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南教授是明清小说史的权威，也是西方汉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从一九七三年中国短篇小说的源流考述，到李渔研究，再到清末民初小说综论，韩南教授治学横跨中国近世五百年的说部历史。他细腻的考证功夫，渊博的知识范畴，还有对传统小说兼容并蓄的研究态度，恐怕许多中国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代表了西方汉学二十世纪下半段最杰出的成就。他的逝世也因此象征一个世代学术典范的消失。

        我不是韩南教授的弟子，专业也不是明清文学，未必有资格详述他教学以及研究方面的贡献。然而我有幸两度在哈佛大学与韩南教授结缘，亦师亦友的关系令我永远难忘。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已经在台湾大学任教。一日收到留美时期导师来信，内附一张简单的广告：哈佛大学东亚系开立现代中国文学项目，招聘助理教授。我在研究所的训练是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处理现代中国作家与西方写实主义的渊源，因此对于“五四”以后文学传统有所涉猎。哈佛的名声难以抗拒，何况又有业师的积极鼓励。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申请，心中想的却是哈佛与台湾何其遥远，哪里高攀得上？

        未料几个月后收到一封哈佛来信，便笺纸打字，短短几行，写道我的申请及论文虽然得到东亚系教授的好评，但基于校方财务原因，征聘作业必须暂缓。落款人是韩南教授。在我而言，这封信是礼貌的婉谢辞令，因此也不再做非分之想。

        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我又收到韩南教授来信，还是便笺纸打字，短短几行。他告诉我这次学校支持重开现代中国文学征聘，希望我同意将前一年的申请档案转为再次申请所用。既然不必再费周章，我接受了韩南教授的建议。何尝料到，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竟然加入哈佛东亚系。

        多少年后，每次想起与韩南教授的奇妙遭遇，仍然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现。我并非中文科班出身，与哈佛这类名校也毫无渊源，却何其有幸，得到他的青睐。套句俗话，南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日后他告诉我，他对我的申请案有兴趣不只是因为论文，也因为一篇论晚明话本小说的文章。那篇文章我根据他的“拟话本”观念，将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方法套用在晚明话本的研究上。如今看来，我的论述当然天真得很，但惊奇的是韩南教授的大度与好奇心。他正宗的汉学研究方法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结构、解构学派其实有相当距离，然而他居然不以为忤，愿意展开对话。

        韩南先生问学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日后我有了招收学生或征聘同事的机会，总是告诉自己绝对不要囿于门户之见，不只是学说的门户，也是学院的门户。更重要的是，为学的门径无他，唯勤而已矣。韩南先生办公室的大量古籍曾让许多造访者叹为观止，但他出入哈佛演讲图书馆的善本室、微卷室，孜孜不倦的身影才更令人动容。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位出身新西兰的青年，远渡重洋，到英国，到中国，完成他的训练，矢志以一生的精力研读中国小说？又是什么样的眼光，让一位貌似传统的汉学学者不断推陈出新，打破约定俗成的意见，从而开拓中国小说研究的视野？

        韩南先生身形魁梧，却是个地道的谦谦君子。在许多学生和同事眼中，他的内敛礼貌甚至到了害羞的程度。他的英语带有新西兰家乡和英国的口音，交谈总是流露诚挚而腼腆的眼神，有时说着说着自己就脸红起来。他最大的乐趣应该是独自一人漫游在明清小说的国度里吧。初到哈佛的一两年他对我照顾有加，但即使如此，也依然保持友善的距离。彼时哈佛东亚系刚刚成立现代文学专业，师生都在摸索阶段。现在想起来韩南教授对我的信任，不禁为自己也捏了一把冷汗。

