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支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缕头发披在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面对姐夫里奥，他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会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潢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段时间。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个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做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370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3000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11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么，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2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师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做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1908年2月10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阿道夫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9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2月17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作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不知这个年轻人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毫无疑问，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笔下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5小时后，18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座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加斯29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5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个季节，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2月18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张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做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50—60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5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瞥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布袋一耳，消失在喧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29号的宽敞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难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看看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颗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凡大教堂。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放一架大钢琴后便住不下两个人，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20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都是些头脑僵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300克朗，一直领到年满24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600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25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6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650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其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5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总是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9时45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29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库斯特尔要去看威尔第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恩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10次。“诗歌会”同样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有几次，库比席克诱他去看了威尔第的歌剧，但希特勒只赞同《阿伊达》。他对虚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对。“如果没有刀，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一天，他听见街头手风琴手在演奏《贵妇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尔第！你想想，罗恩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风琴演奏吗？”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他所喜欢的作曲家还有布鲁克纳、贝多芬和格里格——他们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常常使他感动。

        缺乏金钱，这并未使他们的维也纳的光辉变得黯淡。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古斯塔夫·马勒刚退出皇家剧院，并加盟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但留下了许多辉煌之作，其中许多是罗勒设计的。尤其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黎恩济》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第二部分。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由于删去了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节，招来了某些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由罗勒重新进行舞台设计。顺便提一句，两位导演都是犹太人。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犹太人。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都拥向这里，”有位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座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家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真正意义的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他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这座城市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座魅力和贫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自由思想，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令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林立着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目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人，一旦成名，也就会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瓦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瓦格纳时说的。在此后5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和伊索德》，这部作品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世嫉俗，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间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规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3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倚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他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则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比席克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比席克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比席克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谱”。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比席克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夜以继日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便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过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来说，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1908年）的复活节是4月19日，即他19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比席克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你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比席克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煦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比席克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做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比席克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他作的歌曲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7月上旬，库比席克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比席克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比席克，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就越变得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比席克给希特勒寄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希特勒说“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两个星期过去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7月20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太太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比席克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战。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8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拼写错误，在不爱挑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他攻击说，他们“要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阿道夫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9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到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母亲的一份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11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坐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11月18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一张明信片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但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29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若说是得罪了他，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且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断绝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在目前是。另外，库比席克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1909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僻，很安静，又喜欢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25克朗津贴外，他已穷途末路了。他又从费尔伯大街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的一个较小的楼内，地址是塞斯奥塞大街58号，21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8月22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之后3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以外衣当枕。那年严冬来得早，1909年10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恺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个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此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栖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早9时便在坐落于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来说，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时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贫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忍，筋疲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经济上的主要支柱是爱波斯坦家族。它始建于1870年，后得以重新大力装修，于一年前重新开放。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包括全家老小——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片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足，床铺的排列有如军营内，床号编在金属衣架上。主要的饭堂——那里供应的面包和汤均极充裕——不仅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所，全都一尘不染。

        12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列队站在收容所大门前。大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列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随母亲。希特勒领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间大宿舍里。对一个习惯于独居的年轻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次难受的经历。首先，他得蒙受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的耻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组得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汤。

        除非是受另一个慈善机构照顾的人，否则，谁都很难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像这样的收容所，效率虽然高，且还为人们提供住处，但是，一旦人们踏进这个大门，也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贫人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大都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老将。他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里，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第一晚，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肯定是忧郁而沮丧的。

        照顾希特勒的是住在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待上比规定的一星期时间更长，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仆人——名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也曾梦想当个画家。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曾在柏林住过数年。汉尼希（“我们每晚必见，虽然困难重重，我们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观察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汉尼希教育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医院内待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开门时刚好赶回。途中，若有较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乞，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乞的天分，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仁的客户。这名同仁是专门卖那些“软心肠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做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三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他一个克朗，并叫他日后去找“圣文生协会”。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采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户去兜售。没问题，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但是，因为没有摊贩证，两人均会遭到警方的骚扰。没有问题，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痨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已把画具连同衣裳一起卖了。善于出谋划策的汉尼希说，这也不成问题，你阿道夫不是有亲戚吗？阿道夫又强调他没有画笔了，这也没有吓倒汉尼希。与西里西亚的一位小贩一起，汉尼希陪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位于海德林车站对面。希特勒用借来的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家人（大概是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封有一张50克朗的银行支票（“在那些日子里，这是一大笔款子”）。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

