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分享。

        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是著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从他们自己的阿拉真主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四大马之中有两大马自称是贵族，一个在中国西北历史中有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回民贵胄后裔。为了要了解今日中国回民的情况，特别是马家——西北姓马的多如宁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况，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考察一下。

        这马氏兄弟，象中国的许多回民一样，有突厥血统，早在第六世纪，现称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西北边境势力壮大，对当时那里平原上的小国国君们可以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在一两个世纪内，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东起西伯利亚东部，经过蒙古，西达中亚细亚。他们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纪时，他们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炀帝的宫廷中几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这个突厥可汗，帮助半突厥血统的李渊将军推翻了炀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长安（现在叫西安府）君临东亚达三个世纪之久。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广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宽容的政权出现以后，这个宗教就通过西北的突厥人从陆路迅速传入中国。毛拉、商人、使者、战士从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斯坦把宗教传了过来，唐朝的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个哈里发国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九世纪，大批大批的回纥突厥（他们的伟大领袖塞尔柱克还没有诞生）的铁骑被唐朝宫庭请来援助他们镇压叛乱，伊斯兰教就在中国扎了根。许多回纥人镇压叛乱有功，封官进爵，赐了田庄，在西北、四川、云南安居下来。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把中国的回民团结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但不断有零星的起义反对汉人统治，双方都进行了野蛮血腥的屠杀。最近的一次最严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发生的，当时冯玉祥将军是西北的军阀。就是在冯玉祥的统治下，五马联盟势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国五大民族之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不承认回民的单独的民族性，都说他们都已汉化了。实际上，国民党肯定是在实行一种同化政策，甚至比对蒙古人还更加直接（不过也许不那么有效）。中国对回民的官方态度似乎是，他们是“少数宗教”而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区中看到过回民的人无不很清楚，他们要求种族统一和作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权利从事实上和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根据的。

        中国的回民据说有二千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现在集中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甘肃和青海，他们是多数民族，在有些面积很大的地方，与汉人的比例高达十比一。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正性，一般视一定地方人数多少而异，但是在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回民占多数的地方，完全是伊斯兰教区域的气氛。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一个族类。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四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价格已涨到一百五十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个县进行了调查后发现，百人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亩，骆驼二十到五十头，牛二十到四十头，马五头到十头，大车五到十辆。贸易资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亩，除一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

        最后，马鸿逵有阴谋争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宁夏城里已有日本军事代表团，马鸿逵将军允许他们在城北修一个机场，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内。有些回民和蒙民担心日本真的武装进驻。

        要是红军到达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回民中间是否能打开局面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是马鸿逵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来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有什么好处。但是共产党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愿与汉人合作的心理，向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纲领。对此，共产党在进行艰巨努力，因为回民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北的这个宽阔地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着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的大道。

        按共产党自己的看法：

        西北有一千多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

        共产党在好几年以前就在西北对回民进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年，红军经过宁夏和甘肃向黄河挺进，年轻的回民先遣人员就已在宁夏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走狗”和“伊斯兰教叛徒”马鸿逵——他们有几个人为此而掉了脑袋。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杂税。

        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缔征兵。

        取缔欠债。

        保护回族文化。

        保证各派宗教自由。

        协助创建和武装回民抗日军。

        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认为这是除掉马鸿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放火烧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五月份，共产党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怀疑派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自称已经创立了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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