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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没关系。候诊室里有新一期《时代》杂志。

        坐这里很好。这不碍事。

        我很随和吗?该听听我妈妈怎么说!

        在另一个城市。和一个工程师结婚了。已经十来年了,比我爸爸晚一年再婚的。

        我?在和我的前夫暗中同居。他是那么无可挑剔的一个人。在当时。宋峻认为他很了解我,很忍让我,我在他眼里是快乐明朗的人,时常哈哈地笑。就是我爸爸那种笑的女性版本。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旅馆去见我父母。我父母都不在,只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读稿子,那人是贺叔叔。

        他起身同宋峻握手,指一张椅子让他坐,推过暖瓶让他自己泡茶喝。其间他看了我两眼,好像说,你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了吗?你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喽。

        那是宋峻同他唯一的一次会面。他穿米色羊毛背心,衬衫又白又挺,全是回到省城重新置买的。他们谈得很短,却谈得郑重。似乎感到有郑重的必要。其实宋峻从不把那时期的著名作家放在眼里。

        他见我拿着一只洗净的茶杯从浴室出来,放在宋峻面前,放些茶叶进去问宋峻够不够。他看出我已是另一个人。不再是要他照料的孩子,是个情愿照料男人的女人了。他手比画一个高矮,对宋峻笑着说:我头回见她她才这么点。六岁!说完他想起这话他已在宋峻进门不久时讲过一遍。不过宋峻很识相,和第一遍听到一样地笑。

        他告辞了。知道我和宋峻等着用这地方。我请他慢走,仿佛往很远处送行。在轻轻关上我们这扇门时,听见隔壁的房门刚一开就响起寒暄。一屋子客人早守在他屋里。都刚从乡村的角落回来,人们疯了似的串门。他聊不动的时候就躲到我爸爸这边来。

        宋峻和我进了卧室。你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少法子来过我们零碎的同居生活,多少法子在瞬间恢复衣冠楚楚。我二十三岁,在经验第三个男朋友。宋峻把前面两位在我这儿开始却没来得及完成的,完成了。我们可以在所有地方以最快速度决定如何去做,如何应变,如何因地制宜,如何恢复现场。稚拙而热烈,不知怎样就完成了。常常是在朋友和长辈在场时,在两人不约而同对视的一瞥目光与微笑中,才把囫囵吞咽的感觉重新玩味。而这时只是不顾一切地止住床的动响。声音通过地板、墙壁张扬出去,传到隔壁。我希望和生怕有这种传导。隔壁不断发出嗡嗡的笑声。他向后梳去的花白头发此刻该零散些许,随基因中安排好的那种节拍震荡起伏。什么时候梳起这样一种发式,那么庄严,带一种威吓,那么像一个主子。这次进城不能像第一次那么马虎了。要雪白的衬衫、挺直如刀刃的裤线,要这样拢向脑后的白发。

        也许我紧紧闭了眼。睁开也不见得能看见真实的什么。

        两只手抱住了我。感觉那皮肤的热度。太阳能给储备起来,又从那皮肤发散给我。因而你不用去接触就碰到了那股热度。我摩挲它。

        即便床和地板不声张,隔壁仍会感觉到的。我恐惧和渴望:它被感觉到。那频率可以被凭空接收,就在我们一同呼吸的空气里。他在一圈子海阔天空的客人里茫茫然的,无法不接受那频率。

        尽兴尽致也成了频率。心跳、呼吸、汗水,两眼中对那股永远不能到达的欢乐的渴望,都成了那频率。还有冒天大危险的勇敢和胆战。

        我想他是接收到了。不可能接收不到。

        隔壁嗡嗡的谈笑霎时就在我这同一空间里。墙移了,或许原先就没墙。我使劲在黑暗里摸索那欢乐。他掏出烟锅,灵巧的大手相互掩护,遮去人们向那残缺伸探的目光。我的头发给揉得一塌糊涂,他从此不再揉我的头发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找到欢乐。得放弃了。他抽起最纯的第一口烟,对客人们讲起瓜田中的一件琐碎趣事。

        他明白他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差点开始的拥抱被圆满完成了。

        这是我要他明白的。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他明不明白。我希望他知道:我成长得很好。

