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个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他对学术研究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个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洗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啰，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和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个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将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一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被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所吸引，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他也不会在乎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就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学、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11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待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扼制，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可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颇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以外，对其他人来说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希特勒还有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世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虐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施特莱彻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谴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仇恨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迪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穿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斗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阔，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批评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利普·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的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做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做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做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中午之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此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施勃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施勃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戴着鲜红的卐字臂章，操着正步，从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过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施勃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跟。”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聂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什、理查德·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Ｌ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人。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得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从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十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也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演讲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地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和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演讲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筋疲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疲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演讲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的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难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学成才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取得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做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但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夹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卐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做好了应付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触目惊心。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态度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提埃希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的情景——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其业余气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啤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僻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埃卡特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在拜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提埃希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了架。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画画，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震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伊索德》和《罗恩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街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海因里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啦啦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画，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希特勒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赫仑纳描述了1923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希特勒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假装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存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力……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做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都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支持自己的挚爱。又有一天，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由于莫里斯对姑娘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职。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希特勒拒绝接受他的意见，但他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去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他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两人坐上希特勒“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伦勃朗的《戴金头盔的男子》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位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画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家乡白莱特做了逗留，还进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漂泊的荷兰人》而设的。自1914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做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么，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谴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就是犹太人！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演讲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疾者伸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的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区，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演讲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还能向上挥动其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到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越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以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恺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旗海中，这种在震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政府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3月30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其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不久之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卐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还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蜂拥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试探他们，但他们未做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扬扬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绝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落败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获得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短暂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个名叫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的民族主义分子在杜斯堡附近炸毁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区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一个美丽的疗养胜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莫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辞藻谴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至极，叫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了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迈的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吹起口哨，奏着《罗恩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妻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心里必定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就对希特勒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其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日和2日于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余万民族主义分子拥向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家庭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的一个会场上发表了讲话。他看上去比在科堡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的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做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帖耳，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都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将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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