        一九九〇年，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希望我转到纽约任教。夏先生是英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他的邀请让我受宠若惊。当时哈佛没有终身俸制度，年轻的教授自然缺少保障。因此当我决定放弃哈佛合约转往哥大时，韩南教授表示理解。而我们的关系一直维持不坠。尤其他的研究方向已转到晚清，与我正在完成的新书不谋而合，因此更多一层对话关系。在哥大任何有关明清文学的会议，第一位人选总是想到他；我甚至曾经邀请他到台北，到北京参加会议。最为难忘的是一九九九年台湾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明清文学会议，会后全体来宾到花莲旅游。那天晚上，在天祥，大家发现酒店有间卡拉OK伴唱室，一向害羞寡言的韩南教授竟然在大伙的起哄下，引吭高歌，而且是和魏爱莲对唱。这真是破天荒的一刻！但之后的酒店例行的山地舞联欢晚会，不论我们如何怂恿，他再也不肯就范……

        二〇〇四年因缘际会，我竟然重回哈佛，也又有亲炙韩南教授的机会。人生的缘分莫过于此。此时韩南教授已经退休，但工作勤奋，一如既往，连续出版了论晚清小说的文集，以及好几部晚清民初小说翻译。唯一的改变是上了年纪，他变得愈发和蔼可亲了。我们有了一个默契，每学期聚会至少一次，交换研究心得，逐渐也开始聊起私事。是在某一次的谈话里，我才知道他的夫人罹患帕金森病，他必须负责照顾。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家人至亲也患有同样病症；我了解他的辛苦。仿佛之间，我们有了同舟共济的关系。

        二〇一三年五月中，我正在柏林自由大学演讲途中，突然收到韩南教授的电邮。仍然是他惜字如金的风格，但透露不寻常的讯息：他要我在最短时间内来看他。回到哈佛次日我立刻到他的办公室。韩南教授端坐在办公桌旁，看来无恙，却静静地告诉我，他的左眼在一周以前突然失明，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中风，现在正抢救右眼。他希望见我，因为有两本译稿仍未完成或出版；如果病况恶化，他希望我代为完成。

        那个上午的谈话，至今令我惆怅不已。以韩南教授矜持的风格，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助于人的。而他对我的信任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勉强说着一些鼓舞的场面话，心里知道不是那回事。不久以前，我自己才见证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韩南教授就要一步一步走向那不可知、也不可遏的未来了。一时之间，相对无语，我不禁潸然泪下，我失态了。而韩南教授竟然眼眶也红了。

        韩南教授最后一年是辛苦的。那个夏天，他因为肺炎还有其他病症住院疗养两个月，之后转往不同医疗中心做复健疗养。我每次去探望他，总觉得他大约是最整齐文雅的病人。我们还是谈研究的兴趣，他恼人的眼疾，还有其他不知名的问题让他康复如此缓慢。秋天他得以回家疗养，而韩南夫人已经住进老人赡养中心。有两个月我每周探望他一次，他的情形似乎好转，有时甚至颇有兴致，我们的话题也越发轻松。这是一位我从未发现过的韩南教授，仍然彬彬有礼，却能更自在地表达个人好恶。之后情况却不再乐观。病因为何，医生始终没有具体诊断出来。

        韩南教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伊维德教授的退休会议。那天我陪他从所住的医护中心走到费正清中心会场。秋天的早上已经颇有寒意，陪着韩南教授一路走来，其实有点冒险，我们圆满达成任务，不觉都有些得意。回去的路上，远从台北来的胡晓真教授也加入我们。晓真是韩南的得意高足，她一路陪同，看得出让老师真开心了。但那是最后了。

        二〇一四年四月，韩南教授走前的一个星期我去探望他。那天他气色其实不错，交代我搬离办公室后应该留意的事项。我仍然保留当时随手写下的摘要：图书馆待还的几本书，一幅武松打虎的剪纸，一个自己打造的旋转书架，一对中国小摆饰，还有尚未出版的《平妖传》译稿。这是他惦记着的事情。我们相约事情办完立刻回报，但韩南教授却决定先走了。

        我与韩南教授相识三十年，多半时候云淡风轻。但正因为他君子之交的风格，反而让我特别珍惜。这是学院又一种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典范。我有幸在韩南教授最后那些年里认识他的另一面，更是感念他的谦虚和坚毅。韩南教授逝世以后，他所翻译的十九世纪世情小说《蜃楼志》方才出版。而另一本明末清初神魔小说《平妖传》的出版，将是我责无旁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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