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说：“不对，不要以为我喜欢行动就得放弃思想。相反，我完全能够确立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信得有力，见得肯定和清楚。不要轻信有些人说的：‘这个嘛，我太明白了，就是表达不出来。’他们之所以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由于懒惰而浅尝辄止。”

        我的见解不多。人一辈子下来发觉只为了确保一种真理而度过不少年头。单独一种真理，如果是显而易见的，就足以引导一种人生存在。至于我，对于个体，我确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应当毫不客气地说出来，必要时，带着适度的轻蔑。

        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坚信，所有判断个体的人，为判断的依据立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少得多。智力，扣人心弦的智力，也许预感到了应该证实的东西。然而时代及其废墟和鲜血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成全了我们。古代的民族，甚至比较近代的，直至我们这个机器时代的民族，有可能衡量社会和个体的德行，有可能探求哪个为哪个服务。这首先可能是依据人心根深蒂固的差错，这种阴差阳错导致人来到世上要么侍候于人，要么被人侍候。其次可能因为社会和个体都还没有展现各自的全部技能。

        我见过一些雅士，对产生于弗朗德勒血腥战争的荷兰画家的杰作叹为观止，为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出的祷词不胜感动。永恒的价值在他们惊讶的眼中飘游于现世的动乱之上。但时过境迁，今天的画家失去了泰然自若。即使他们本质上具备创造者所必需的心灵，我想说，一颗冷漠的心，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大家，连圣人在内，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也许是我感触最深的。每种形式的战事失败，每种特色，隐喻也罢，祈祷也罢，被钢铁粉碎也罢，都使永恒损失一部分。我既然意识到不能与我的时间分离，便决定与时间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对个体那么重视，只因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和备受凌辱。我知道不存在胜利的事业，于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失败的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同等对待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对自感与人世命运同舟共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次次冲击是有些令人焦虑的。我把这种焦虑当做我自己的焦虑，同时也想赌一把。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历史，因为我喜欢事事确实可靠。我至少对历史有把握，如何否定得了负荷于我的力量？

        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这叫人成为一个男子汉。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抉择是没有的。要么上帝或时间，要么十字架或刀。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骚动的高层次意义，抑或除了人世骚动，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应当与时间共生死，抑或为一种更伟大的生活而摆脱时间。我知道人们可以将就，可以生活在世界中，相信永恒。这叫接受。但我讨厌这个词，我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我若选择行动，别以为静观对我像一片陌生的土地。但静观确实不能把什么都给我，而我失去永恒时，就想与时间结盟了。我不愿把怀念与辛酸记在我的账上一了百了，我只想看个清楚。我对你们这么说吧，明天你们将应征入伍。对你们和对我，都是一种解放。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办得到。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

        征服者们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的一边。时代对此已作好准备，我说过了。迄今为止，征服者的伟大还是地缘性的，是以征服的领土大小来衡量的。征服一词改变了含义，不再指凯旋将军了，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伟大改变了营垒，置身于抗议和无前途之牺牲的行列了。倒不是喜欢失败。胜利还会受人企盼。但只有一种胜利，那就是永恒的胜利，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胜利。这就是我磕磕碰碰和死抓不放的地方。一次革命总是以对抗诸神而告成，而始于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普氏在现代征服者中独占鳌头。这是人对抗其命运的诉求。穷人的诉求只是借端而已。但我只能在人的历史行为中抓住这个精神，惟其如此，我与其会合。别以为我老于此道：面对本质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

        是的，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假如他想成为什么，也是在人生中进行。现在我毕竟明白了，征服者有时谈论战胜和克服，但他们想说的意义总是“克服自我”。你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凡是人总会有时候自感与神并驾齐驱。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然而，这来自人在一闪念之间，感到人的精神伟大得令人不胜惊讶。征服者只不过是世人中间的一部分，他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肯定永远生活在高层次上，并充分意识到这种伟大。这是个算术问题，或多或少是如此吧。征服者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但当人决意如此时，他们不能超过人本身。所以他们永远离不开人的熔炉，即便投入革命灵魂的最炽燃处。

