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 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扦取明，主要的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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