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常我们会说短篇小说是一个生活的截面，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人物遭遇了一些事并做出选择。也许那是一种对过往的终结，或是改变了未来——但是过往和未来没有出现在小说里，那些留白要靠我们的想象去填补。作为读者，我们有一种共识，就是短篇小说的作者不必对人物的一生负责。一生太长了，时间会消解戏剧的张力，冲淡甚至颠覆传奇。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时间的。它是一次爆破、一场暴动。当然凡事都有例外，艾丽丝·门罗就是一个总想对人物一生负责的短篇小说作家。她很难撇弃时间来施展她的魔法。相反，她邀请时间加入，在她的小说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她曾把她的短篇小说比喻成一座房子，拥有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一个时空，她在其中自由踱步，从一间走到另一间。有时忽然想起落下了什么东西，就跑回到另一个房间去取。所以她的小说从表面来看，有一种较为松散的结构，像是在时空中徜徉。她对笔下人物了解得似乎比大多短篇小说作者更多，他们就像她的同学或邻居，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去了哪里。也因为这样，她的人物显得更真实，他们不是舞台聚光灯底下声嘶力竭念诵台词的演员，而是更像我们周围的人。

        在《熊从山那边来》开头，女主人公菲奥娜和男主人公格兰特在大学时相识，菲奥娜像是在开玩笑似的提出要跟格兰特结婚。

        那是个寒冷的晴日，他们在斯坦利港的海滩上，风沙把他们的脸打得阵阵生疼，海浪翻卷起一层层小沙砾冲刷到他们脚下。

        “你会觉得有意思吗——”菲奥娜高声喊道，“你会不会觉得有意思，要是我们结婚的话？”

        他当即接过她的话头儿，大声喊着好呀。他真想永远都不离开她。她身上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我们满心期待读到他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婚后的生活过得如何时，小说的下一段，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步入了晚年。菲奥娜开始忘记进屋时换鞋，并且需要靠贴小字条提醒自己餐具放在哪里。更糟糕的是，她会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搬进现在住的房子。很快，她的病情恶化到无法自主生活，必须送到疗养院去接受治疗。忘记了半生经历的菲奥娜，好像回到了少女时代，也就是在小说开头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浑身迸发着生命火花的女孩。她活泼的天性吸引了疗养院里另一个得老年痴呆症的男人奥布里，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让格兰特有点不知所措。从他的视角，我们开始不断进入往日的生活，进入叙述所跳过的那些年。但是那些年里菲奥娜好像并不重要，我们读到的是他的风流韵事，毫无愧疚地周旋于那些女人之间，因为丑闻不得不提前退休，也没能领取足额的养老金，只能搬到菲奥娜父亲留下的大房子里。他多少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的婚姻一直很稳定，就这样来到了晚年，以为已经安全靠岸，没想到他所遇到的真正考验，却是被疾病控制的菲奥娜，似乎爱上了别人。往事和现在的对应，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因果报应。显然，格兰特也看到了。所以当奥布里被他妻子接回家，菲奥娜因为难过不肯吃饭，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格兰特决定去找奥布里的妻子谈一下，希望她可以再把丈夫送回疗养院。此时我们才发现，这篇小说是一个关于悔过的故事。在经过几十年的背叛与辜负之后，格兰特第一次真正在为菲奥娜的快乐着想。在曾经的肆无忌惮的纵情背后，是菲奥娜不离不弃的陪伴，如果没有对那些时光的追忆，格兰特也许无法知晓自己对菲奥娜深沉的情感。作为交换，格兰特答应了奥布里妻子提出的和自己约会的要求——当然，他也可以继续纵容一下自己的欲望，就像他过去所做的那样。在长达一页的内心活动的书写里，我们在陪伴着格兰特完成这次抉择，也在看着他试图厘清爱和欲望之间的区别。“他居然用自己的卑劣行径来为菲奥娜谋取幸福。”格兰特感觉到生活的荒谬，终于有一次，他的欲望不再纯粹是自私的，而是为了一个更高尚的目的，那就是成全他的妻子。

        然而更为荒诞的是，等到奥布里再次回到疗养院的时候，菲奥娜已经不记得他是谁了。相反，她似乎恢复了对丈夫的记忆，抬起胳膊抱住了他。

        “你本来可以开车一走了之的，”她说，“开车一走了之，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牵挂，抛弃掉我。抛弃我。弃之不理。”他把脸紧紧贴着她的白发，贴着她粉色的头皮，贴着她那匀称可爱的脑袋，他说：“绝对不会的。”

