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明教授是台湾地区中国文学界的传奇。自一九六四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以来，柯庆明坚守岗位超过半个世纪。这期间他见证台湾中文学界的世代更迭，也参与研究、教学典范的转换。他何其有幸，曾经师从当年渡海来台的名家如屈万里、台静农、廖蔚卿等，成为古典文学香火的传承者。他又何其有缘，得以和现代文学新锐如白先勇、叶维廉相往还，因此共同奠定台湾现代主义的基础。台湾中文学界“抒情传统”的建立和发挥，柯庆明是关键人物；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研究兴起，他是最热情的倡导者。当代台湾中国文学界论腹笥之宽阔、关怀之深远、人脉之丰沛、问学教学之认真，柯庆明教授堪称首屈一指。

        这些年来柯庆明教授著述不辍，早有多部专书问世。从《境界的再生》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再到《台湾现代文学的视野》，无不显示他治学的多重兴趣。新作《柯庆明论文学》一仍他博雅冲和的精神，探讨古典与现代文学的种种面貌。全书共分为三辑，分别题名为《理论篇》《评论篇》《读书篇》，共二十九篇论文。柯教授谦称此书将过去未曾正式出版或曾经刊行但已绝版的述作熔为一炉，未尝有系统可言。事实上这些文字一经整理，不但体例俨然，而且凸显他多年治学思辨的轨迹，很可以作为后学者效法或对话的范本。

        此书至少有三项特色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文章选自柯教授不同时期对文学的思考，从本体论般的大哉问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到针对特定文类、作者的应用批评，不仅显示作者的博学和多闻，也点出时间流变中不变的坚持。第二，这些文章力图跨越古典与现代、考证与批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分界，形成多音复义的实验。柯教授的尝试我们今天也许习以为常，但在当年中文系和文学院相对保守的语境里却是极富创意的挑战。第三，诚如柯所强调，文学创作与赏析是人文活动的极致，不论是对作品指涉的人物情境，或是对评论文字所致意的对话对象，都是“此中有人”。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学所焕发的伦理意向和呈现。近年西方学界结构解构狂潮之后，重新转向伦理学研究。柯庆明教授的文学论评因此更有历久弥新的意义。他的关怀无他，就是叩问：文学为何？文学何为？

        此书最令人瞩目的应是第一辑《理论篇》。这一辑中柯庆明教授追本溯源，对文学的本体做出定义。前五篇所触及的五项问题，谈文学，文学史，文学作品与精读，文学传播与接受，文学批评。《谈文学》开宗明义，强调文学是以文字为媒介的审美活动。但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文字本身已是承载意义的符号体系，发为文章，形成绵密复杂、虚实互动的表意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指向特定时空生命经验，一方面引导我们跨越时空，形成对“生命的沉思”“生命意义的高度自觉”。此与西方柏拉图所建构的模仿/真实的二分范式极有不同。究其极，文学的美感意识必须在伦理关系的开合中完成。传统谓“体物”与“缘情”为文学之两端，柯庆明则在其中看到两者相与为用的关系，以生命意识的证成为依归。

        循此，柯教授对文学史的看法亦别有所见。一般以文学史不外累积、叙述文学流变现象，以经典、大师、时代做出进化、递降、循环的史观。但文学史毕竟不只是历史。如果上述文学的定义有其道理，由文学所敷衍、形成的历史就不能忽略文字表象、会意的中介意义。正因为文字“体物”“缘情”所构成的网络如此绵密，文学不能为历史主义的一时一地所限，而必须“原始以表末”“通古今之变”。同样，文学史的时间也就不能以简单的进化、退化或循环的公式理解，而必须是“文心”在文本内外显与隐、正与变的绵延过程。在这层意义上，他心目中的文学史其实是反（西方定义下的）历史时间表的，但也是最具有“原史”意识的。

        这里的关键当然是柯教授对文学的“文”的理解。众所周知，“文”的观念其来有自，意味图像符号，典章学问，想象修辞，文化气质，乃至文明呈现。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学学科，其实迟至一九〇四年才出现在中国学制里。柯庆明长期浸润古典文学教养，同时对现代文学深感兴趣，因此折冲在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文学定义间，特别能显示他兼容并蓄的努力。现代文学理论多以西学是尚，柯庆明在理解西学前提下，特别强调古典的现代性。他以《楚辞》到等例证，质疑“模仿论”或“表现论”作为理解诠释中国文学的唯一范式。他力求回到中国文史语境找寻资源，用以作为与西方对话的基础。

