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建安十五年休息了一整年，除了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外，没做出什么大事。

        建安十六年一开始，并州就发生了“商曜之乱”。曹操派遣夏侯渊与徐晃前往讨伐。三月，曹操突然宣布，对割据汉中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开战。

        汉中是指今天陕西省南部一带，以秦岭与大巴山为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块，张鲁便是在这里实践他道教建国的理想。曹操对张鲁的宣战之举，就像是北美的蝴蝶鼓动翅膀一般，被点到名的张鲁没有太大反应，反倒是其他割据势力都陷入到龙卷风暴之中。

        首先是盘踞在关中地区的小军阀们，一听说曹操要经过他们的地盘去攻打汉中，马上像是被针扎到屁股一般跳了起来。他们结成了同盟，在韩遂与马超的带领之下进驻潼关，向曹操发起挑战。之后的一整年，曹操便致力于对付这些剽悍的西凉部队。

        曹操攻击张鲁的第二个蝴蝶效应，就是促成了刘备的入蜀。

        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讲述益州的故事。

        益州位于帝国的西南疆，是十三州中地域最广大的一州，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块。最北边是东西狭长的汉中盆地，汉水从西向东流贯其中，与荆州的襄阳地区相连。中部是巴蜀平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是益州的精华地区。南方则是包括今天云贵高原和滇西纵谷的南中地区。在东汉末年，汉文化才刚刚进入这一带，在北方帝国的眼中，这里是标准的“不毛之地”、“化外之地”。

        益州中央的巴蜀平原又可分为“东巴西蜀”两块地域，东边的巴郡大致以江州（今天的重庆）为中心，向北沿着渠江水系，经过宕渠等地进入大巴山区，向东则顺着长江通过三峡，与荆州相连。

        至于西边的蜀地则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在东汉末年时设有蜀郡、广汉与犍为三郡，号称“三蜀”，成都城就位于蜀郡和广汉郡的交界处。向北沿着涪江是著名的古蜀道，经过雒城、绵竹、涪城、梓潼、葭萌等重要关隘，直入汉中的阳平关。这一带不仅经济繁盛，也是汉文化最早扎根的地方。西汉时期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哲学家扬雄皆出自成都，可见此地的人文水准，已不亚于中原地区。

        除了人文建设之外，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经济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除了在肥沃平原上发展的农业以外，井盐、药材、各类矿产的开采都为巴蜀注入了相当多的财富，至东汉后期，益州总人口数已达七百万。

        《后汉书·第五伦传》有言道：“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蜀国当时土地肥沃丰饶，民官皆富足殷实，即便是政府里负责财务管理的小公务员，家里的财产就有千万之多，他们有崭新的车、肥壮的马、讲究的服装、奢豪的生活，他们因拥有大量资产而自然显达。

        说白了，这是个富得直流油的地方。

        不过文化虽然发达，经济虽然富庶，但对于北方帝国来说，益州终究是个边缘地区，东汉时益州出身而晋身三公、九卿或将军者少之又少，也就略多于更加偏远的交州而已，这和荆州、兖州等地随手一抄就是一票两千石的高官显族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巴蜀可能由于治安比较好，世家大族蓄养家兵的情况并不多见，反倒是在南中地区，以原住民为基础的豪族势力，对之后的蜀汉政权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总体而言，巴蜀是个经济富庶、政治衰弱的地方。当地的豪族有钱但无势，整个地区豪族、少数民族、宗教势力错综，缺少压倒性的势力，使得外来政权的统治更为复杂。

        东汉末年的“二牧政权（刘焉、刘璋）”便建立在这种复杂的基础之上。

        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东方的黄巾之乱进入高潮期，益州人马相也以黄巾为号，在三蜀地区聚众十余万，杀益州刺史郤俭，自称天子。巴郡的张修则在巴郡、汉中等地以“五斗米道”纠集教众，叛汉自立，整个益州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当之中。

        刘焉本是荆州江夏人，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之后，他的血统和家世显然要比刘备更靠谱。年少的刘焉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后，便被拜为郎中，之后又被举为贤良方正，官至太常，主管皇家礼仪。刘焉是个善于投机且有野心的人，他看出东汉帝国气数已尽，留在洛阳必定出事，于是想要找个遥远的地方外派，当个天王老子管不着的土皇上。

        最初，刘焉是想逃到海角天边的交趾。不过他的好朋友、益州广汉人、时任侍中的董扶告诉他，益州有天子之气，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向帝国建议：“现在的州刺史都只是监察职，权力太小，不能处理大规模变乱，应改以中央大臣任州牧，掌握实质的权力，以协调跨郡的问题。下官太常刘焉，愿以身作则，前往益州，为帝国平抚叛乱。”