        小说就结束在了这里，结束在菲奥娜似乎重新记起了格兰特，当然，我们早就知道的，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不会一笔勾销，那些时间将两颗心牢牢地焊在一起，成为某种可以称之为爱的东西。《熊从山那边来》这个名字，来自一首著名的儿歌，歌中唱道：“熊到山那边去，好看他能看见什么／还有他能看见的一切，还有他能看见的一切／山的那一边，就是他能够看到的一切……”这似乎是人的青年时代写照。年轻的时候充满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总想着翻过山到那边看一看。然而门罗把“熊到山那边去”改作“熊从山那边来”，变成了一种人生晚景的写照。山那边的风景领略过了，冒险之旅结束了，现在带着尘土与疲惫，翻山归来。

        在另一篇小说《蒙大拿的迈尔斯城》里，时间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关于顿悟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就有一次顿悟，主人公在童年的时候，眼见自己的玩伴斯蒂夫溺水身亡，被大人们抬回来。她参加了斯蒂夫的葬礼，葬礼上她目睹父母的态度，觉得“首次对他们有了了解”，她对他们感到极度反感和愤怒，这种反应“不可理解也无法表达”，最终“平息了下来……慢慢转化为一种沉重的心情”。接下来，故事跳到20年后，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母亲，有一年夏天和丈夫安德鲁一起带三岁半的女儿梅格开车出门度假，路经一个游泳池，梅格想去玩耍，他们就把她送进去了，场边有人看护。但是当女主人公从护栏边望进去的时候，发现女儿在视野里消失了。她和丈夫飞奔进去，救起了在水中挣扎的孩子。这时女主人公再一次想到童年的事，突然对当时未能理解的事物有所顿悟：

        他们那高大、僵硬、精神打扮过的身躯并没有站在我和那突然的死亡或者任何类型的死亡中间。他们同意了。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不是通过任何他们说过或者想过的东西，而是通过他们制造过孩子这个事实——他们制造了我——而同意了孩子们以及我的死亡。他们制造了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的死亡——不管他们会多么悲伤，不管他们会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对他们来说除了觉得不可能或者违反常理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了。

        也就是说，父母作为把孩子从无到有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似乎默许了孩子可以再从这个世界上被带走。她和丈夫在救孩子的时候，或许在心中接受了将会失去她的事实。有趣的是，小说的叙述者是在晚年回溯这次事故，那时她已经和丈夫分开了。他们为什么分开，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在面对孩子濒死的那一刻，两人提前接纳最坏的结果的默契，成为某种共谋，最终化作这段婚姻难以弥合的裂缝？我们尽可以去猜测，反正它不会影响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事实上，叙述者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她和丈夫分开的事情，但是门罗希望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一顿悟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产生的。首先，它来自事故过去很多年以后，那个时候女主人公的婚姻已经解体，不再是一个深陷家庭生活里的主妇，她以一种清醒、客观的口吻谈论着蕴藏在“父母”这一身份里的某个真相。因为过去了那么长时间，经历了种种事情，主人公才迎来了她的第二次顿悟，或者说，是第一次顿悟的深化。一头一尾的两次顿悟，构成了女主人公在生命中所完成的一段精神旅程。短篇小说所追求的戏剧性，抽空了时间，总是会将一次顿悟的威力无限放大，让我们相信那是主人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受到震动的同时，我们不免也会产生怀疑：一次顿悟究竟对人生的改变有多大，到底真实世界是否存在如同神迹一般的顿悟？门罗显然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她尽可能不将顿悟处理得过于仪式化和戏剧性。而且她让时间参与到顿悟中来，顿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曾经产生过的顿悟，也只有接受时间的检验，才能化作真知。

        我们说，门罗的小说是由一个个房间组成的，那些房间既可以陈列一个人物的不同人生阶段，也可以陈列不同人物的过往和现在。就是后者。男主人公杰克逊早年曾被继母威胁，致使成年之后他在性方面有障碍。他交往了一个叫艾琳的女孩，但始终怀揣着这份忐忑。在退伍返乡的途中，他想到艾琳正在等着他，忽然感觉没办法面对她以及他们之后的生活，于是他逃走了——从回程的火车上跳下。他在陌生的乡间游荡，被年长16岁的女人贝尔收留，从此留下来帮她修葺房子、照看农场，两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直到贝尔得了癌症，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贝尔回忆起父亲，将父亲当年卧轨自杀的原因告诉了杰克逊。

