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怪事便是汉娜手拿着一只空碗和一配克肯塔基扁豆来到她母亲的房间，问她：“妈妈，你有没有爱过我们？”她用唱歌的声音说着，就像一个孩子在复活节说要一份圣餐。然后她跪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一张报纸，把篮子放在上面，把空碗卡在双腿之间。伊娃坐在那儿，正在用从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带回的硬纸板当扇子扇风，听到汉娜的问话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对在窗边玩押犯人游戏的杜威们说了声“走开”，鞋带彼此系在一起的几个男孩，跌跌撞撞地跑出了伊娃的房间。

        “好啦，”伊娃从她的轮椅上抬起眼皮望向女儿，“现在把话再说一遍。说明白点，让我弄清楚。”

        “我是说，你有没有爱过我们？你知道，在我们还小的时候。”

        伊娃的一只手如蜗牛般爬下大腿，缓慢地向脚部移动，中途停下来整理了一个皱褶。“不。我不觉得我爱过。并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法。”

        “噢，好啦。我不过是随口一问。”看汉娜的样子，好像已经不打算谈这个话题了。

        “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可耻的问题。”伊娃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我那话没什么意思，妈妈。”

        “你那话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说那话怎么会没什么意思？”

        汉娜掐掉肯塔基扁豆的尖，掰开长长的豆荚。她的指头飞速移动，掰得豆荚噼啪作响，就像在演奏一件精巧的乐器。伊娃盯着她瞧了一会儿，然后问：“你打算把这些做成罐头？”

        “不。今天晚上吃。”

        “我还以为你要弄一些装罐头呢。”

        “保罗大叔还没给我送来呢。一配克不够装罐头的。他说他要给我拿两蒲式耳来。”

        “太少了。”

        “噢，他人挺好的。”

        “是啊，他人挺好的。所有人都挺好的。就是妈妈不好。妈妈是唯一不好的。因为她从没爱过我们。”

        “别那么说，妈妈。”

        “别那么说，妈妈？别那么说，妈妈？你活蹦乱跳地坐在这儿，还问我爱没爱过你们？我要是没爱过你们，你脑袋上那两只大眼睛早就成了两个长满蛆的大洞。”

        “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我知道是你把我们拉扯大的。我说的是别的。喜欢。喜欢。跟我们一块儿玩。你有没有，就是说，陪我们玩过？”

        “玩？一八九五年的时候没人玩。就因为现在过得不错，你就以为日子始终这么好吗？一八九五年可不是人过的日子，孩子。那会儿糟透了，黑鬼像苍蝇一样死掉。你现在得意啦，是不是？保罗大叔要送来两蒲式耳。好啊。楼下还放着甜瓜，是不是？每周六我烤面包，每周五夏德还送鱼来，还有满满一桶猪肉，我们还在醋坛子里腌着鸡蛋……”

        “妈妈，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一八九五年，我在那间房子里，带着你、珍珠和李子，守着那三棵甜菜坐了五天。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蛇眼丫头。那会儿只有三棵甜菜算我的，我还围着那间小破屋跑来跑去陪你们玩？”

        “我记得那几棵甜菜的事，妈妈，你跟我们讲过一百遍了。”

        “是吗？好啊，那算不算数？那叫不叫爱？你想让我挠你们的下巴，忘了你们嘴里的溃疡？珍珠那会儿正在拉虫子，你要我陪你们玩转圈圈吗？”

        “可是，妈妈，总该有些时候你没在想……”

        “没有那种时候。没空。一点空也没有。我刚刚打发完白天，夜晚就来了。你们三个人全都在咳嗽，我整夜守着，怕肺病带走你们。要是你们睡得安稳，我就想，天哪，他们别是死了吧，赶紧把手放到你们的嘴上看看你们还有气没有你倒来问我爱没爱过你们孩子我活下来就是为了你们可你那糨糊脑袋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是吧丫头？”

        汉娜这时已经剥出了足够的豆子。她想着，再加上些西红柿和热面包，够大家吃一顿了，何况那几个杜威不肯吃蔬菜，所以伊娃也就从不给他们做，而柏油娃娃这些天靠喝风和听音乐打发日子。她提起篮子，端起那碗豆子，站直了身子，立在她母亲面前。伊娃脸上的表情仍在追问她那最后一个问题。汉娜望进母亲的眼睛。

        “但是李子呢？你为什么杀了李子，妈妈？”

        那是八月份的一个星期三，卖冰的手推车不时经过街头。你能听到车夫的叫卖声不时断断续续地传来。杰克逊太太这会儿应该会踮着脚走下前廊的台阶。“来一块吧。把你车里一小块给我就好。”那个卖冰人一边递给她一块冰，一边嘴里照例说着：“小心，杰克逊太太。那根草会让你漂亮的脖子痒死的。”

