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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战

        志得意满的刘备,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前任二舅子孙权的反应。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江东政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代荆州都督鲁肃去世。

        实事求是地讲,鲁肃的去世,也许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算不上大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东汉末年,那么他的死对于当时的局势,尤其是刘备政权来说,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肃死后,原本孙权要以徐州人严畯代替他的位置,但严畯以自己一介书生,不识军事为由坚决辞让。孙权不信,还很搞笑地让严畯骑马走两步,结果严畯一上马就摔了下来,弄得很是狼狈。孙权没办法,只好改用吕蒙为汉昌太守,负责江东的荆州事务。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从鲁肃到吕蒙,不仅是换人这么简单,而是对外政策的大转弯。

        吕蒙原本对荆州便有一番野心,所以一上任便打算推翻鲁肃生前所主导的“孙刘联盟”。他告诉孙权:

        “假设我们以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驻守西边的白帝城,蒋钦带万余水军巡游江上,针对敌人所在出击,我吕蒙看管前线襄阳,曹操又算得了什么?又哪里需要依赖关羽?关羽、刘备不过是一伙诈骗集团,骗完东家骗西家,我们绝不能与这样的人为伍。现在关羽不敢东进,只是因为至尊(孙权)圣明,我们这些老骨头又还活着,如果我们不能趁现在处理荆州,到时情况有变,要再兴兵,恐怕就难了。”

        孙权点头称是。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决策,当时建业小朝廷中,全琮也曾就图谋荆州一事做出建言,但孙权为了保密起见不作回应,毕竟朝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鲁肃的路线——联刘抗曹。

        吕蒙一到陆口,马上装出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跟关羽套近乎,孙权还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提亲。

        关羽为人处世或许不够敏感、圆滑,但他骨子里却极其讨厌这种阿谀式的讨好,因此不但拒绝了亲事,还羞辱了提婚使者一顿。

        现在看来,这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即便看不起,也没必要折辱人家,这只会让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虽然孙权图谋荆州是早晚的事,但关羽这么做,无疑是将这个日期给提前了。

        当然,吕蒙和孙权都是城府极深之人,对此都没有太激烈的反应。他们是熟练的猎手,在猎物没有露出破绽之前,他们不介意将自己全身浸泡在腐臭的烂泥之中,只露出一双浊黄的眼睛,扫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寻找机会。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夏天,机会来了。

        当年七月,关羽开始执行刘备的汉水大战略,向襄樊发动大规模攻击,一旦成功,襄樊、东三郡、汉中就会连成一线,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完整前线。

        当时曹魏方面负责襄樊防线的是征南将军曹仁。从赤壁之战后,曹仁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荆州,对襄樊防务应该颇为熟悉。不过,或许是受到前些年疫病、宛城之乱以及孙权攻合肥的综合影响,曹魏在襄樊的防守十分虚弱。面对关羽的北伐,以骑兵见长的曹仁竟然放弃在汉水南岸陆战对决,而是自个儿把守北岸的樊城,将南岸的襄阳交给将军吕常驻守。

        曹仁之所以选择守北岸,估计是因为船舰不足,无法搭载大批骑兵过汉水,但这么一来,整条汉水便成了关羽舰队泛舟的私人水道。关羽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从哪个口岸登陆便从哪个口岸登陆,长驱径入混乱衰弱的南阳地区。而曹军则只能选择沿着汉水布阵,被动阻挡关羽的水陆两栖部队。

        为了完全封锁汉水北岸,曹操向襄樊送出大量援军。立义将军庞德早于侯音之乱时便隶属曹仁的麾下,汝南太守满宠此时也率兵前来樊城助守。第三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援军,则由左将军于禁统领,一共有七支部队约三万人,驻军于汉水河岸,以防敌军登陆。

        于禁是当时除了诸曹夏侯之外,跟随曹操最久,也最得曹操信任的将领。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新任兖州太守时,于禁便拜入其麾下,从陶谦、吕布、张绣、袁绍一路打过来,以治军严谨、执法严格著称。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于禁已经在曹操手下打了整整二十七年工,官拜左将军,假节钺,为诸将之首,是名副其实的“金领”,曹操在自己身体不适之际,派于禁率精锐救援襄樊,所托付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然而所谓天意弄人,这位百战宿将一世之威名,注定要丧在这滔滔汉水的洪流之中。

        八月,襄樊地区忽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连绵十余天不止,结果造成汉水暴涨,樊城四周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于禁虽然身经百战,但在荆州作战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对于天气的变化无法及时掌握,他的军队原本驻扎在河边浅滩,结果军营一下子被大水给冲垮了,于禁只好率残军逃到高处。

