡雨的地方，并发展出有关对错的精深造诣。他们发明了伏都，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宗教。他们的栖居地和食物链中的动植物令他们最感亲切。万事万物，无论死活，他们都会膜拜，因为伏都将死亡拥为伴侣，而非敌人。它尊崇的乃是丧失与拯救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内尔森和我在鸡舍里铲鸡粪时，曾想解释给我听的东西。我没法理解蒙图如何能够既指活人又指死人时，内尔森只是耸了耸肩，“就是在这儿的一切”。

        那么，上帝就是一切。上帝是病毒。当你得了感冒，就要这样相信。你也要相信，上帝是蚂蚁。因为在群体层面，行军蚁拥有圣经中的瘟疫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它们成排穿越森林和峡谷，宽数百米，长达数英里，肆虐整个非洲。携走动物和植物，留下矿物质。我们在基兰加得到的教训就是：躲到一边，并因房间得到清扫而感谢上帝。几天后，这黑压压的队伍便扬长而去——那些蚂蚁无法停下脚步。你回去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梳理得纤尘不染，变质的面包屑不见了，床上的跳蚤全没了，林地里的粪便踪迹全无，鸡舍里的鸡螨也全军覆没。要是碰巧摇篮里的小婴儿没被抱走，或笼子里的花豹没被放出来，那就只余下一副骨架，连骨髓都被舔得干干净净。但对那些早已做好准备退避三舍的人而言，这些蚂蚁还真有用。丧失与拯救。

        非洲净化自身的方式何止千种。行军蚁、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这些都是大自然发明的一把把扫帚，能将一小块空地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它们谁也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渡过一条河。它们也都无法在其宿主死亡后继续存活。你会发现，将我们消灭殆尽的人类寄生虫很快就会安息于人类的墓地。于是，猎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竞争仍旧难分胜负。

        青少年时期，在医学图书馆研读非洲寄生虫学著作时，我被扎根于人体的那些生物的阵容吓得不轻。我到现在仍心有余悸，但对它们又产生了些伙伴般的欣赏感。那时候我仍有点惊骇，上帝竟然会把他那两个赤着脚的童男童女洋娃娃安置到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去，因他恐怕刚在那儿把象皮病和能将人类角膜啃噬掉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上帝并不只是站在洋娃娃们这边。我们和我们体内的寄生虫全都是从大裂谷同一片潮湿的土壤中繁荣起来的。迄今为止，尚无一方胜出。五百万年的伙伴关系不可谓不漫长。如果你能暂时从自己珍爱的皮肤里探身而出，同时赞扬蚂蚁、人类和病毒，将之视为同等机智的生物，你就会欣赏到，非洲发生的一切竟都是如此和谐。

        当然，一旦回到自己的皮囊，你便会惊声尖叫，要求治疗。但你要记住：航空旅行、道路、城市、卖淫、为了贸易而聚集起来的人群——这些都是助你成功通往病毒的礼物。是外国三博士从远方带来的礼物。为拯救非洲的儿童，为了从非洲之心提取矿物，西方便将路修到了自家门口，再把门大开，任凭瘟疫出入。

        蟾蜍会见光而死！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同事们指责我愤世嫉俗，但我只不过是诗歌的受害者而已。我记住了蟾蜍和人类拥有共同的权利。而就算我想，我也没法大摇大摆。我的腿可没有那种能耐。

        我的工作是探究病毒的生命史。看起来，我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事实上，我并未将病毒视为自己的工作。我将它们视为自己的亲戚。我没养猫，也没孩子，可我有病毒，我每天都会去宽大的玻璃碟前拜访它们。它们繁殖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好母亲没什么两样。我也会哄它们，祝贺它们。当它们举止古怪时，我就会特地做个记录。没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会想之念之。关于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我有了些重大的发现。结果，有时我就不得不去参加某些公开会议，并被授予“公共健康拯救者”这一类的殊荣。这让我很是吃惊，这头衔跟我简直毫不沾边。我绝不是疯狂的灭绝者，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去杀灭魔鬼般的微生物，相反，我尊敬它们。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

        我的生活令人满意，普普通通。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月去一次桑德林岛看望母亲，很享受在那儿的时光。我们几乎一言不发，任时间流走。母亲也由着我的性子。我们在沙滩上长时间地散步，她会注视着那些与此地同名的水鸟，三趾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时，一月中旬，她会显得烦躁不安，我们便乘渡轮到对岸，沿着海岸高速公路开车往北驶去，驶过绵延数英里、单调乏味、了无人烟的矮棕榈树丛，偶尔看见几栋临时搭建的木棚，几个黑人老妪坐在那儿编织漂亮的香草篮子。傍晚过后，我们有时会将车驶入赞美之家旁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聆听那古老深沉的格勒圣歌自窗内飘出。我们从未入内，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聆听时，母亲一直侧首望向非洲，目光落于大海之上，好似盼望着海水会瞬间流尽。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坐在门廊上，或者我在一旁看着她莳弄她的小丛林，她会一面摘下死掉的叶子、将腐熟的肥料撒入山茶花丛中，一面柔声自语。她住在公寓底楼，公寓是那种年代久远的砖砌楼房，装了防震栓。这巨大显眼的金属装置自东往西直直穿过这栋楼，露在墙外的两头则用和茶几一般大的铁质垫圈卡住。我觉得它也从母亲身上穿了过去，真的，她也需要这种东西，才不至于分崩离析。

