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奇怪，但这个事实并没有破坏那场聚会带给我的愉悦，我很高兴自己出现在那栋房子里，出现在那些有钱人中间。我爱尼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当然，面对当时的情景，我本应该很痛苦，因为这又一次证明了我永远不会得到他，但我并没有很难过：他有女朋友了，他的女朋友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我好，这我知道。但是他的女朋友是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她出生在这个家里，在这些书中间长大，这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我马上意识到，我面对的一切并没有让我心痛，这个现实倒是让我很安心，我觉得他们选择彼此名正言顺，自然而然。总之，我好像忽然看见了一对非常完美、非常相配的伴侣，只需要欣赏，不能妄加评判。

        但不仅仅如此。阿尔曼多向他妹妹介绍我：娜迪雅，这是埃莱娜，妈妈的学生。那个女孩听了，马上激动得一下子过来拥抱了我，低声说：“埃莱娜，认识你我真是高兴啊！”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就开始说起我的好话，而且不是她哥哥那种开玩笑的语气。在我看来她激动的口气和她妈妈在课上读我写的作文时的兴奋一模一样，她说，她太喜欢我写的东西，也喜欢我的写作风格。当时的情景让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最在乎的人都在场，尼诺和莉拉，他们俩都在，他们可以看到我在那个家里备受欣赏和喜爱。

        我表现得非常随和友好，我之前从没发现自己的这一面，我马上从容地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用一种文雅的意大利语和他们聊天，我一点儿也没觉察出来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那是我在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我问了尼诺他在英国旅行的情况，问了娜迪雅在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我有时候和阿尔曼多跳舞，有时候和其他男孩跳，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我觉得自己甚至能跳摇滚，在我跳摇滚时，我的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还好没有打碎。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后来我看到尼诺和莉拉聊了几句，邀请她跳舞，但她拒绝了，她从舞厅里走出去，我看不到她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想起我的朋友来。我先是跳了很长时间的舞，后来又和阿尔曼多、尼诺还有其他几个同龄人聊了天，最后和娜迪雅一起来到了阳台上，因为屋里面很热，而且，他们想让加利亚尼老师也加入我们的谈话，那时她正一个人在阳台上吸烟，呼吸新鲜空气。“来吧。”阿尔曼多拉着我的手说。我回答说：“我去叫我的朋友。”然后摆脱了他的手。我感觉整个人都很热，我满屋子找莉拉，最后我在一面全是书的墙壁前找到了她。

        “来吧，我们去阳台。”我说。

        “去阳台上干什么？”

        “凉快一下，聊会儿天。”

        “你自己去吧。”

        “你待烦啦？”

        “没有，我看书呢。”

        “你看到了吧？这里书太多了。”

        “是的。”

        我感觉她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整个晚上她都被忽视了，也许是因为她的无名指上的婚戒的缘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没人赞美她的容貌，娜迪雅的美貌才是最受青睐的。或者是因为她尽管已经有了丈夫，已经怀孕过一次，而且经历了一次流产，尽管她设计了鞋子，她会赚钱，但在这所房子里，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不能像在我们的城区里那样引人注目。就这样，忽然间我想起了在莉拉结婚的那一天，我感受到的那种不安和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很自在，要比和我们城区里的年轻人在一起舒服。唯一让我感觉到不安的是莉拉现在很不合群，她像是被边缘化了。我把她从书架旁边拉开，拉到了阳台上。

        其他人还在跳舞，我们围绕着加利亚尼老师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有三四个男孩子，还有两个女孩。但是只有男生在说话，唯一一个带着讽刺的语气插话的女性是加利亚尼老师。我马上发现，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子：尼诺、阿尔曼多和一个叫卡罗的男生都觉得和老师争辩很不合适，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争论，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最后判定胜负的裁判。阿尔曼多和他母亲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针对的是尼诺。卡罗支持老师的观点，但要说服其他两个人，他就要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要和老师说的有所不同。尼诺非常客气地表示，他不赞同加利亚尼老师的观点，他的想法和阿尔曼多以及卡罗完全相反。