        在那个母亲始终生病、非常压抑封闭的家庭里，父亲意识到自己对女儿产生了性的冲动，感到羞愧难当。为了从这种情欲的挣扎中解脱，他选择了自杀。面对性的羁绊，杰克逊和贝尔的父亲都选择了逃离，而“火车”作为他们逃离的工具，也成为贝尔和杰克逊命运的交会点。关于杰克逊的继母，门罗只寥寥提到几笔，但那段童年经历是小说一个重要的房间，它虚掩着门，只能瞥见一角，可是它就在那里，我们知道。贝尔的童年是另一个房间，它和盛放杰克逊童年的那个房间连通着。杰克逊和贝尔共享着相似的童年创伤，这是他们可以一起生活的隐秘默契。同时贝尔以及被杰克逊抛弃的女友艾琳，并没有因为男性的脱逃而获得幸福，她们也在承担着变故所带来的剧痛。关于艾琳，门罗同样提到不多，但是杰克逊离她而去之后的生活，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贝尔的命运想象，她的房间又和贝尔的打通着。借由贝尔的遭遇，杰克逊对他当年的离弃也感到愧疚，可是当他再度遇到艾琳的时候，仍旧选择了逃离。小说的最后，他又跳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门罗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中提及这篇小说，她说杰克逊是一个没有性的阻挠就自信且自足的男人，也就是说，他为了得到那份自信，过上自足的生活，必须在生活中摒弃“性”这种东西。同时门罗说，她认为杰克逊无法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所以只有不断地逃。在这篇小说里，首尾出现的两次火车让时间构成了一个环，杰克逊所踏上的新旅程，不过是在自己的命运之轮上再转一圈。

        二

        是门罗晚期的重要作品。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小说，这篇小说没有很大的时间跨度，但是门罗所做的是用女主人公的最后几个月去展示她的一生。可以说，这是一部独特的传记。

        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是一名俄国数学家。为了逃离封闭的国家，她和不爱的人结了婚。在自由的法国她见证了革命，也曾张开双臂拥抱生活，但生活似乎并不值得她这样去做。丈夫因为生意失败而自杀，最艰难的时刻陪伴她的只有数学。她终于找到一个她深爱的男人，然而她所获得的荣誉使对方望而却步。时间来到1891年，我们跟随她去看望了去世姐姐的孩子，拜访了数学领域的恩师，最后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做演讲。在漫长、颠簸的旅途中她追忆着过往的晦暗与荣光，被疾病入侵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点。这篇小说的现实时空里，没有发生太多事，只是索菲娅与故人逐个见面，并逐个告别。尽管她对未来仍有憧憬，但是看起来她想要了却的心愿更多，一次谢幕似的巡礼演出。而伴随着这场巡礼的，是旅途中索菲娅头脑中飘忽的思绪。可以说，索菲娅在一座回忆的宅邸里散步，由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每个房间里都陈列着她不同时期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题和人物。姐姐与青春、丈夫与婚姻、恩师与事业。她掸去落在回忆上的尘埃，在那些重要的时刻驻足，并在它们之中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局限。在这篇小说里，门罗同样用许多个被时间分隔又被情感连通的房间，为索菲娅建造了一座个人博物馆。索菲娅是这座博物馆的访客，也是我们的向导，她用私密的个人情感，为我们奉上了一条特别的导览路线。

        我们很难忽略的是，门罗是在罹患癌症决定封笔的时候写下这篇小说的。这也是唯一一次她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来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类似的小说卡佛也写过一篇，叫，讲的是契诃夫去世的那天所发生的故事。两篇小说都写得平静克制，同时显露出荒凉萧索的底色。这一类小说取材于历史人物，根植于已有的传记和资料，人物的性格不能更改，命运的走向也是固定的，所以创作的空间非常有限。作家为什么还会选取这种受到极大限制的题材呢？或许是因为作家在这个真实的人物身上找到了极大的共鸣。因为强烈的认同感，作者把自己完全代入那个真实人物，用他（她）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了解，不需要像传记作家那样面面俱到，但他们的灵魂是打通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库切的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原型的，主要探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承受的丧子之痛。而库切唯一的儿子正是坠楼身亡的，所以他特别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彼时的痛苦，将自己代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他的经历来抒发自己郁结在心里的那份情感。

        那么，为什么门罗选择索菲娅呢？我们或许需要从门罗的童年找到答案。她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并不富裕的乡下家庭，因为母亲多病，小时候她就要承担很多家务和农活。20岁那年，大学没有读完她就嫁了人，迫切地渴望组织起自己的小家庭，以为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自由。她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每天只能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用两三个小时来写作。家里没有人把她当作作家，直到37岁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41岁那年她和丈夫离了婚，结束了长达21年的婚姻。她离开了丈夫门罗，沿用了他的姓氏，成了作家门罗。在过往的经历里，女人这个身份一直在和她的创作打架，或者说二者在争夺她的时间和灵魂。门罗第一本小说出版于1968年，当时正值加拿大女权运动的高峰，她正是那些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中的一员。而生活在19世纪末的索菲娅，离开俄国来到法国，在那里她获得了自由的启蒙，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那个为了摆脱束缚、义无反顾投奔婚姻的少女索菲娅，和早年的门罗极其相似。后来索菲娅事业虽然大获成功，却依然受到女性身份的制约，她无法得到一份体面的教职，也无法得到一份完整和平等的爱情。她的才华像一种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而荣誉则像牢笼，将她隔绝其中。门罗借索菲娅丈夫弗拉基米尔之口，说出了一种在男性当中极为普遍的看法：