        于是在《谈文学作品的精读》一文中，柯庆明教授从“新批评”细读文本出发，却强调文字形式只是“一个艺术经验，而不只是经验的构造”；“文学，就一个完整的经验论，它的历程应该是连续不断”。而所谓经验不仅是具体实证的，也是心有灵犀的；不仅是文本互涉的，也是知人论世的。在《谈文学传播与接受》里，他更进一步发挥此一想法。这篇论文从翻译谈到传播，指出西方二十世纪“语言学的转向”其实局限语言为形式主义的元素，未必能呼应文学流通的多层意义。柯庆明提出物、象、意、境四重方式，用以和西方理论对话；他指出言、意、象的指涉关系“并不对等或直接反映或反射，所以只有通过‘寻’‘观’的搜寻跳跃（因而也就是超越）才能进入”。或有同行以为这仍不脱古典印象批评的风格，但当柯以此与结构主义的传播理论互相对比，我们猛然理解他的用意不再是恢复国粹，恰恰是在“寻”“观”的过程中，他将中学与西学的论辩提升到另一层次。以此，他印证《略论文学批评的本质》中所谓，文学是一种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知识创造，而文学批评即是这种知识的再创造。

        以上这五篇论文涵盖文学本质、创造、阅读、传播各层面，论述细致，思虑周延，可以看作是柯庆明教授多年文学理论的总结。更具宣言性的论述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弁言》。这一丛刊其实脱胎于《现代文学》所发表的文字。柯庆明指出文学作品固然有其所属时代的历史性，但更重要的却是体认它所具有的“永恒的当下性与同时性”：

        文学的本质，归根究底……就是一种藉语言表现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识。因此，“文学自身”的研究工作，永远必须针对作品的语言表现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识的兴发、感通、觉知。

        在中文系以章句训诂是尚的传统里，这一立场的突破性可想而知。而柯立论的源头应该是由陈世骧、高友工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末引入的“抒情传统”观念。

        陈世骧、高友工两位先生的理论背景不同，前者延续三十年代传到中国的形式主义美学，后者则步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的信条。但殊途同归，他们都企图打破西方文学批评局限，重勘古典文学思想的新意。对他们而言，“抒情”不仅直陈诗歌文类之一种，也延伸为审美风格、文化语境、生命情景的思考与铭刻。陈、高两位的立论在彼时中文学界带来一股维新风潮，影响至今不息。相对大陆学界辗转在革命、启蒙论述里，台湾地区学界从抒情入手，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尤其在柯庆明细致的分析里，抒情起自感兴，继而缘情、体物，诗史互涉，终而与天地宇宙共鸣。抒情的极致，是柯所谓的“同情”：“生命彼此内在深处的相同，所生发的共同存在的感觉与意识”（《论诗与诗评》）。这是文学由审美、伦理层面上升到形上层面的最佳示范了。

        二十世纪末后学当道，先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人文标志，继之以后殖民主义打倒帝国权威。后学的贡献不可小觑，但一旦成为人云亦云的切口或招式，仍失之偏颇浅薄。毕竟文学或文学批评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作为解构质疑的游戏工具或是苦大仇深的控诉管道；前者的玩忽和后者的义愤只有在更宽厚的论述里才能充分发挥其辩证能量。“同情”的诗学之所以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因为同情的“情”不仅是七情六欲，也是生命特殊存在的样貌（情景交融），更是具有超越面向的道理或意图（尽得其情）。同情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姿态。柯显然认为唯有“情”的多元性及能动性才滋生了引譬连类、绵延不绝的文学——以及生命伦理——实践，而不必仅是哲学或政治的附庸。当代西方理论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柯庆明的“同情的诗学”源自古典而又和当代情境息息相关，大有继续发挥的余地。

        《柯庆明论文学》在理论辩难之外，有大量的篇章实践作者的思想和立场。如他对谢赫六法、“气韵生动”的解读，对西方悲剧英雄的中国式回应，都是他以抒情诗学为基准，延伸而出的“同情”的诠释。但是在他对师长文友作品的评点过程中，我们得见他如何将文学批评的伦理和审美双重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读朱西宁的《铁浆》，以细致的文本细读始，而以对天地不仁的感怀终，在在显示他对文学作为思考生命的方法。而他对台静农先生的新旧诗歌，白先勇、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小说，叶庆炳、周志文的散文的专论，夹议夹叙，对文的欣赏，对人的关怀，跃然纸上。

        文学为何？文学何为？《柯庆明论文学》提出宏大的命题，也做出全面性的思考，更以实际例证作为贯彻“同情”诗学的方法。笔锋起落五十年，柯庆明教授一点一滴打造了他的文论，也为台湾地区中文学界树立典范。他的贡献有待后之来者细细体会。我与柯教授论交逾三十年，无论为学与做人都深受启发。谨以此文，表达我最深的敬意与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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