        她栖居于自己的世界里，等待着宽恕，而她的孩子们则扎根于四个不同国度的国土之上与泥土之中：它们已分别认领了我们。“枪栓、枪托和枪管。”她这样称呼我们。蕾切尔显然经常将自己拴住：任何一条路，只要她发觉前途不妙，便会止步。利娅则如子弹飞出枪管般往前猛冲，每一件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静心托腮做出评估的人，对任何事均一视同仁，本质上，便是相信任何植物或病毒都有权利来统治地球。母亲说我对自己的同胞没心没肺。她不知道。是我的心沉得过了头，我很清楚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有什么下场。

        她仍旧受着在刚果落下的几种疾病的折磨：血吸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说不定还有肺结核。当她伸出舌头，让我治疗她的小痛小病时，我能看出她的每一个器官都已或多或少有些损坏。但随着岁月流逝，她的背虽然驼得愈发厉害，她却在自己的那个越发狭窄的空间里生存了下来。她从未再婚。如果有人问，她就会说：“和拿单·普莱斯的一场婚姻，我已经够了。”我看得出这是实话。多年以前，她的身体便被她那代价高昂的自由的疆界紧紧地束缚住了。

        我也没结婚，但原因不同。后来我发现，那个自命不凡的著名神经病学家想当我的情人，有一段时间也确实把我引到了他的床上。但渐渐地，我那因爱情而醺醺然的脑瓜便明白了：他是在设计了那个治愈我的计划之后，才欢迎我到那儿去的！他是第一个领教了艾达的疾风暴雨的男人，但还不是最后一个。

        我的测试是这样的：我设想他们都回到了那个地方，月光之下，我们周围的地面上蚂蚁沸腾。好，到底选哪一个，是瘸子，还是完美无缺的宠儿？我很清楚他们会怎么选。任何男人只要喜爱我现在的身体，就等于背叛了以前的艾达。这就是我的看法。

        有时，我会和某个同事下棋，他和我一样，也是个隐士。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整个晚上，我们都无需说一个比“将军”更长的句子。有时，我们会约会，去亚特兰大地下城的餐厅用餐，或去能放得下他的轮椅的电影院看电影，但喧嚣总会让我们受不了。我倒是发现，爱眼也不是那么没眼爱。后来，我们就会驾车出城，去桑迪泉或查特胡奇河，去那些平坦、空旷的地方，我们会把车停在花生田间的红土路上，任月色与寂静使我们重生。之后，我便一个人回家，在厨房的桌子上写诗，如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那般。我写失去的姐妹和大裂谷，写我赤脚的母亲凝视着大海，写我脑海中所有的噪音。我将它们固定在页面上，如此，它们才会静止不动。

        当然，我仍喜欢阅读。既然我用的是正常的头脑，读的书也就不同了，但我还是会重访那些老朋友。：“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它从不写给我……”对一个忧思的少女而言，还有哪句诗行会令她更满意呢？但那时我只读了这首诗的一半，对另一半却不予理睬：“大自然告知的简单消息，用温柔的庄严。”最近在母亲家，我找到了我那本落满灰尘的《艾米莉·狄金森全集》，书页的四边竟然遍布着我旧日的回文：鲜活之恶！那另一个艾达就这么嘶哑地吟诵着，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恶呢？

        儿时的我耗费此等精力，皆因自认为遭到背叛。概括地说，是遭到世界的背叛，具体地说，则是利娅。背叛使我往某个方向弯折，而负罪使利娅往另一个方向弯折。我们围绕着误解构建自己的生活，我若把这误解抽取出来，立刻将它修复，就会摔得很惨。误解是我的基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石。好好想想吧。误作真理的幻想乃是我们脚下的铺路石，它们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

        近来，我开始收藏因印刷错误而出名的老书，那里有一整个充满了反讽的世界，尤其是圣经。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种圣经的原初印本。但以前印刷品极为鲜见，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都只有某一版本的圣经广为流传，人们便将之铭记于心，圣经的错误也就随之驰名四海。一八二三年，《旧约》里出现了这样的经文“利百加和她的骆驼们起来”——骆驼，而非使女——于是，该版本就被称为骆驼圣经。一八○四年的狮子圣经里说儿子们皆是从狮子身上而非生殖器里出来。而在一八○一年的谋杀圣经里，《犹大书》第十六节中的常发怨言者不是私下议论，而是谋杀。在立鱼圣经里，当看到“必有鱼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渔夫们必会目瞪口呆。这样的错误还有好几十种：蜜糖圣经、狗熊圣经、臭虫圣经、香醋圣经。在“要再犯罪”圣经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劝诫信众“不要再犯罪”，却印成了“要再犯罪”！恶狗！狗妓！

        我实在无法抵御这些宝贵福音书的诱惑，它们引领我去思考父亲在刚果写下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圣经。我们在那儿制造了那么多错误，所以还真不知道到底是哪些给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我怀疑他们对他的印象仍是居高临下地站于会众面前，大吼：“！”

        我倒确实是那样念及他的。我们是创伤与侵犯的平衡。他是我的父亲，我拥有他的一半基因，以及他的全部历史。要相信这一点：错误乃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生出来的，他坚信自己不讲其他，只讲真理，而他每时每刻写下的，是一部毒木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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