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现代文学的滥觞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这一年有两份文艺期刊《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分别出版，前者已经缈不可寻，后者就现存的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取胜，而编辑的风格与晚清小说杂志颇为相似。一九二一年《双声》杂志创刊，主编之一黄天石发表《碎蕊》，写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云惨雾，俨然与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碎琴楼》等互通声气。与此同时，“五四”风潮已经吹向香港，再过几年，新文学终将在这里开出一片意外的天地。

        香港文学之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外收获，原因无他：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更何况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然而在新世纪回顾香港一百年来的文学，不由我们不惊叹有心人毕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便的视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学的特色。这部选集搜集了二十世纪在香港写出的短篇小说六十七篇，从前述黄天石的哀情小说《碎蕊》到潘国灵充满世纪末惫懒情调《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开。短篇小说虽然只是文类的一种，但以其篇幅精简、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这座城市的“叙事”悸动多变的风格。刘以鬯先生是香港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领衔人物，由局内人担任编选工作，尤其平添一层作者与作者对话的趣味。

        合而观之，我以为“小说香港”的意义，在于对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与伦理面向，做出寓言式的观察和解读。我所谓的“物理”是相对“天理”而来，指的是作为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可见或不可见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充满反传统的喧嚣，主流作品对“天理”的召唤其实未尝或已。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启蒙，一路演变成主义、国家，不论呐喊彷徨还是感时忧国，无不强调内烁信仰的涌现，以及真理真相的无尽诠释探索。相形之下，出现在香港的小说毋宁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质细节的记录；是方言官话外语的网络；是欲望形成或败坏的见证；是个人与政教机器间永无休止的龃龉和妥协；是无中生有，开物成务的创造力量。

        试看左翼文学大师茅盾在香港时期写下的《一个理想碰了壁》。两个有志青年立意改造一个下层社会女子，但事与愿违，这名女子选择随波逐流，让改造她的理想家碰了壁。摆在正宗“五四”传统里，这篇作品的道德教训再清楚不过，但唯其故事发生在战时的香港，反而使茅盾的立场发生矛盾。在乱世里安身立命不容易，没有了穿衣吃饭，哪里来的理想？香港常被讥物欲横流，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琢磨出一套“物理”的学问，艰险处恐怕更甚于“天理”的追求。在长洲玩命的船夫（《台风季》），在慧泉茶室打工的老妪（《慧泉茶室》），在银行上下其手的出纳（《一万元》），在庙街讨生活的算命师（《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高升路上找出路的女佣（《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在跑马场消耗欲望的大亨与情妇（《胡马依北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故事每以自然主义的姿态，白描香港各个层面人物的生存形式，如果说作者行文少了一分血泪温情，却突出了面对生命粗粝本质的坦然。

        我们当然可以谈论横亘在小说下的历史因素：或是殖民政治的暧昧，或是战争和迁徙的创伤，或是贫富有无的差距，或是笑贫不笑娼的性别经济。但香港经验毋宁使作家更明白，他们写的不是大说，而是小说。摆脱了微言大义的论述，他们分解、记录人与人、人与物的基本关系，以至于对生命情境的细微差距有了心得。香港小说的现实主义因此需要仔细的观察。租借的时空，转手的历史，现实的无明状态让作家感同身受；现实可以细微琐碎到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对生活底色的专注使他们发展出不同的视界。钟玲玲的，顾名思义，正是为香港的唯物和微物学做批注。小说在职场最平淡的人际关系上做文章，抽丝剥茧，看出人性最幽微的辛酸。另一方面黄劲辉反其道而行，告诉我们貌似繁复多姿的香港生活其实千篇一律，不过是重复的重复（《重复的城市》）。物的律动：时运不济的男人犹如抛锚的汽车（《抛锚》）；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匹种马（《胡马依北风》）；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要买房子还是要生孩子之间遭遇经济学难题（《买楼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婴儿享受租来的母爱（《出卖母爱的人》）；时间到了，所有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在碑石和名字之间》）。

        在这样的“物理”世界里，香港文人早早理解文字未必是通透现实的力量，而是一种晦涩多变的符号，有待持续拆解创造，也就可以思过半矣。刘以鬯和昆南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形成独树一帜的香港现代主义，他们的作品像《地之门》今天读来仍然历久弥新。但他们不是高蹈的形式主义者，正如刘以鬯《副刊编辑的白日梦》的夫子自道，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生产的限制下，穷则变，变则通，居然造就了新的文字奇观。而昆南的《主角之再造》有言，“我便成无血无肉。我比计算机更为机械。七天之内上帝创造天地。一个早上到另一个早上，我再造了自己”。刘以鬯和昆南后继有人，董启章在九十年代崛起，《在碑石和名字之间》从坟场墓碑所铭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时间和奉祀者的谱系，思考命、名和铭之间的浮动关系，死生的意义，只是初显身手。他的新书《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赫然就是对香港城市“物理”——从恋物到造物，从物化到物种——的庞大见证。

