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两棵树、两根木棍那样擦肩而过，而我心知，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我用老虎钳夹住钥匙的残柄，却使不上力，转也转不动，扯也扯不出。弄了一小时后，我愤怒不堪，握住老虎钳往保险柜狂敲，只觉虎口震痛，眼泪翻滚。我想事情苦心编织如此，毁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了。

        下午一点半，隔壁门响动，是何老头儿出门。事虽不济，我还是按照计划，强打精神跟出来。何老头儿牵着一只猎犬，它抬腿时就像一匹老马那样斯文，懒劲十足。有时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手臂，它侧过长着疥疮的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住不肯走时，他吐唾沫，连续踢它的腹部，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它只例行公事般地哼几声。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往路上撒些饼干渣。

        这是一条永远也不主动叫喊的老狗。但在我收养孔洁那只小狗时，不知道它怎么将信息传递过来，我这边的小狗疯狂刨门，不停叫喊。就是那次，何老头儿猛拍我的防盗门，接着用脚踢。我想捂住小狗，但它挣扎得更厉害。我只能打开门。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脸色红透，眼珠突出，牙齿全黑了。

        “吵死人，都几点了！”

        “对不起。”

        “你他妈还想不想活了！”

        “对不起。”

        “你要不想住，滚！”

        “对不起。”

        “对你妈逼的对不起。赶紧的！”

        “对不起。”

        他松开手，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同情，但他还是抽了我一记耳光，并狠踢了我一脚。我泪花翻滚，朝他鞠躬，关好门。我想捂死小狗，但它也被吓呆了。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赶紧带走，它却又叫起来，我便一脚踢向它肚子。它轻飘飘地飞起来，重重落在地上。

        我现在跟着他，却是没有恨，我觉得那走着的只是一具木乃伊。我能理解这个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特有的寂寞，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无限延长。他睡眠时间很少，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归来，声势浩大地做饭，然后去岗亭处取报纸，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再声势浩大地做饭，午休一小时，最后从家里出来，带着那只万寿无疆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没做饭，而是穿着整洁的军服，佩戴灿烂的勋章，早早坐在楼下。傍晚了，一辆吉普车才开进来，他鼓起水汪汪的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到那些慰问人员一个个像被绑架了那样焦灼不安，不禁觉得好笑。

        他继续朝前走，碰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背起手慢慢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争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骑走了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墙下蹲着三五个穿着鲜艳上衣和平常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儿夹着碟片、提着食物逡巡在那里，装作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头儿每次都抢着说：“想啊，就看玩什么。”

        “玩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说说看。”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操逼。”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头儿心满意足地走掉。他从来没有远远地跟着小姐去一趟出租屋。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一再念叨着“操逼”，和他的狗去附近公园了。我懒得再跟，走回家里，往锁孔里倒肥皂水，用老虎钳夹住钥匙，还是弄不出来。我呆呆站着，脾气像小瓶里升温的气体那样，慢慢膨胀，终于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我握住老虎钳不停地砸锁芯，那东西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几乎震断手臂。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最后一次起来时，我万念俱灰，只想怎么惩罚它。我对着它狭长的入口撒尿，然后双手抓住立脚，像牛那样拱起半边肩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它嘭的一声倒下去。不可能指望它会自己散架。但在它底部，我看到一只粘紧的密封塑料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的塑料泡沫和旧报纸，便看见一只像镜子那样又圆又扁的玉佛，有些晦暗，凑到光线下看，却又分明活了。它笑个不停，眼睛、眉毛、嘴巴在笑，就连额角的绛红色胎记也在笑，笑得肉脂和衣服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上的随便什么人，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思的。她有着近乎愚蠢的聪明，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宝贝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来，是想自己蹲下去摸那里，她摸到了，安心地走了。

        何老头儿回来时，我对手机，是下午六点半。我想你真他妈不愧是一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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