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安演出的这场惊险好戏的动机或政治背景，我们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它所选择的时机和执行的经过，可谓高明之极。它比蒋介石在南京或上海发动的政变，或者共产党占据广州的情况，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计划事先一点也没有泄露给敌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点钟，整个事件就已经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

        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温泉胜地临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铭九上尉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二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十五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

        东北军这批先遣人员的增援部队马上开到，孙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没有久战，不过有足够时间让吃惊的总司令逃跑。孙上尉到蒋介石的寝室时，他已经逃跑了。孙率部搜索，爬上宾馆后面的白雪掩盖、岩石嶙峋的小山。他们马上就发现了总司令的贴身仆人，接着不久就找到了总司令本人。他只穿着睡衣睡裤，外面披着一件长袍，赤裸的手脚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时给划破了，嘴里也没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着，躲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这块大岩石是长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寝所在地的标志。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

        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就这样，总司令虽然流了一点血，却毫不屈服，到了城里，成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少帅的阶下囚。

        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同时保证他个人安全。提交给总司令的“救国要求”向全国作了广播，但是到处都遭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没有在报上发表。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 立即停止内战，。

        （三） 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 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 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对这一纲领，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几天后，张学良派自己的座机去保安，接了三个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了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有十三万东北军，四万西北军和大约九万红军。

        张学良当选为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于学忠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十二日在甘肃省会兰州，对在那里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军队也举行了兵变，把那里的南京驻军缴了械。在甘肃的其他地方，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围了该省约五万名南京军队，因此叛军在陕甘两省全境操纵了实际控制权。

        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开到陕晋和陕豫边界。红军也奉委员会之命南进。一周之内，红军就几乎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全境。红军先遣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就驻在离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红军一万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绕过西安府开到陕豫边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并肩守在陕西边界上。一方面进行这些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军都发表明确的声明，反对发生新内战，重申他们纯政治目标，否认有进攻之意。

        为了执行八点要求，立刻采取了种种步骤，对此，红军在其新占地区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停止实行土地革命纲领。一切反共的作战命令都予撤销。西安府释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闻检查，取消了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取缔。成百上千名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活动，在各阶层中组织统一战线团体。他们也到农村去，开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和武装农民。在部队里，政工人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传。几乎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有一次参加者有十万多人。在所有大会上，口号都是团结抗日、停止内战。——后者对农民有现实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的粮食和牛羊已因未来的剿共战事而被征用了。

        但是这些情况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压。甚至颇受尊重的《大公报》也指出，凡是胆敢刊载西安传出来的消息的编辑无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京的宣传机器又抛出了一个烟幕弹，使已经弄得稀里胡涂的公众更是莫名其妙。原来南京政府闻到兵变消息后顿时目瞪口呆，先是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常委会会议，立即宣布张学良为叛逆，撤销他一切职务，要求释放总司令，否则将开始讨伐。人们听到这轰动一时的新闻，反应不一，有的因蒋介石被逮高兴万分，有的大惊失色。到处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蒋介石是中国许多敌对势力暂时得到某种程度稳定的中心枢纽。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中心地位，这些势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种意见发生公开冲突，必须寻找新的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剂。

        有三天之久，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联社以外，该社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打算干什么，很少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的政治意义；甚至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也因为错误的报道而谴责他们。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象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许多最最荒诞不经的谣言也起源于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报纸，甚至日本高级官员。关于西安“赤色威胁”的“目击者”的异想天开的报道，日本人特别多产——尽管他们同别人一样同那个城市一无联系。日本人还发现事变后面有苏俄阴谋。但是他们在莫斯科报纸上遇到了他们宣传上的敌手。《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否认责任、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实如此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列宁曾经说过，“但是要有限度！”

        谣言攻势连续几天。但是蒋介石被俘一周后，南京光是捏造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背景新闻已不够了。消息走漏了出来，漏洞越来越大，后来出现了大缺口。秘密报纸普遍刊登了八点纲领，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中间争取到了拥护者，因为这实在是个资产阶级的自由进步纲领。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一般的情绪已逐步开始从为一个军阀的个人安危担心转变为为国家存亡担心，现在打内战不仅不能救蒋介石一命，反而会毁灭中国。

        在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南京就开始了争夺政权的阴谋活动。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内亲日派政学系有密切关系，当时正掌南京大权，八点纲领主要就是发给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张“讨伐”。在这一点上何应钦得到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顾问的充分支持（“煽动”也许是个更确切的词，因为何应钦将军天生是个易受“煽动”的人）。他们都认为这是夺取全部军权的良机，可以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在政治上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何应钦将军马上动员了南京二十师军队，开到豫陕边界。他派了一队队飞机在西安府上空飞翔，派步兵向叛军阵线作试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飞机（为了抗日送给蒋介石总司令的“五十寿礼”）在陕西境内的渭南和华县试验性地投了几颗炸弹，据报道炸死了一些工厂工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听到轰炸的消息，“很是高兴”。

        但是蒋夫人显然并不高兴，她当时对局势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对这种为“在尸体上开宴会”（南京的人当时认为总司令不可能活着出西安）的准备极感愤怒和震惊，于是去见了何应钦，要他解释。如果他开了战，他还能停下来吗？他能救她丈夫吗？她写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不可分的”。他要杀死她丈夫吗？这位将军胆怯心虚了。她坚持要他停止战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设法争取蒋先生获释上。她要他活着回来。她的论点占了上风——至少是蒋介石自己的使者到达南京之前。

        同时情况也很显然，如果大规模开战，西北不是没有盟友的！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军政领袖都作壁上观，如果何应钦开战，他们几乎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举一个小指头出力协助。他们无论哪一个人，或者甚至他们全体都会靠向叛军一边。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省份里的当权政治派系也会要求南京出高价才肯保持中立，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冲突中设法增强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到二十三日就很明显了，当时有势力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将军（河北和山东的统治者）发出通电，要求和平解决，明确告诫不要开战，清楚地表明对何应钦将军的计划毫不赞成。

        现在问题是：蒋介石在西安身系囹圄，是否还能够在南京纠集到足够的力量防止爆发消耗力量的内战，这场内战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不是实际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妻舅、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的连襟、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夫人，把他的亲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设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动的分子以“反共讨伐”的名义发动进攻。

        同时，在西安也发生了迅速的回心转意。总司令在被俘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想必作了决定，他不作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他于是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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