        或许我想让他知道:一份美好的成长一直擦着他的边在溜走。

        是否想以此刺痛他,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展示他可望不可即的,也有可能。

        事过我恍惚看见宋峻在匆匆着衣,手如抹坛口一般沿裤腰将衬衫下摆掖进去。他背向我,膝盖微屈,阻止裤子滑坡。他明白这是我们走进各自幕后的时间。他忽然转头看着倚在床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女人消耗透了,长辫成了酥酥两摊。他气急败坏地说:快点,有人来了!他以嘴努着一墙之隔的客厅。门开了,主人送客,却都在门口想起被耽搁掉的上百句话来。

        宋峻把衣服抛在我身上,说:快点啊!

        他见年轻女人先理起头发来,对他笑。笑容如同爵士乐一样放浪和不着边际,也不见得有任何针对。

        他起急了,说:你怎么回事?!(恬不知耻?蔑视公德?亵渎长辈?还要连累我?!)

        宋峻黑脸也急红了,毛手毛脚要来帮我,非常可爱地抹杀了所有的成熟和老练,抹杀了他在贺叔叔那类农民骄子面前的低调的优越。

        我却还是开心,嘴衔着一根发夹,他一直在门口与客人讲话。宋峻终于看不下去,对我说:你磨蹭吧,我走了!真走了。若有人闯入,只剩我一个也不成什么戏剧。我大声喊走到楼梯口的宋峻:你不吃晚饭了?

        估计谁都听到了。走廊上的客人们都静了一霎。

        此后贺叔叔却和我成了真的长辈和晚辈。时而从学校回来,听听我父母的争吵,洗洗澡(那时只有在相当级别的旅馆才有非公共的浴室)。或看一会儿电视。电视也是奢华玩意儿,因此我们从不在乎什么节目。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突然回头,见我爸爸眼睛鼓起瞪着墙壁,手里握的那杆蘸水笔染得他手指头全黑了,他一直在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一阵绞紧的感觉扼在我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我爸爸的写作如此漠不关心了呢?我很小很小时,它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爸爸的写作。我那么孤独的童年,仅仅因为我不能够把朋友带到家来放声说话和笑,不能不在他们进门前压低嗓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说:嘘!我爸爸在写作。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写作的父亲如此麻木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从他完成了上方指派的那个电影剧本之后,这一年,他在苦苦地写什么。

        仅是在偶然回眸中,我看见一个早衰的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后脑勺已裸露,伏在案前。我偶然发现这个已老的人是自己的父亲。长久长久地佝偻伏案,使他颇高的身体中出现了一种矮小。头发并没有白许多,而相比之下,贺叔叔的白发是那样一种年轻。

        这一年,我完全没在意他。我带了女同学们来洗澡,和宋峻谈笑,就随他去坐牢一样地坐,随他桌角上的稿垛高起来,烟缸空了又满。

        我一向对我爸爸那种不近情理的怜惜突然回来了。我声音很轻地问:爸爸,你在写什么?

        他回头看,认出是我。又把头转向墙壁。什么也没回答。他的后背出现烦躁。他原以为此境界中只有他一人。

        我有点尴尬。大家都要下台阶,我只好说:是长篇小说吧?

        他回答,嗯。非常勉强,好像给顶外行又顶热心的人问着了,快些报答一下他的好心与愚蠢,好让他及早闭嘴。

        我说:我说呢!你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呀?

        他就像不再听见我说话。

        我明白我不该再多说什么,却又来一句:嘿,现在有句时髦话,爸你知道吗,叫作“打捞失去的时光”。

        他一下子站起身,但没有看我。匆匆在桌上看一下,端起茶杯,把冷茶泼进马桶里,一边微微清理喉咙,泡了一杯新茶。照例地,开水溅得哪里都是。他背驼得厉害多了,整个人看上去那么累。

        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淳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地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的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的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只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在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间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做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哪,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时间做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都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的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屏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我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平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撇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不得舞(武)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我一时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泼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头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哎!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平和,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哦,我就没权利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艾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利。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里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历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下,我给他一个没心没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嗔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问: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几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胴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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