        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改变世界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除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有点想法，有个像样的目标可以投入进去，她们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用自己的自大把事情全给毁了。

        这些话适用于索菲娅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于门罗的时代。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离间着婚姻和爱情。到头来，索菲娅发现自己因为心底对丈夫的鄙视，根本不可能爱上他。在火车上，索菲娅看到一个女人带着脸上包着纱布的儿子，当这个女人展开披肩，把一部分盖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机械的母性。因为儿子出了事故，“她得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她，说不准肚子里还有一个”。

        随即索菲娅想：

        多可怕啊，女人的命运多么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位妇女，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性要争取投票权，争取大学里的职位，这个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那就抛弃这个上帝，解放她的思想。她会不会看着她——索菲娅——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以固执的怜悯口吻说，没有上帝，那我们要怎么过这一辈子呢？

        在这里，索菲娅意识到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不仅仅来自男人，同样也来自女性对自己的认知。她们不假思索地领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这带给她们安全感，那个男权社会所塑造的上帝，成了她们的庇护所。而她自己呢，这个看起来强大到抛弃了那个上帝的女人，却抛弃不了女人的天性，她依然着迷于那种具有男子气概、确信自己可以保护女人的男人，虽然她明知道那种保护是一份古老的规则和契约，“有时候能让女人受益，有时候则不能”。所以这样的爱情，必然包含着束缚，包含着她努力反抗和挣脱的东西。这些思考事实上是属于门罗的，她选择了用索菲娅来承载它们。或者说，她相信这些思考也曾属于索菲娅，她只是把索菲娅想过的事再想一遍，把索菲娅没能记下来的事物记下来。门罗在小说里几次提醒我们，索菲娅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她也写过小说。故事的最后，弥留之际，索菲娅从昏迷中醒来，看着自己的女儿，只说了几个字：幸福过了头。“幸福过了头”也是这篇小说的名字，在这里的意味显得相当复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幸福，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里的创痛，一次次的悲伤和打击。虽然索菲娅作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博士，获得了荣耀和世人的尊敬，在传记作家那里，这些价值可能会被放得很大，但是在门罗的小说里，它却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感觉到的是巨大的遗憾。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人身上未能完成的爱情，未能完成的事业，未能完成的自由……这一切都是时代的原因吗？如果把索菲娅看作19世纪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20世纪的索菲娅真的会比19世纪的索菲娅更幸福吗？说到底，究竟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呢？婚姻还是事业，抑或二者都不能？对幸福的追求是否终究是虚妄的呢？

        这篇小说也许并不是门罗最好的小说，受到原型人物的制约，门罗没法充分施展虚构的拳脚。一些史料的使用，看到的是考据的热情，却缺乏叙事的温度。数学，作为索菲娅的信仰，没有渗透到文本更深的肌理中，也没有影响和塑造索菲娅的思考。然而，却是门罗非常重要的作品。在2013年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来看，这个小说仿佛是一篇提早写好的谢幕词。借助索菲娅的眼睛，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得奖之后的门罗。由于健康的原因，门罗没有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只能通过录像奉上答谢词。我们不禁想象，门罗是否会在家中观看颁奖典礼，看着那个出现在会场屏幕上的自己念诵答谢词。她既在这份荣誉的中央，也在这份荣誉之外，她在参与，也在旁观，喜悦之余总有一份清醒。这份清醒，源自女性身份的羁绊，而此时它又是一种恩惠。毕竟我们见过很多志得意满、觉得那份荣誉理所应当是自己囊中之物的男性艺术家。对世界的贡献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完美地重叠在一起，显得如此正义，如此无可反驳。正因为如此，门罗这份不彻底的快乐才显得极为珍贵。当听到在病床上索菲娅怀着自嘲，用“幸福过了头”来总结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省察自己所依赖的那份幸福呢？它可靠吗，它真实吗？

        在门罗的多数小说里，不管女主人公的遭遇多么悲惨，最终还是有一份慰藉在那里。哪怕那些女人仍旧困囿于她们的人生，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她们充分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并且这种了解一定不会没有用，它总是可以适当地改变女人们的人生，我们这样期待着。可是在索菲娅这里，门罗没有再给予我们什么期待了。人生的大幕已经落下，那些荣誉只是身外之物了。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门罗这样写道：

        人们用索菲娅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是啊，索菲娅所获得的荣誉就像月亮上的那座环形山。月亮距我们的生活有多远呢？在那个没有生命迹象的星球上，纵使那是一座壮阔无比、美轮美奂的环形山，它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们是叫它索菲娅，还是玛丽或者朱迪，它都在那里矗立着，而且毫不介意。说到底，荣誉和人生一样，也许都是一场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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