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把仇恨集中在没有检查街树的足达道洋身上该有多好啊！这个问题加山想了不知有多少次了。要把所有的仇恨凝聚起来，只针对足达一个人，为此加山做过很大的努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无法把仇恨集中在足达一个人身上。加山认为，足达的罪过确实很重，但应该对健太的死负责的不只是足达一个人。

        例如，没有把狗粪打扫干净的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就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有关职能部门把狗粪打扫干净了，事故就不会发生了。于是，加山再次来到市政府，打听哪个部门负责清扫道路。

        加山向传达室的女职员打听路上的狗粪由哪个部门负责打扫，那个女职员告诉他，通常是由生活环境课负责。既然说是“通常”，就应该有例外，于是加山就问，除了生活环境课，还有哪个部门负责。那个女职员说，有一天市民打电话提意见说，巴士大街上有狗粪，正好生活环境课没人，她就把电话转接到道路管理课去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女职员看了看日历说：“五天以前的事情。”

        五天以前，不就是事故发生前一天的事情吗？加山听女职员这么一说，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顶。如果那天把狗粪打扫干净了，足达就不会不检查那棵街树了。如果检查出那棵街树是棵病树了，肯定要采取不让行人靠近的措施，健太也就不会死了。

        想到这里，加山开始认为是市政府的职能的部门玩忽职守杀了健太，于是就又去了道路管理课。虽然明明知道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加山太想知道健太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了。他想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状况。如果知道了这些，也许就能接受健太已经不在人世这个残酷的现实了。

        来到道路管理课，他马上就判明了应对“关于巴士大街有狗粪的市民意见”的那个职员。加山尽可能地控制着自己愤怒的情绪，要求对方说明情况。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平心静气，人家就不会有耐心跟他说话。

        没想到对方勃然大怒，不但不对自己的过失感到后悔，还说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加山惊得目瞪口呆，元法再追究下去，只好转身离开。他来这里，本来是希望听到一声“对不起”的，没想到却生了一肚子气。

        那个姓小林的职员认为加山是在找他的毛病，认为加山是个很奇怪的人，同时拼命推卸责任，否认是他的玩忽职守夺去了一个只有两岁的孩子的生命。加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郁闷和愤怒填满了他的胸膛。他认定，眼前这个姓小林的人就是杀害健太的罪魁。

        可是，加山手上没有一件可以追究小林罪行的武器。小林说，责任最大的是造园公司，负次要责任的是狗的主人，加山找不到反驳他的语言。小林分明就是杀死健太的罪犯，可是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问他的罪。

        加山痛恨自己太理智，当时应该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那个只知道推卸责任的小林痛打一顿。但是，加山做不出来，只能转身离去了。在离开道路管理课之前，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拍了一下桌子。

        加山觉得这样一个自己很可怜。

        不过，在市政府的道路管理课，加山还是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的命运往往是由某些细小的事情决定的。就说那个小林吧，他在打扫狗粪的时候，如果知道不打扫就会死人，那么不管孩子们怎么嘲笑他，他都会尽心尽力地打扫的。偶然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从那里经过，偶然轮到这个自尊心强得过分的小林去处理市民的意见，其结果造成了健太的死。这无情的事实，快要把加山压垮了。

        加山的手就好像触摸到了那不讲理的命运，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健太的死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离开市政府大楼以后，加山一边走一边想。正是因为某些细小的事情往往可以左右人的命运，所以如果有一个环节是正常的，健太就不会死了。明明知道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就此罢休。

        加山的脑子里有一个永远都忘不掉的术语：出血性脑挫伤。这是健太的死因。给健太做手术的医生说，如果早些动手术，有可能挽救孩子的生命。那样的话，尽管容易留下后遗症，但孩子还小，以后恢复正常的可能性很大。医生的话让加山想起了那个不肯收治健太的医院，他的怨恨一直被压在心底。虽说不是哪个医生都会做脑部手术，但一开始就拒绝收治，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加山恨那个拒绝收治健太的医院，因为那个医院近在咫尺。

        当然，现在找上门去也无济于事了。不过，不去问问当时为什么不收治，加山心里无法平静。

        在作出去医院的决定之前，加山发现自己已经在朝着医院的方向走了。他的身体非常敏感地配合着他内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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