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如今他们俩只剩下科里亚了。十八岁以前未成年时，直到收到参军通知那天，他还在妇女保健研究所学习。这样的士兵难道也应该被派到阿富汗去？女邻居责备我，她说得对：“难道你就凑不上两千卢布去行贿？”有人行了贿，救了儿子一条命，于是他们就用我的儿子代替了那个人。我当时不懂，应当用钱去救儿子，我只知道用心灵救他。

        他在部队宣誓那天，我去看望他。我发现他有些心神不宁，参加战争他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跟儿子一向开诚布公：“科里亚，你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要为你去求情。”

        “妈，别求情，别低三下四的。你以为你说我的思想准备不够就能打动那些人的心？在这里谁管你这些？”

        我还是争取到让营长接见我。我请求他：“科里亚是我的独子，如果他出了事，我就活不下去……可是他的思想准备不够，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准备不够……”

        他表示同情：“您找一下当地的军委会。如果他们能给我寄来一份正式公函，我就派他回苏联服役。”

        飞机夜间着陆，上午九点我就跑到军委会去了。军事委员是戈里亚切夫同志，他坐着，正与什么人通电话。我站着……

        “您有什么事？”

        我讲了。电话铃又响了，他又拿起话筒，同时对我说：“什么公函我也不写。”

        我恳求他，我下了跪，我恨不得亲吻他的手：“他是我的独子。”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甚至没有站起来。

        我临走时还在央求他：“请您记下我的姓名……”

        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他能审查一下我儿子的档案，考虑一下，会帮个忙……他又不是石头人。

        过了四个月，他们那边办了三个月的速成训练班，儿子从阿富汗来了信。仅仅四个月，仅仅一个夏天。

        早晨我去上班。下楼梯时，迎面走来三个军人和一个妇女。三个军人走在前边，每个人的左手托着军帽。我过去从什么地方得知，军人用左手托着军帽走路是表示哀悼的意思。于是我没有继续下楼，转身往楼上跑。他们大概明白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母亲。他们也跟着上楼……我钻进电梯，立刻往下开……我要马上跑到街上去，赶快躲开……我要自救……什么话也不要听见……我下到一层，电梯停住了，有人上电梯，他们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按了电钮再上楼……上到自己那一层……我冲进自己的房间，由于心慌，我忘记关门……我听见他们进了屋……我躲进寝室……他们跟着来了，左手托着军帽……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当我还有力气时，我像猫似的扑向他，大声叫喊：“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他一声不响，我甚至想揍他。他一声不响。以后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过了一年，我才想见人。在这之前，我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像个麻风女。我错怪了别人，老百姓没有责任，可是我当时认为他们都对我儿子的死负有责任。不论是食品店那位熟识的女售货员、那位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还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都负有责任。我那时想见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在公墓里，在小小的坟墓旁成了朋友。到了傍晚，下班以后，这位母亲乘公共汽车匆匆忙忙赶到那里，那位母亲已经坐在自己儿子的墓前哭泣，第三位母亲正在给栏杆刷油漆。我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关于孩子……我们只谈他们，仿佛他们都是活人，那些谈话我甚至都能背诵下来：

        “我来到阳台上，看见外面站着两名军官和一名医生。他们走进门洞，我扒着猫眼往外看，看他们去谁家。他们走到我们这一层，站住了。他们向左拐……去了邻居家？他们的儿子也在部队里……门铃响了……我开了门：‘怎么，我儿子阵亡了？’‘大娘，请您坚强……’”

        “他们开口就对我说：‘大娘，棺材停在门洞里，给您放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和丈夫准备去上班……平锅里煎着鸡蛋……水壶里的水也开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剃成秃子……过了五个月，送来一口棺材……”

        “我儿子也是过了五个月……”

        “我儿子过了九个月……”

        “我向那位送来棺材的人问：‘棺材里有人吗？’‘我看见怎样把他装进了棺材，他在里面。’我盯着他，盯着他，他低下了头：‘那里有点什么东西……’”

        “有气味吗？我们那口棺材有气味……”

        “我们那口也有，还有些白色的小虫子从棺材上掉到地板上……”

        “我那口棺材什么气味也没有，是新鲜的木料，潮湿的木板……”

        “如果直升机着了火，就把他们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找到一条胳膊、一条腿……根据手表，根据袜子辨认他们……”

        “棺材在我们院里放了一个小时。我儿子两米高，是个空降兵。他们送来棺椁，一口木头棺材，还有一口锌皮棺材……抬着棺材在门洞里转不开身……七个大男人很吃力地把它抬了起来……”

        “我儿子被他们运了十八天……飞机里装的全是‘黑色郁金香’。先运到乌拉尔，然后运到列宁格勒，再运到明斯克……”

        “他的东西一件也没送回来，哪怕是个小东西留作纪念呢……他过去抽烟，留下个打火机也好呀……”

        “好在不开棺，让我们看不见他们把我儿子弄成了什么样……他在我眼前永远是活的，完整无缺的……”

        我们还能活多久？心里装着这种悲痛活不长。受了多少委屈呀！

        区执委会答应说：“给您一套新住宅，您在咱们区里任意选一套。”

        我在市中心挑选了一套，不是组合板壁而是砖房，是新结构，我说了地址。

        “怎么，您疯了？那是党中央的住宅。”

        “难道我儿子的血就不值钱？”

        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诚实，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找了党中央，他去替我求情。他回来只对我说了一句：“你若听见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就好了。他们说，她悲痛欲绝，你算老几，管什么闲事？差一点把我开除出党。”

        我应当自己去，那时他们会怎么回答我呢？

        我今天要到坟上去……我的宝贝儿子在那里……那里都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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