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这里只能作极简略的介绍。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已经有了三十万字，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红军说到它时， 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得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程，在钢筋混凝土机枪阵地和碉堡网的支援下，包围着中国西南的苏区，红军必须先粉碎这四道防线才能到达西面的没有封锁地区。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破；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于十一月三日占领；一个星期以后，在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站之后陷入红军之手。 广西和湖南的军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放弃了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的防线，红军就挥师北上，深入湖南，开始直捣四川，计划进入那里的苏区，与徐向前领导下的四方面军汇合。在上述的日期中间，共打了九次大仗。南京方面和地方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沿途一共动员了一百十一团的兵力。

        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的征途上，红军遭到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时，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这首先是由于大量运输工作所造成的障碍，当时用于这项工作的竟达五千人之多。因此先锋部队被拖了后腿，有时敌人得以在行军途上遍设障碍。其次，从江西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南京方面可以预计到红军的大部分动向。

        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红军在贵州采取了新的战术。他们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转移视线的运动，使南京的飞机要弄清楚主力部队逐日的具体目标越来越困难。经常有两个纵队，有时多到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两侧从事一系列的声东击西的活动，而先锋部队则采取钳形攻势。装备方面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最轻便的必要装备，运输部队由于每天遭到空袭，改为夜间行军，人数亦大为减少。

        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过长江进入四川，把大量部队从湖北、安徽、江西撤出，匆匆西运，要想（从北方）切断红军的进军路线。每个渡口都有重兵设防，每只渡船都撤至长江北岸；所有道路都封锁起来；大批大批的地方清仓绝粮。南京还另派大批部队到贵州去增援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烟枪部队，后者终于被红军几乎全部消灭了。另外又派了军队去云南边境，设立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到了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后者在沿途遍设障碍。这就使得红军不得不在贵州进行了两次反方向的大行军，对省会做了大迂回。

        贵州境内的作战占了红军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共消灭了五师敌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招了二万新战士入伍，到了省内大部分大小村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青年中间培养了共产党干部。他们的损失有限，但渡江仍有问题。蒋介石在川桂边境迅速集中兵力，封锁了去长江的捷径短道。他现在把歼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防治红军渡江上面，妄图把红军进一步驱向西南，或者驱进西藏的不毛之地。他电告麾下的将领和地方军阀：“在长江南岸堵截红军乃党国命运所系。”

        突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红军又回师南向，进入云南，那里是中缅和中越交界的地方。他们在四天急行军后到达距省会云南府十英里处，地方军阀龙云紧急动员一切部队进行防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增援部队从贵州过来追击。蒋介石本人和他的夫人原来在云南府逗留，这时赶紧搭上法国火车到印度支那去。一大队南京轰炸机每天在红军上空下蛋，但是红军仍继续进来。不久，这场惊惶结束了，原来发现红军向云南府的进军不过是少数部队的佯攻。红军主力已西移，显然想在长江上游少数几个通航点之一龙街渡江。

        长江的在尽是荒山野岭的云南境内，流经深谷高峰，水深流急，有的地方高峰突起，形成峡谷，长达一、二英里，两岸是悬崖峭壁。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为政府军所占领。蒋介石感到很高兴。他现在下令把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毁，然后他命自己的部队和龙云的军队开始包抄红军，希望在这条有历史意义的和险阻莫测的长江两岸一劳永逸地把红军消灭掉。

        红军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似的，仍继续向西面的龙街分三路急行军，那里的渡船已经焚毁，南京的飞行员报告，红军一支先锋部队在造一条竹桥。蒋介石更加信心百倍了，造一条桥要好几星期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营红军突然悄悄地倒过方向，强行军一天一夜，像奇迹一样，走了八十五英里，到傍晚时分到达附近其他一个唯一可以摆渡的地方——皎平渡。他们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在黄昏时分到了镇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悄悄地解除了驻军的武装。

        渡船早已撤到北岸——但没有焚毁！（红军远在好几百里外，反正不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烧掉渡船呢？政府军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怎样才能弄一条船到南岸来呢？到天黑后，红军押着一个村长到河边，大声喊叫对岸的哨兵，说是有政府军开到，需要一只渡船。对岸没有起疑，派了一只渡船过来。一只“南京”部队就鱼贯上了船，不久就在北岸登陆——终于到了四川境内。他们不动声色地进了守军营地，发现守军正在高枕无忧地打麻将，枪支安然无事地靠在墙边。红军叫他们“举起手来”，收了武器，他们只得张口瞠目地瞧着，过了好久才明白，自己已成了原来以为还要三天才能到达的“土匪”的俘虏。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大举进行了反方向进军，到第二天中午先锋到达皎平渡。现在过河已不是难事了。六条大船昼夜不停地运了九天。全军运到四川境内，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渡江完成后，红军马上破坏了渡船，躺下来睡觉。两天后蒋军到达河边时，他们的敌军的殿后部队在北岸高兴地叫他们过去，说游泳很舒服。政府军不得不迂回二百多英里才能到最近的渡口，因此红军把尾巴甩掉了。总司令一怒之下飞到了四川，在红军的进军涂上部署新的部队，希望在另外一个战略要冲——大渡河——切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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