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于一九二七年起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其他各地到处都出现了红军。其中最大的一个地方是鄂豫皖苏区，占了长江中游这三个盛产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口有二百多万。那里的红军开始是由徐海东指挥的，后来徐向前来领导，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上校，是广州公社的老战士。

        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这个乱世的豪杰生于陕西北部群山环抱的保安，是个中农的儿子。他到榆林去上中学，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兴旺贸易的中心。刘志丹离开榆林以后就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在那里结业，就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他随军北伐到了汉口，国共分裂时他正好在那里。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变后，他逃脱了“清洗”，在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回到故乡陕西省，恢复了同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的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他在陕西南部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地点就在最近西北事变中南京轰炸机轰炸了东北军先锋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的华县附近。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

        刘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他还担任保安的民团团长，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一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因此保安县长被撤了职，刘志丹只带领了三个部下逃到了邻县。那里的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们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间，刘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二十支枪，逃到山间去，马上就纠集三百个左右的追随者。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组为一个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态复萌。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这是陕西地主的一种“传统特权”），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

        最后在悬赏缉拿他的首级的情况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一九三一年举起一面红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阳两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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