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先生是中国文学研究界最重量级的学者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英语世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下先河。一九六八年，夏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又带动古典文学界小说文本研究的风潮。以后多年夏先生著述不辍，其中精华在二〇〇四年汇编为《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欧美汉学界里，涉猎之广博，影响之深远，而又在批评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谓是第一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初版迄今已逾五十年。半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因为夏先生和其他前辈的开拓之功，已经成为显学。不仅学者、学生对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项课题趋之若鹜，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尽管论者对夏先生的专书根据不同理论、政治，甚至性别、区域立场，时有辩诘的声音。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另外一部小说史出现相与抗衡，则是不争之实。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典范意义不仅在于夏先生开风气之先，凭个人对欧美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信念，论断现代中国小说的流变和意义，也在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他所坚持的比较文学眼光，还有他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为后之来者预留太多对话空间。今天不论我们重估鲁迅、沈从文，讨论张爱玲、钱锺书，或谈中国作家文人的文学政治症候群、“感时忧国”情结，都必须从夏先生的观点出发。有些话题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让我们想象如果有先生出手，将会做出何等示范。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希望在夏先生专著的基础下，呈现新世纪里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动向。这本论文集为两辑。第一辑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的时代氛围、研究方法和历史意义做出回顾，并且旁及夏先生的兄长夏济安教授对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夏氏昆仲不只学问杰出，他们的独特立场和风骨也一样值得敬重。济安先生英年早逝，是学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二辑则呈现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在海内外的最新成绩。从鲁迅到张爱玲，从沈从文到钱锺书，几乎所有夏先生当年曾论及的大家都包括在内，而且呈现出不同的批评看法。夏先生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探讨的作家，如萧红、白薇、端木蕻良等，或未曾触及的流派，如鸳鸯蝴蝶派小说，也都有了专章讨论。此外，夏先生也曾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影响所及，我们今天论现代文学的起源，皆不能不提“五四”之前二十年的风云变幻。夏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关怀其来有自，本辑内也收入两篇论文，专论白先勇、朱天文等的成就。由是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夏先生心目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传统”更加完备。

        各篇论文的撰写者有夏先生的门生友人、再传或私淑弟子，也有济安先生的学生和故旧，还有与夏先生时相往来的各地杰出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半数以上的学者都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经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先生的学术发扬光大的重镇。各篇论文的作者也许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观点，但他们所念兹在兹的是文学的“史”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所显现的人文精神脉络，仍与先生一脉相承。

        目前西方学院里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仍然充斥伪科学化的话语；种种“后学”“批判”的声音无非与西学主流唱和——尽管中国正在或已经崛起。而安享资本主义学院终身俸的学者们不时游走世界，指点海内外的方向，尤其令人嘿然以对。对此夏先生是过来人。他曾经在五十年前应用过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批评话语，也曾经厕身六七十年代文学和政治。不同的是，他对文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本业，从来怀抱虔敬之心。比起迫不及待地谈“越界”跨行、谈“干预”现实的同行，夏先生有所不为的立场反而历久弥新。不少他的批评者自命走在时代前端，对他的研究或政治理念呶呶不休，但又有多少真能像他那样择善固执，发出“真的恶声”？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的完成有赖所有论文撰写者的热烈支持，他们是我最要感谢的对象。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不辞烦劳担任联络，并费心为夏先生编纂中英文书目，特别值得喝彩。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授权他和夏先生的访谈记录，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张恩华教授在编辑过程中参与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夏志清先生好谐谑、好朋友、好美食、好老电影，处处与人为善，常怀赤子之心，提携后辈尤其不遗余力。与先生相近者则知道他对学问的专注认真近乎严厉，对人情世故的看法洞若观火。他的生活其实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对生命的热切信念未尝稍息。夏师母王洞女士襄助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甘苦备尝，堪称是“夏志清的世界”中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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