        伊娃听着车子来来去去，心想冰窖里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她稍稍往后靠，闭上眼睛，尝试着想象冰窖里的景象。那地方一定很黑，在这闷热的天气里倒是令人欣喜，直到那冷嗖嗖的寒意让她想起在那年的冬夜里，她怎样在室外厕所里怀抱婴儿，用手指头去找孩子的肛门，用中指指尖小心翼翼地挑着，从罐头边上刮出最后一点猪油，把指头轻轻塞进去，避免弄伤孩子，因为她打破了便盆，碎片都冻成了冰块。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主食，被她用来塞进孩子的肛门，以便在她掏出结块的粪便时减少一点他的痛楚。他本来哭得声嘶力竭，等她找到他的肛门，把手指伸进去时，巨大的震惊居然让他瞬间安静下来。如今，在梅德林居民记忆所及的最热的一天里——热得连苍蝇都昏昏欲睡，猫周身皮毛像刺一般竖立；热得孕妇靠在树上哭泣，记起新仇旧恨的女人们把毛玻璃放进情人的饭菜里，而那些男人看着饭菜，不知道里边有没有玻璃，可还是吃了下去，因为天气热得不吃不行——就算在酷暑时节最热的一天里，伊娃依然在室外厕所那刺骨的严寒和恶臭中浑身颤抖。

        汉娜在等待，盯着她母亲的眼帘。伊娃终于开了口，但听起来却是两个声音，就像有两个人在同时说话，说着同样的事，只不过第二个声音比第一个稍稍慢了几分之一秒。

        “他让我吃了大苦。吃尽了苦。就好像他不想出生似的。不过他总算生下来了。男孩是很难生的。你不会明白的，可事实就是这样。生下他让我受尽折磨，把他养大也太难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才让他那颗小心脏跳起来，让他那双肺通了气，可他从那场战争中回来的时候，好像想回到我肚子里。我吃尽了苦头才把他生下来，让他活下来，可他却想重新爬回到我的子宫里去，好吧……就算他能做到，我肚子里可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我子宫装不下他了。可他却要爬回去。他无路可走，脑子里装着婴儿的念头，做着婴儿的梦，又开始尿裤子，整天光知道傻笑。我心里有足够的地方想着他，可我子宫里没地方装下他了，再也没地方了。我生了他，可只有那一次，我不能再生第二次。他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个大家伙。上帝发发慈悲吧，我可不能生他两次。我晚上总是躺在这地方，他就在楼下的房间里，可我一闭上眼，就会看到他……六英尺高的汉子，傻笑着悄悄爬上楼梯，不弄出一点声音，这样我听不到他上来，接着轻轻打开门，这样我就听不到他进屋，再一声不响地摸到床上，想分开我的腿，重新爬回我的子宫里去。他是个男人，姑娘，一个大个子的男子汉。我可装不下他。我总是做这样的梦，做这样的梦，而我知道这是真的。总有一天晚上这不再是梦。它会变成真的，而我肚子要是真有那么大的地方，我也会让他回去，我会这么做的，可是一个大男人没法再让他妈妈裹在肚子里，他会被憋死的。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让他离开我像个男子汉一样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可他就是不肯我又只能把他挡在外面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死得像个男子汉而不是在我的子宫里挤成一团，要像个男子汉。”

        伊娃朦胧的泪眼已经看不清汉娜了，可她还是抬起头来望着女儿，带着一种抱歉或是解释，也许不过是为了澄清事实的口吻结束了她的话：“不过，我还是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的。真的是紧紧地搂着。我的心肝李子啊。我的小宝贝。”

        汉娜转身走出房间很久之后，伊娃还在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一边把手指放在裙子的皱褶上排成一行。

        汉娜朝厨房走去，趿着脚下那双老头式拖鞋啪嗒啪嗒地走下楼梯，走过硬木地板。她打开水龙头，让水冲开扁豆紧紧粘在一起的豆荚，让它们一片片飘上碗里的水面。她用手指搅动豆荚，把水倒掉，再洗一遍。每当绿色的豆荚浮到水面上，她便高兴起来，捞起满满一把，然后让它们三三两两地落回碗里。

