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Siure）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新兴观念。历来我们谈到现代中国或中文文学，多以Moderure称之。这个说法名正言顺，但在现当代语境里也衍生出如下的含义：国家想象的情结，正宗书写的崇拜，以及文学与历史大叙述的必然呼应。然而有鉴于二十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必须做出更灵活的思考。

        Si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这样的译法对识者也就无足可观。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惯用华文文学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中国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中文文学的总称。由是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

        但是Siure在英语语境里却有另外的脉络。这个词的对应面包括了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文学，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如此，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文学，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语文学，巴西的葡语文学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语系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帝国文化的遗蜕。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

        回看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上海等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像上海那样）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最明白的例子是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从国家立场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外国文学，但马华作家的精彩表现却在在显示域外华文的香火，仍然传递不辍。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们要说历经现代性的残酷考验，中华文化在海内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的呼应，恰是华语语系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

        但我们毋须因此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个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相对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别的不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领衔人物行有余力，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做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

        但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论是具体的或是虚拟的，跨国的或是跨网络的旅行——成为常态。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演变，何尝不是如此？王安忆、莫言、余华的作品在多地同步发行，王文华、李碧华的作品也快速流行，更不提金庸所造成海内外阅读口味的大团圆。华人社群的你来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动，无不在文学表现上折射成复杂光谱。从事现当代中文文学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显得不如读者的兼容并蓄了。

        Siure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出现，正呼应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当代文学的课题。顾名思义，这一研究希望在国家文学的界限外，另外开出理论和实践的方。语言，不论称之为汉语、华语、华文，还是中文，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谓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语言，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用巴赫金的观念来说，这样的语言永远处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交会点上，也总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我不断对话的社会性表意行为。华语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区域互动对话的场域，而这一对话应该也存在于个别华人区域以内。例如，江南的苏童和西北的贾平凹，川藏的阿来都用中文写作，但是他们笔下的南腔北调，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发声位置，才是丰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因素。

        对熟悉当代文学理论者而言，如此的定义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我的用意不在发明新的说法，而在将理论资源运用在历史情境内，探讨其作用的能量。因此，我们与其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举例而言，由山东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洲雨林不一样让人惊心动魄？王安忆、陈丹燕写尽了她们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启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构筑了他们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锐长于演义地区史和家族史，居住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人作者黄锦树，还有曾驻香港、现居纽约的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绩。谈到盛世的华丽与苍凉，李天葆、朱天文都是张爱玲的最佳传人。书写伦理和暴力的幽微转折，余华曾是一把好手，但黄碧云、黎紫书、骆以军已有后来居上之势。白先勇的作品已被誉为离散文学的翘楚，但久居纽约的夫妻档作家李渝、郭松棻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鉴赏。

        华语语系文学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当然无从面面俱到，从事一网打尽式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开始。

        从实际观点而言，我甚至以为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可以调和不同阵营的洞见和不见。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因为不如此又怎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如果还一味以正统中国和海外华人/华侨文学做区分，不正重蹈殖民主义宗主国与领属地的想象方式？另一方面，以“离散”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或“孽子”情结，或是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只有在我们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

        基于这样的理念，哈佛大学东亚系在二〇〇六春天邀请了多位来自美国、中国、马来西亚的华文作者：聂华苓、李渝、施叔青、也斯、平路、骆以军、黎紫书、纪大伟，以及现居剑桥的作者张凤、李洁，还有在东亚系就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与本科生，一起参与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的可能。除了创作之外，所触及的议题更包括了：

        一、旅行的“中国性”：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如何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等各种层面移动与转化；华语语系文学如何铭刻、再现这些经验与想象。

        二、离散与迁移：随着华裔子民在海内或海外的迁徙、移民甚至殖民经验，华语语系文学如何体验它的语言、族裔、典律的跨越问题？

        三、翻译与文化生产：翻译（从文学、电影、戏剧到各种的物质文化的转易）如何反映和再现华人社群与世界的对话经验？相关的文化生产又如何被体制化或边缘化？

        四、世界想象：中文文学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域外的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象中国——及华人——历史？

        聂华苓是当代海外中文创作的“祖师奶奶”。从沦为租界的汉口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到战后的北平、南京，再到台北，再到美国。她生命和写作所经历的“三生三世”道尽了作家创作位置、视野的转移，怎能为一本护照所限制？同样的，生于广东、长于香港的也斯自谓“一出生就经历了迁徙”，他的作品反映的不只是岛和大陆的简单对应，也是“岛中有大陆，大陆中有岛”。纽约的施叔青更理解她生命中与岛的不解之缘：来自台湾，在香港度过盛年，终又定居纽约中心——曼哈顿岛。李渝生在四川，长在台北，前半生为了理想漂流拼搏，竟要在纸上发现永恒的梦土。“身份走失了，定义模糊了”，不变的是对中文书写的不悔的执着。而曾经定居美国的平路，回到中国（先在台湾，后又转驻香港）。一如她所言，“既然选择文字为居所，可一点也不在意本身﹙在别人定义里，在各种分类系统中﹚是离散的、歧义的、边陲的、异域的……因为文学本应该自矜自持，文学经验亦必然自珍自重”。

        仍然就读哈佛大学的李洁生在上海，十一岁出国，却保留了对中文的敏锐感受。她的上海故事出手不同凡响，益发让我们理解母语的神奇召唤。

        骆以军是生长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岛上的经验总也不能抹消他记忆父亲的故乡记忆。这成为他的忧郁书写的重要隐喻。父亲的故乡，是他不能书写、却又不能忘记书写的雾中风景，那永恒的远方诱惑与伤痛。而到了台湾出生，留学并任教美国的纪大伟笔下，种种原乡想象可曾留下性别的、酷儿的印记？来自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则告诉我们“这里的华语粗糙、简陋、杂乱又满布伤痕，它到处烙印着种族与历史的痕迹”，然而她和她的写作同业却化不可能为可能，让华语在南洋的土地上开出奇花异果。“因为接受了‘芜杂’的现实并且以‘芜杂’自喜，马华文学才得以开天辟地，探索出自己的路向和语境来。”

        频繁的文学行旅，移动的边界想象。作家们有缘聚在哈佛，谈中文书写越界和回归的可能，也谈海外文学对中国的建构和解构。也就是在这样的对话声中，华语语系文学的探索开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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