        我非常入迷地听他们谈话，他们说的那些话就像一些花骨朵，要么在我的脑子里盛开，因为那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那样我就会很活跃，很投入地参加；要么就像我不熟悉的地形，我就会退后，隐藏自己的无知。第二种情况让我觉得很不安：我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我听不懂。对于我来说，那都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他们向我展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人、事件还有思想，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我在夜晚进行的阅读根本就不够，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对尼诺、加利亚尼老师、卡罗和阿尔曼多说：是的，我明白，我知道。整个地球受到了威胁，核战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黑脚”移民，养老保险基金，国家自由开放前沿，反共热潮，戴高乐主义，法西斯，法国，集团军，宏伟，荣耀，萨特是一个官本位主义者，但他还是看重巴黎的共产党，工人阶级，法国和意大利的糟糕情况，左派应该更加开放，萨拉盖特、南尼。范范尼在伦敦、麦克米伦，我们这个城市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大会，范范尼主义者，阿尔多·莫罗，左翼天主教民主党，那些被权力腐蚀的意大利共产党……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派就会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你们看到了莱奥内在新学期开幕式上的表现了吗？”阿尔曼多摇了摇头，有些鄙夷地说：“通过计划是改变不了世界的，需要流血，需要暴力解决。”

        尼诺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规划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他们谈论得非常热烈，加利亚尼老师很关注几个男生说的话。他们知道的东西可真多啊，就好像了解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事情。后来尼诺带着欣赏的语气提到了美国，他像英国人那样说了几句英语。我注意到，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低沉，甚至有些沙哑，不再像他在莉拉的婚礼上，或者在学校里时那么生硬。他提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好像他去过了那里一样，他还提到了丹尼洛·多尔奇、马丁·路德·金和伯特兰·罗素，他讲到了他很赞同的一个机构——“世界和平旅”，驳斥了阿尔曼多的观点，因为刚才谈到这个机构的时候，后者用了一种讽刺的语气。然后他们的语气变得激烈，音调也提高了。啊，他真的太帅了！他说，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世界有能力从地球上清除殖民主义、饥饿和战争。我简直太激动了，尽管他们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事情我都不了解——什么是戴高乐主义、养老保险基金、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开放、丹尼洛·多尔奇、伯特兰·罗素、“黑脚”移民，范范尼主义者又是哪些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觉到一种迫切的需求，之前一直都有的一种需求，就是无论尼诺要做什么，我都要关心他，照顾他，保护他，支持他。那是整个晚上我唯一对娜迪雅感觉嫉妒的时刻，她站在尼诺身边，像个仙女一样光芒四射。然后我听到自己嘴里说出了一些话，就好像不是我自己说的，而是另一个懂得更多、更有自信的人决定通过我的嘴说出那些话。我在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情况下就开始说话，在听他们讨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回想着我在加利亚尼老师的报纸上面看到的话，我急于表达自己，想证明自己的欲望战胜了羞怯。我采用了我做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时使用的意大利语，我支持尼诺的观点。我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的世界，我说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之前那一代人犯下的错误，如果现在发生战争的话，那将是一场针对核武器兵工厂的战争。假如我们允许使用那些武器，那我们要比纳粹更加糟糕。啊，说到这些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感觉自己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最后我总结说，这个世界有太多暴君和受苦受难的人，迫切地需要改变，但需要通过和平手段来改变。

        我不知道我说的话是不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阿尔曼多看起来不是很高兴，还有一个金发的女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讽刺的微笑。但是，当我说话的时候，尼诺就已经开始点头了。加利亚尼老师在我说完后，马上说了自己的想法，她有次提到了我说过的话，她说：“就像刚才埃莱娜说的。”娜迪雅也支持我，她离开尼诺，过来在我耳边说：“你真的太棒了，太勇敢啦！”莉拉这时候在我旁边，她没有说话。但当老师正在说话的时候，她拽了一下我，用方言轻声说：

        “我困死了，你问问电话在哪里，我要给斯特凡诺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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