        那时，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所以，眼下之急是买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议到犹太区的旧货商店去买，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卖自己的大衣时曾上当受骗。后来，他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以12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汉尼希要希特勒立刻开始作画，但他坚持要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说，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1910年2月9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汉尼希宁愿当一般的仆人而不愿当希特勒的侍者，所以并未陪他前往。这个区是维也纳的第20区，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坐落在梅尔德曼大街25—27号，可容纳500名单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5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只要将餐券塞进当时极先进的设备——自动机即可。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19个铜币，再加4个铜币便可饱餐一顿。

        隔离房间内还有十多个煤气炉，专供付不起饭钱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费“用最好的厨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饭菜。主食是马铃薯，人们最喜欢做的是有肉或无肉的马铃薯饼。他们联合起来，无工作的在公寓里烧饭，有工作的则购买原料。

        厨房外，只三步楼梯远，便设有一个阅览室，里边放有十多张阅览台。此外还有许多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十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己的事业：一个匈牙利人将硬纸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艺场的各酒厅出售；一个老人将报上登载的已订婚的夫妇的姓名抄录下来，卖给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样整洁；但是，大多数单身汉都喜欢独占一间小房——长约7英尺，宽5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面镜子、一个夜壶和一张很窄的小铁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张分成三段的床垫，马鬃充填的枕头，两张毯子。床单一星期换两次——对任何一个在此居住的下层人说来，这都是奇迹中之奇迹。这些小房可不是毫无生气的牢房，除了足够的人工照明外，每间房皆有窗户。每层楼均有许多洗碗台、洗脚槽和洗手间；在地下室内还有十多个淋浴室。公寓里还有裁缝店、理发馆、补鞋铺和洗衣间。此外，还有长长一排干净的物品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总管以严明著称。他坚持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必须离室；娱乐室内只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争论还是欢笑，均可能被开除；公寓内可饮葡萄酒或啤酒（毕竟，这里是维也纳），但烈性酒则一律严禁；必须爱护市府的财产（“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内的住客违反纪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诚地努力工作，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1910年2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的住宅的。他缴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据现在的住客讲，是在三楼）。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希特勒入住后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因为一星期当四天仆人便足够了。于是，他又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写作”室内靠窗的长台前坐下——当然是带着作画的各种材料。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片中的维也纳市景描摹下来。汉尼希没费多大气力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欢喜，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只有一件衬衣，他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穿的依旧是沾着消毒剂的破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体面的。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里是曼纳海姆的知识阶层，就是说，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一般是高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15—20人）常常聚首的地方。“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腐败，就像世界各地住在贫民街上潦倒的人们之所为，这些演讲（有时蜕变为叫骂比赛）有时也在工作日里举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尽头的房间内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会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会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他对群众的兴趣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动，”汉尼希回忆说，“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能节制自己，行动威严。”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之浓，常令他在“众议院”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他倾听形形色色的辩论，听得如痴如醉，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独自大喊大叫——他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谴责的大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片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在曼纳海姆结识的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止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廉鲜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最重要的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地反犹。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后来出现的，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人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的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显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的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观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是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牵涉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充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这一细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忌口的方法（只吃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他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而言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庸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美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h.B.h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他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的事情，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成行——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他寻欢作乐了5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拼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采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那样粗暴地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12月1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3500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1911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25克朗的津贴。他主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儿津贴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的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自己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知是否损失在他的同伴们所制订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膝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画脚，连头发也在飞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疤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屈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看，他的画可说是出自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房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房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当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来说，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能够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维也纳“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座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么，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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