        香港小说有传奇都会背景，从来不乏光怪陆离的创作材料。浮世的悲欢，洋场的升沉，希望与绝望，诱惑和创伤，形成一则又一则的都市告白。早期的文人描述下层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像是李育中的《祝福》，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日后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抛锚》《人棋》等则对不同时期的香港移民或居民做出同情观照。不论是对逃难者或淘金者，香港并不友善，而就算定居于此的市民，也必须时时警觉。诚如阮朗的《染》所暗示，这座城市是个染缸，厕身其中，人人都得自求多福。李辉英的《烂赌二》更毫不留情地写出一个赌鬼和烟鬼的绝望沉沦。偶尔发生的艳遇（《一件命案》），天外飞来的横财（《险过剃头》）总已包藏凶险。即使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活动——像是无数高楼大厦里的电梯起降——也能成为出其不意的陷阱，让人进退两难（《吾老吾幼》）。

        然而小说不必只被动地针砭社会病态，更不必提出济世药方。小说香港存在的本身就不妨视为一种“症候”，一种城市病理的隐喻。透过文字所架构的城市，或是阴森怪异，或是艳异迷离，才更召唤出香港的魅惑力量。世纪初期的香港小说，像是黄天石的《碎蕊》和谢晨光的《加藤洋食店》，已经各自演绎强大的欲力冲击和挫折。《碎蕊》里阴郁绝望的爱情充满歇斯底里的、自虐也自怜的姿态，而《加藤洋食店》则是个双重异国情调故事。在日本洋食店里，爱欲和忏悔，偷窥和自恋交叉在男女之间，在在流露一股躁动不安、无所寄托的情绪。未收入选集中的张爱玲的更写尽了香港的浮世男女如何追逐爱情游戏，甚至解构了战争和历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香港作家在地主体性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反而更激发出他们对香港爱恨交织的反应。前述刘以鬯和昆南各以实验笔法，割裂、穿刺生活肌理，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城市大观，似真似幻。他们为一座城市打造了他的身世和病历。自此以后，文学心理、社会分析的种种名堂，从忧郁症到妄想狂，从都会奇观到海市蜃楼，从毛骨悚然的怪魅到似曾相识的诡谲，用在香港叙事上俨然都顺理成章。香港的文学形象是“不健康”的。尤其九十年代回归之前的系列小说，从《狂城》（心猿）到《失城》（黄碧云）。吊诡的是，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甚至巴尔扎克的巴黎，作家越是对香港发生病理学般的兴趣，就越凸显了有关香港的神话，或鬼话。

        香港到底是一种活色生香的诱惑，还是阴魂不散的蛊惑？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从殡仪馆化妆师的自白写一个香港女子的成长和恋爱经验。夹缠在好生与爱死、恋尸与自闭的情结间，这位女子为香港的爱与死做了最耸人的表白。施叔青的描绘香港的惨绿男女飘荡一如鬼魅，浮世繁华到头像是一场空虚如无物的葬仪。身体的变形和疾病成为香港的隐喻。黄碧云写乖戾的人生际遇已成一绝，他的《呕吐》遥拟萨特同名小说，个中的荒凉和怪异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作家赋予香港拟人化的性格或身体，因而将城市怪诞美学推向极致。韩丽珠笔下香港的高楼大厦像是五官狰狞的怪兽，绵延其中的输水管线犹如盘根错节的猪肠（《输水管森林》），小市民出入这样的“森林”，演出一场又一场超写实戏码。陈慧的女子不断地藉迷路找寻出路（），谢晓虹光天化日下的人生却怎么也摆脱拖不开咒怨阴阴的纠缠（《咒》）。谭福基的“老金的巴士”载着乘客开向疯狂（《老金的巴士》），也斯的李大婶凭着一只老掉牙的袋表在工厂发号施令，竟让人人时空错乱（《李大婶的袋表》），而黄劲辉的城市男女犹如行尸走肉，在“重复的城市”里演出乏味的生老病死（《重复的城市》）。即使潘国灵的社会学专家绝不相信怪力乱神，庙街的江湖相士的预言居然也似乎有灵验的时候（《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香港无奇不有，不由得你不三思小说家所敷衍出的城市病理学。

        然而在面对香港小说的“物理”和“病理”的同时，有心的作家更能扩大视野，叩问其中的“伦理”要义。他们所关怀的伦理没有深文奥义，也谈不上四维八德。所谓世路人情皆学问，这些作家理解不论生活有多么不可测，做人的道理还是不能不讲。他们的伦理所关乎的是人和我在都市丛林里所经历的考验，所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承担的结果。香港在大半个现代世纪里是个殖民与移民社会，人际关系的浇薄几乎是环境的使然。唯其如此，小说见证种种生存境况，从相濡以沫到疏离冷酷，从尔虞我诈到有所不为，才更明白人生的“常”与“变”间的辩证何其曲折，哪里是简单的忠孝节义就可以衡量的？