        他们在那里发现残伤的造物，但也遇见他们所喜爱所欣赏的唯一价值，即人及其沉默。这既是他们的贫乏也是他们的财富。他们只有一种奢侈，就是过分享用人际关系。怎么会不明白在这种脆弱的天地里，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有较为脍炙人口的意义？紧绷的面孔，受威胁的博爱，人与人之间如此强烈又如此羞怯的友谊，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都是转瞬即逝的。正是在这些财富中间，精神最充分感受其权力和局限，就是说精神的效力。有些人谈及天才，但天才，此词用得轻率了，我更喜欢智力。应当说智力可以是卓然的。智力照亮荒漠，控制荒漠。智力认知自身的奴性，并把它表现出来。智力与躯壳同时死亡。但，认知者，自由也。

        我们并非不知道，所有的教会都反对我们。一颗心，弦绷得紧紧的，回避着永恒，而一切教会，神明的或政治的，都是永恒的。对教会来说，幸运和勇气，报酬或正义，都是次要的目的。教会提出某种学说教条，我们就必须认同遵守。而我与理念或永恒风马牛不相及。于我适合的真谛，是触手可及的。我须臾不可与其分离。所以你们不能在我身上建立任何依据：征服者的任何东西都待不长久，甚至其教条也长久不了。

        不管怎样，这一切的终点是死亡。我们一清二楚。我们也知道死亡结束一切。所以遍布欧洲并困扰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公墓形骸丑陋。人们只美化所爱的东西，死亡令我们反感，使我们厌倦。死亡也需人去征服。帕多瓦被鼠疫掏成空城，又受威尼斯人的包围，最后一名卡拉拉受困其间，在他空荡无人的宫殿厅堂里边跑边喊：他呼唤魔鬼，请求一死。这是克服死亡的一种方式。把死神自以为满载荣誉的地方搞得如此面目可憎，仍不失为西方固有的一种勇气标志。在反抗者的天地里，死亡激发不公，是不封顶的滥用激情。

        其他一些人也是不妥协的，他们选择了永恒，揭露了人间的幻想。他们的公墓在花丛鸟鸣中微笑。这很适合征服者，向他展示他所摈弃的东西的清晰形象。相反，征服者选择了黑铁围栏或无名壕沟。永恒者中最优秀的有时也不禁毛骨悚然，对智者们既充满敬意又不胜怜悯，因为后者可以带着自身死亡的这种形象生活。然而，这些智者从中获得自身的力量和自身存在的证明。我们的命运就在我们面前，正是我们的命运受到我们的挑战。出于自尊，更出于对我们无意义的状况的觉醒。有时，我们也怜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觉得唯一可以接受的同情，也许是你们不理解并觉得无魄力的一种情感。但我们当中最大胆的人才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过把清醒者称为有魄力者罢了，我们不需要与洞察力分离的力量。

        再次说明，上述种种形象所提出的寓意，不牵涉判断，是一些素描，仅仅表现一种生活作风。情人、演员或冒险家扮演荒诞，但要是他们乐意，同样可以扮演贞洁者、公务员或共和国总统。只要知情和毫不掩饰就行了。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有时看见一些彩绘小屏幕，那是教士从前在囚犯们面前遮挡绞刑架的。各种形式的跳跃，匆忙跳入神性或永恒，沉溺于常人或理念的幻想，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但有一些无屏幕的公务员，我要讲的正是他们。

        我选择了最极端的。在这个程度上，荒诞赋予他们一种王权，确实他们是无国之王。但他们比有国之君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王国都是虚幻的。他们知道自身的全部伟大就在于此；一提起他们，就说隐藏的不幸，或幻灭的灰烬，那是徒劳无益的。被剥夺希望，并不就是绝望。人间的火焰完全抵得上天国的芳香。这里，我不能、谁也不能审判他们。其实他们并不力图成为优秀者，而试图成为征服者。假如明智一词用于知足者，即对自己没有的东西不胡思乱想的人，那么公务员们是些明智的人。他们之中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那就是征服者，是的，但出于精神；而唐璜，则出于认知；演员，是的，但出于聪明：“当有人将其珍贵的绵羊温情臻于完善时，此人在地上和天上都绝不配享有得天独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头可笑的带角绵羊，仅此而已。还得承担不会因虚荣而完蛋，也不会用法官架势而引起公愤。”

        不管怎样，必须为荒诞推理恢复最热忱的面目。想象力可以增加许多其他面目的人，他们被钉在时间上，受困于流放中，却也善于根据没有未来没有溺爱的天地尺度来生活。于是，这个没有上帝的荒诞世界就充满了思想清晰和不抱希望的族群。而我还没有讲到最荒诞的人物，即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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