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藩教授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病逝芝加哥，消息传来，不免黯然。这一年半来，已有两位汉学大师，夏志清先生、韩南先生，相继辞世。余国藩先生的离去，更让我们惊觉一个世代的典范似乎逐渐消失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仍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中国文学部分的指导教授刘绍铭先生是广东人，与先生谊属同乡，对先生的学问文章几乎以传奇视之。那时候他的英译本正陆续出版中，博得学界一致好评。能将这本长达六十几万字的宗教神魔小说逐字翻成英文，已经不是易事，更何况细腻的宗教、神话考证，以及优美典雅而又时带诙谐的风格。

        我与余先生结缘在九十年代。我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曾经有缘邀请先生演讲，讲题已经不复记得，只记得他儒雅的风采。同在哥大的前辈夏志清先生有魏晋名士的性格，一向自豪自己的学问，对同行每有批评，唯独余先生的中英学问造诣，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令人莞尔的是，夏先生行事发言每每插科打诨，但在辈分其实较低的余先生面前，却一本正经起来。记得那天演讲之后，夏先生几近夸张地赞美先生的家世、求学经过、学术成就，以及优雅的风采、西装领结……自叹弗如。

        的确，余先生出身抗日名将世家，得天独厚，得到最佳中西教育。他十八岁赴美，二十五岁进入芝加哥大学，一路获得博士学位。比起同辈学者的留学经验，堪称顺遂。好的机会让他得以专心问学，成为大家。余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四十六年，专治比较神学与比较文学，是唯一获得神学院、东亚系、英语系、比较文学系、历史思想委员会合聘的教授。除此他能赋中国旧体诗歌，雅好西洋音乐艺术，一举一动，自然流露“贵族”气息。余先生望之俨然，其实即之也温，一旦熟识，相当平易近人。但他有相当择善固执之处。他对台湾研究院文哲所有极高的期望，但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过去二十几年，余先生和我在不同会议或是委员会场合见面，永远是谈吐得体，言之有物，不折不扣的绅士学者风度。虽然我的专业不是明清小说，他研究的专书《阅读顽石：红楼梦欲望与虚构的生成》却让我深受启发。这本书谈情和欲的相互流转辩证，以及虚构暗示的叙事及启悟能量，有宗教的背景，但更有文学的洞见。

        二〇〇五年，在一次海外咨询会议上，我终于鼓起勇气，邀请余先生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大师系列，提供一本专著。当时他似乎正考虑退休，也希望有机会将历年发表的单篇论文结集成书。很快他将文稿转来，这就是日后的《比较的行旅：东西比较文学与宗教论集》。这本书的确令人大开眼界，从西方古典神学谈到当代的人权，从谈到，从希腊悲剧谈到《荀子》。余先生纵横古今，谈笑用兵，正是大家风范，而他强烈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也因为这本书，我有机会更接近他，更体认他率真的性格，以及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当代汉学研究分门别类，竞以方法理论是尚。像余先生这样博雅通达的学者，已经不复得见。所幸他的弟子李奭学博士承其衣钵，早在学界建立独特的治学方式。我们怀念余先生的学问文章，也更怀念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的人文精神。谨以此文，悼念一位大师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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