        像是刘锦城的《人棋》写底层社会里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现实生活的艰难与诱惑打败了男人的尊严，但不能夺走他们骨子里找寻寄托的愿望。女人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先后成了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寄托。这里有生活最大的无奈和妥协，也有当事者之间不可思议的恩情与包容。而女性惊人的生存力量不过犹其余事。与这篇小说类似的是徐訏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描写乱世里一个年轻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友谊。女人最后凭着姿色成为主人的新宠，却不忘拉拔她的朋友一把。这样的情谊非关男女，而有了哥儿们般的义气。而在陈少华的《漂泊》中，一个男子掩护一个风尘女子的非法身份，他的举动固然出于同情，但既不带来人性的光明，也不更暴露人生的黑暗。萍水相逢，如此而已。

        在所有伦理关系里，香港小说对家——社会基本的结构——的向往和批判尤其动人。识者一般强调香港文学的都会特征或（后）殖民地情调。我却以为香港政经背景的复杂性固然解构了传统家庭元素，也同时刺激作家想象家的种种可能。上述的三则故事都点出安家立业的渴望。世道苍莽，老套伦理早就派不上用场，但在作者貌似抽离的文字里，我们仍然感觉到一股对亲情、对家常关系的默默牵引。

        四篇处理父子关系的作品可以为例。伍淑贤里女儿眼中的父亲病弱无能，父亲却竟然能藉病装病，用小小诈骗为原本暗淡的生活带来非分——却也无伤大雅——的片刻解脱。许荣辉的故事里，父亲为了谋生总也不在家，但有一天父亲永远不再回来，永恒的缺席还是留给儿子最深的创伤（《父亲遗下的创伤》）。一九二四年邓杰超《父亲之赐》里的儿子因为父亲卖国深以为耻，引刀自杀，“一死自了，代我父亲……谢罪”。到了一九八八年颜纯钩笔下，父与子的家常对话成为父与子无法对话的写照，最微小的事物都能引爆代沟的导火线（《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足球赛……》）。但颜笔下的父子再没有六十年以前邓杰超式的诛死冲动；父亲明白父子的难题无解，但走出家门，还有更多的人生问题等着他们。

        家的另一种意义系于名分问题。五十年代的秦牧就写过赴港谋生的丈夫和在家乡的妻子渐行渐远，但妻子仍然一厢情愿地守候家门（）。平可的《第三任太太》还有皇甫光的《模糊的背影》各以夫妻间的猜忌写出家庭关系的脆弱，是在这些情节里，香港作家展现了他们世故的一面。

        名分之外，经营一个家毕竟还得落实在物质的所在。香港居，大不易，白洛的《买楼记》突出了胼手胝足建立家庭的小夫妻，必须在买一个居住单位或是生一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而罗贵祥的《两夫妇和房子》则描写在局促的居住空间里，一对夫妇如何上演千万人家其实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然而两夫妇的叙事将会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像那些宏伟的家族史诗般，只要他们停止服食避孕药丸。”

        从家的局限辐射而出，香港小说在更广义的空间探勘感情——不论是亲情或爱情——的界限。金依《吾老吾幼》的庞大屋邨里，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陷在故障的电梯里，求救无门。他们的孤绝状态未尝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戏剧化，而一老一小竟然因此产生意外的亲情。但危机一旦解除，人间疏离的关系立刻“恢复正常”。夏易《出卖母爱的人》处理一位照顾婴儿的保姆过分尽忠职守，她的母爱引起了正牌母亲的妒忌。小说看似社会花边扫描，却触及“母爱”是天职，是移情的对象，或仅只是市场交易项目的价值冲突。也因此，辛其氏的《索骥》记述一位作家寻找她多年以前照顾她的保姆，不计一切代价追踪到底的故事，就更令人深思。小说以呼唤保姆的名字始，以凭吊保姆的遗物止，不再只是简单的寻人故事，而是一个寻找流逝的、“代理的”母爱的故事。而香港人为何迫切地找寻失落的亲情记忆，里面就更有文章。

        香港小说的伦理叙事最后还是得反求诸己，展开个人自我的省思。这未必是自传或忏悔叙事，而可见诸作者声东击西的刻画。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藉一个“蜑家老”的漂流经验，体悟香港的沧桑改变，有如一页一页写在水上的历史；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则敷衍预知失恋/尸恋纪事，道尽香港女人作为一个情爱主体患得患失的心情。最耐人寻味的是吴煦斌的《晕倒在水池旁边的一个印第安人》，侧写一个留美学生在校园里与一个印第安人的短暂邂逅，乍看与香港毫无瓜葛，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种族、殖民、语言、文化、离散的问题缓缓托出，终于产生了物伤其类的感伤：在后现代的（香港）社会里，谁的心头没有一个孤单的印第安人？

        一部选集也许不能让我们对香港文学做出全面观察，但不失为一个有效起点，督促我们省思香港叙事里“物理”“病理”和“伦理”的错综层面。现有的香港文学研究，尤其是香港以外对香港的研究，往往强调“物理”“病理”层面，而香港作家们也有意无意地相与呼应。但我以为除非我们对香港叙事的伦理层面多做思考，否则便不足以理解香港叙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学有别于其他华语文学的特色。香港本身从无到有，原就是一页传奇，而由小说物理、病理和伦理看香港，出虚入实，以小博大，竟也成就另类的香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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