        另一方面,洪水却给了关羽舰队横行无忌的空间,他直接把船驶入洪水灾区,对在高地上没有食物、军备和帐篷的曹军发动猛烈攻击,在万般无奈之下,于禁只好作出他军旅生涯中最沉重也是最屈辱的决定——投降。

        在小说中,这一段被描写成“水淹七军”,成为关羽最耀眼的战绩。总的来说,“演义”所描述的大体上符合史实,只是细节存在出入。最大的出入便是,之所以水淹七军,是由于汉水暴涨所致,属于自然灾害,而非关羽的人谋。

        与于禁的变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刚归降曹操不久的庞德庞令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死战到底,最后箭矢用尽,带着几名死士想乘小船突围,可惜技术太差,小船反而被弄翻,最终被关羽所擒。

        庞德被押回蜀军大营时,立而不跪。关羽起了爱才的念头,便说:“你家兄弟(庞柔)如今在我大哥手下做事,不如你也跳槽吧。”

        谁知庞德却破口大骂:“小子(竖子),让你大爷我投降门都没有!魏王有雄兵百万,威震天下,刘备只不过是个庸才,怎么敌得过魏王?我宁当个国家之鬼,也不做贼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关羽大怒,将庞德斩杀。

        庞德的“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与严颜的“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大致相同,都是宁死不屈的意思。与严颜一样,庞德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

        回头再说曹操。

        于禁的投降,对于曹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不但是极其严重的军事挫败,更是人与人之间将近三十年时间所建立起来的信任与友情的瓦解。

        在短短的八个月内,曹魏丧失了第二个重要统帅,三万精兵遭俘,曹操所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也向关羽投降。

        当时唯一的后备部队是临时从汉中抽调过来的徐晃军,屯驻于宛城,那是一支由预备役组成的部队,是名副其实的菜鸟军团,上了战场只有当靶子的份。眼下樊城内只剩数千人把守,粮尽援绝不说,洪水猛烈,关羽的舰队甚至可以直接开到城楼前,攻城都不用搭梯子。

        曹仁和满宠虽然溺死了一头倒霉的白马,表达誓死守城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士兵的士气,然而在那种恶劣局势之下,恐也没几个人会相信一头死马能带来什么好运。

        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关羽的这场空前大胜触发了某种骨牌效应,那些潜在的反曹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头来,和关羽连成一气。例如河南的孙狼(的确叫这名字)便率众在司隶陆浑起兵叛变,接受关羽的印绶。司隶郏县也有类似的势力,严重影响到曹魏在河南地区的防务。另外在曹操的首府邺城,则发生了神秘而又诡异的“魏讽案”。

        魏讽是一位背景神秘的人物,他的父祖不详,连出身籍贯都有争议,但他却平步青云,担任魏国相国钟繇的长史。据说他是当时的名嘴,口才绝佳,很有领袖的魅力,在邺城士大夫圈中集结成一股力量。

        于禁投降之后,九月,魏讽企图连合长乐卫尉陈祎袭击邺城造反,但陈祎却在最后关头倒戈,向曹丕告密,致使魏讽的阴谋功败垂成,与其党羽一并被曹丕处决。

        “魏讽案”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发生在曹魏的心脏地带,不仅主谋魏讽高居权力核心,涉案人员也不乏一些权贵子弟。这里面包括黄门侍郎刘廙的弟弟刘伟、已故破羌将军张绣的儿子张泉、已故侍中王粲的两个儿子,还有当代大儒宋忠的儿子等等,涉案被处决的人数众说纷纭,有说数十人,也有说数千人,总之是一笔糊涂账。

        假设死者达数千人之众,那么这有可能是汉末以来,涉案人数最多、性质最恶劣的一宗谋反案。当然,也并不排除有冤杀的可能。

        之所以说此案神秘而又诡异,是因为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有说这是曹丕为了顺利即位所发动的大清洗,也有说魏讽是在和关羽遥相呼应。

        针对后一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是,除了魏讽自己以外,所有留下名字的涉案人员,都曾在荆州待过:刘廙和王粲都是年少就到荆州避难,张绣曾是刘表的爪牙,宋忠则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他们的儿子、兄弟都在荆州生活,随后才迁居北方。

        这群年轻的“荆归派”对于荆州,自然比对曹魏有更深厚的感情,因此当关羽率兵北上时,他们趁机响应作乱也不算意外。当然,在史无明载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是臆测,作不得准。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关羽大破曹军,威震华夏,刘备集团的声势也如汉水的水位一样,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当时成都小朝廷内肯定到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襄樊一地已经是囊中之物,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将是三辅、南阳,甚至是许都。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无情的现实告诉了他们一个真理:盲目出击,往往没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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