        透过水池上面的窗子，她看到杜威们还在玩押犯人的游戏：他们的脚踝互相拴在一起，摔倒了又站起来，竭力并成一排走。几只母鸡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用一只眼睛警惕地望着杜威们，另一只则瞥着煮着床单和瓦罐的砖砌壁炉。在这种大热天里，只有杜威们才能玩起来。汉娜把扁豆放到火上，接着感到一阵突然袭来的睡意。她走到前面的房间里躺下了。那里却更热，因为怕太阳晒进屋来，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汉娜把搭在长沙发上的披巾扯直，躺在了上面。她梦见了一场自己身穿红色嫁衣的婚礼，直到秀拉走进来惊醒了她。

        然而在第二件怪事发生之前一直刮着风，那就是第一件怪事。就在汉娜问伊娃她有没有爱过他们这几个孩子的前一天晚上，风吹过山冈，把瓦片刮得乱响，把门户摇得松动，所有的东西都被风刮得摇摇晃晃，人们不禁心惊胆战，不过一想到风会带来雨，倒也欢迎它的到来。窗子被刮掉了，树枝被刮断了。人们半个夜晚都在等待第一道闪电。有的人甚至打开桶盖来接雨水，他们喜欢喝雨水或用它做饭。结果他们空等了一场，没有闪电，没有雷鸣，也不见雨水落下。风依旧刮个不停，刮走了空气中的那点湿气，把院子里的东西搅得乱七八糟，一直刮个不停。“底部”的山冈像往常一样，遮挡着白人居住的山谷中的小镇，第二天早晨，大家都谢天谢地，因为天气毕竟由闷热变得干热了。于是人们一大早就动手干活，因为那正是做罐头的季节，谁又知道什么时候会刮来一阵什么风、带来雨点给大地降温？在山谷里干活的人们早晨四点半就爬了起来，他们抬头看天，太阳已经像个火辣的白种婊子一样高高升起了。他们把帽檐在腿上扑打了一阵才戴在头上。他们步履艰难地一步步沿路下山，像一堆谁都不情愿去偿还的陈年旧账。

        星期四那天，汉娜给伊娃端来了她做的油煎西红柿和嫩嫩的炒蛋，为讨吉利，她去掉了蛋白。她谈起了自己穿着红嫁衣举行婚礼的梦。母女俩都懒得查上一查，因为她们都知道那号码是522。伊娃说等巴克兰·里德先生来了，她会选这组。事后，她想起这件事，认为这是第三件怪事。当时她就觉得事有蹊跷，但梦中的红色让她感到困惑。她还说不准那能不能算第三件，因为秀拉正在调皮捣蛋，招惹着杜威们，还管那对新婚夫妻的闲事。那时秀拉十三岁，人人都觉得她进入了青春期，不过要忍受她的消沉和易怒也不是容易的事。她眼帘上的胎记颜色越来越深，样子越长越像带枝的玫瑰。她把那对新婚夫妻的东西随手乱丢，还偷吃他们的东西；她开始不断地逢人便说杜威们该洗澡了，她打算给他们洗，这些话搅得人人心烦。而杜威们一想到水就发疯，像马驹一样在家里怒吼尖叫。

        “我们用不着洗吧？我们真要听她的吗？今天又不是星期六。”他们甚至惊醒了柏油娃娃，他走出房间，看了看几个孩子，然后出去寻找音乐了。

        汉娜对他们不理不睬，只是不停地把一个个瓦罐从地窖里搬出来冲洗。伊娃用拐杖使劲敲了下地板，可是没人应声而来。到了中午时分，一切才平静下来。杜威们都逃走了。秀拉不知是在她房间里还是去了什么地方。而那对新婚夫妻早晨刚亲热完，这会儿正精力饱满地出门去找点白天的活计，满心欢喜地确定自己会一无所获。

        “底部”上空的空气因为剥了皮的水果和炖煮的蔬菜交织成的味道而变得沉重。鲜玉米，西红柿，菜豆，甜瓜皮。女人、孩子和失业的老人在为他们深知其滋味的冬天做准备。他们把桃子和黑樱桃放进罐子，等天气凉爽一些后还会做果冻和蜜饯。贪心的人一天会装上四十二罐，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像那位吃冰的杰克逊太太，还存着一九二○年的罐头。