        朝廷很欣赏刘焉的勇气，便任命他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前往暴乱的蜀地上任。董扶也辞去了中央官职，随刘焉前往益州。

        另一个追随刘焉的是时任太仓令的赵韪，他是巴西郡安汉县大姓出身。和纯粹是名嘴之流的董扶有所不同，赵韪是益州的实力派人物，他的回乡，在蜀中掀起一股汹涌的波涛。

        那年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刘焉刚入益州时，巴蜀两地仍被米教势力所控制，他只能在荆州西界暂时驻扎，设法安定州中变乱。没过多久，刘焉成功招降了五斗米道的两大头目张修和张鲁，安定了巴郡。

        与此同时，一位帅气的蜀郡英雄贾龙又用数百人袭杀了统兵十万的黄巾“天子”马相，恢复了蜀郡的秩序。

        于是刘焉得以大大方方地进入到蜀地。他将州政府搬到绵竹，任命贾龙为校尉，董扶为广汉属国校卫，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赵韪为帐下司马，正式统镇益州。

        刘焉入主益州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帝国，对于同时间中原关东联军与董卓的战争压根儿没有兴趣。刘焉的态度是：你们只管打你们的，别把血溅到我身上就好。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西撤长安，发现后方居然还有这么一位中立的方镇，于是时不时就下道圣旨，要刘焉送钱送粮，顺便带些土特产来。可惜刘焉压根儿就不鸟他。

        一看刘焉居然是这个态度，董卓的鼻子都气歪了：怎么着？别以为山高皇帝远老子就治不了你！

        董卓治刘焉的方法是：频繁地派出使者骚扰刘焉。

        结果刘焉做得更绝，为了避免被董卓持续骚扰，他派了张鲁和张修两位宗教领袖，率兵进入北方的汉中，杀掉汉中太守苏固，摧毁穿越秦岭的斜谷，然后对外宣称米贼断道，对于朝廷圣旨恕难从命。那意思很明白：我不出去，你们也甭想进来。

        以上是对外。

        对内，在实施锁州政策之后，刘焉开始了他的铁腕政权，他借由一些小事一口气杀掉了王咸、李权等十余名益州豪强，意图巩固自己的政权。但这样的行为很快便激起其他益州豪族的不满，首先是犍为太守任歧起兵造反，之前立有大功的贾龙也在董卓的游说之下叛变。

        面对本土势力的强烈反扑，刘焉早留了两手：当时自长安和南阳等地涌入大量被称为“东州士”的难民，刘焉有企图有预谋地将他们组织成“东州兵”，成为他克制巴蜀豪族的秘密武器。另一方面，自青海、西康移入的少数民族也被刘焉招募为私兵，号称“青羌”。

        在东州兵和青羌的协助之下，刘焉成功地扑灭了贾龙与任歧的叛乱，确保了他在益州的独裁统治。

        经过这场对内的胜利之后，刘焉称帝的动作越发明显。他开始在绵竹大量制造皇帝规格的器具与车辆。他的邻居、新上任的荆州刺史刘表实在看不过去，便向中央打了个小报告，当时刘焉的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在长安朝廷任职，朝廷于是拘禁了大哥和二哥，派刘老三回益州劝说刘焉，但刘焉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丝毫不顾及两个儿子的死活，抗旨将刘璋留下，继续朝着皇帝之位一路狂奔。

        在这段时间内，北方情况越加混乱，关东诸侯互相攻伐，长安城中董卓被杀、吕布被逐，李傕、郭汜成为帝国的首脑。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在长安的部分朝臣发动了一项伟大的救国计划，号召西方诸侯发兵勤王。

        这场“圣战”的主角是马腾，但由于刘焉的长子刘范也是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于是刘焉打破孤立政策，派校尉孙肇率领五千人马，前往长安支援。

        当年三月，勤王军一战败于长平观，马腾撤回凉州，刘范战死，老二刘诞则被郭李政府处死。就在这一危险时刻，一位刘家的好友、时任议郎的河南人庞羲冒死护送刘家其余老幼逃出长安，撤入蜀中。

        一下子败掉了两个儿子的刘焉心痛不已，恰巧当时又发生“天火”（可能是闪电或陨石造成的火灾），将刘焉在绵竹建造的皇帝车辆、皇宫全都烧毁，这让年老的刘焉打从心底里感到这是他妄图称帝的报应。

        心头抑郁的老年刘焉，将州政府由绵竹迁到成都，不久之后便一命呜呼了。益州豪族们以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为首，共同拥戴刘璋接掌老爹监军使者、益州牧的大位。

        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温仁”著称的刘璋，便注定要面对许多他所不希望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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