        在把她的轮椅转到梳妆台前拿梳子之前，伊娃先向窗外望了望，看到汉娜正弯下腰去点院里的火堆。这是第五件（如果不把秀拉疯疯癫癫的举动计算在内就是第四件）怪事。伊娃找不到她的梳子。没人会乱动她房间里的东西，就算是替她打扫屋子，之后也会把一切放回原处。可是伊娃在哪儿都找不到她的梳子。她用一只手解开辫子，另一只手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摸索。她正要发火，却在放衬衣的抽屉里摸到了它。接着她又把轮椅转回到窗前去透透气，想在梳头发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来拜访。她来到窗前，就在那时看到了燃烧的汉娜。院里火堆冒出的火焰正舔舐着蓝色棉布裙子，烧得她在火中乱舞。伊娃明白，在这一刻，她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到女儿身边，把自己的身体压在她身上。她用那条好腿撑起笨重的身躯，抡起两条胳膊，赤手空拳地打碎了玻璃。她把那条断腿放到窗台上当支点，用那条好腿当杠杆，把身体抛出了窗口。碎玻璃划得她浑身是伤，遍体流血，她双手在空中扑腾，拼命想让身体落在她在火焰中舞蹈的女儿身上。她没有落准，而是摔到了离冒出浓烟的汉娜差不多十二英尺的地方。她摔得晕头转向，但神志清楚，仍然拖着身体朝她的大女儿爬去。但汉娜这时已经失去了一切理智，疯狂地跑出了院子，活像盒子里的弹簧人，打着手势，摇摆不停。

        萨格斯先生和太太刚刚在前院里摆好装罐用的工具，就看到汉娜手脚乱舞着向他们跑来。他们嘴里轻声念叨着“天哪，天哪”，一起抬起手中的水桶，把水连同漂浮在上面的饱满的红色西红柿朝那被浓烟和火焰包围的女人泼去。水把火浇灭了，但是也制造了蒸汽，在身体上凝固成一层焦黑，把汉娜·匹斯残存的最后一点美丽动人之处全部遮盖了。她躺在木质人行道上，在满地压碎的西红柿中轻轻地抽动着，脸已经成了一个极度痛苦的面具，那副样子实在惨不忍睹，就算事隔多年，当时聚拢在她周围的人一想起这副情景仍然会摇头。

        有人用一件衬衫盖上她的腿。一个妇女解下包头巾，盖住她的肩。还有一个人跑到迪克的新鲜食品商店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其余的人站在旁边，就像靠在篱笆上的向日葵一样无能为力。杜威们围了上来，他们脚踩过烂西红柿，眼中掠过惊奇。两只猫鬼鬼祟祟地从人群腿下穿过，嗅着烧焦的皮肉气味。一个年轻女孩的呕吐声终于打破了寂静，让女人们开始与彼此交谈，向上帝祷告。在一片“耶稣啊”的呼唤声中，她们只听到了吃力地沿山而上的救护车当当回响的铃声，而听不到那垂死的女人“求你们救救我”的低语声。这时，有人想起要去看看伊娃。人们发现她趴在连翘丛下，一边叫着汉娜的名字，一边拖着身躯爬过长在屋旁的香豌豆和苜蓿。母女俩都被放到担架上，抬进了救护车。伊娃意识很清醒，可从她脸上的伤口中流出的血蒙住了她的眼睛，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只能嗅到那种熟悉的烤肉的气味。

        汉娜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她全身已经满是水疱，并且爆裂了，人们不得不在葬礼全程中盖紧她的棺材。为死者洗身穿衣的女人们看到她那烧焦的头发和皱起的乳房都痛哭失声，就好像她们自己都曾经是她的情人。

        伊娃被送到医院后，人们把她躺的担架放到地上。大家都为那个烧得浑身起疱的人忙碌着（其中有些人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烧伤病例），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那个老勤杂工威利·费尔兹注意到了他刚刚擦干净的地板又沾上了血迹，循着血迹找到了伊娃，她可能会就此失血而死。老头一下就认出了她，马上喊来一个护士查看这个浑身是血的独腿黑女人是死是活。威利就从那时起开始吹牛，说是他救了伊娃一命——这一不容辩驳的事实连她自己也不否认，不过，她为了这件事，从那以后天天咒骂他，整整骂了三十七个年头，要不是她年至九十，开始忘事，也许还要在余生继续咒骂下去。

        医院的黑人病房在一个大病房的角落里，专门用屏风隔开。伊娃躺在那里，从头默想着种种不吉利的暗示。她想起了汉娜梦中的婚礼，想起婚礼总是意味着死亡。还有那件红嫁衣，完全是火的象征，她本该明白的。她还想起了别的，尽管竭力否定，她仍然知道，当她趴在地上，拼命穿过香豌豆和苜蓿朝汉娜爬去的时候，看到秀拉站在后廊上望着这一幕。伊娃是个从不护短的人，当她向几个朋友提起她认为自己看到的事情时，他们都说这很正常。秀拉大概被吓呆了，无论谁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全身着火都会是这副样子。伊娃随声附和了，可内心不以为然。她依然坚持认为，秀拉对起火的汉娜袖手旁观不是因为吓呆了，而是因为她深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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