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任是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六〇年，还在台大哲学系就读的刘大任在《笔汇》发表《逃亡》，加入台湾现代文学界，并且参与《剧场》《文学季刊》编务。一九六六年他赴美深造，转攻现代中国政治史，甚至“学以致用”，成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关键人物。

        这场运动以维护中国领土为号召，实际的动力却来自一群留美学生对“中国梦土”的向往。刘大任厕身其中，不得不中断学业。但真正的代价在于历经保钓的激情与幻灭后，他对自己、对家国再也挥之不去的忧郁与苍凉吧。

        这独立苍茫的感触却成为刘大任重新创作的动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刘大任曾短期自我放逐到非洲，“赤道归来”后，他走出神话，发现小说。曾经电光石火的革命情怀一变而为绵密沉郁的笔触。他追记保钓风云（《浮游群落》），怀念父母往事（《晚风习习》），侧写异乡浮光掠影（《秋阳似酒》），风格极为简练，着力却每每深不可测。那场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但仍然是萦绕他心怀的底线。抑或是他必须不断重返的前线？也因此，不论题材，每篇文字其实都是他频频攻坚的尝试，每次下笔都是患得患失的出击。

        刘大任的作品充满抒情韵味，骨子里自有一股坚厉气质。那是《杜鹃啼血》，是《远方有风雷》，是《枯山水》。没有曾经的风霜，写不出那样的文章。种种变迁，对于当年在海外奉献一切的革命者而言，恐怕也有了不胜今昔之感。然而历史最后的嘲弄在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蓦然回首，老去的刘大任何去何从？

        在刘大任最新的小说《当下四重奏》里，一位留美的退休中国史教授就面临类似的考验。这位教授当年参与了保钓运动，有家难归，日后选择留在美国落地生根。然而他对故国一往情深，几十年的异乡经验哪里能够算数。越到晚年，他越发觉自己的孤独，即使亲如妻子儿女也有了格格不入之感。他唯一的寄托是悉心经营的庭园。然而有一天，妻子儿女竟不动声色地策划搬离他所熟悉的环境……

        这似乎是以往留学生文学的“养老版”。刘大任过去的作品也曾触及美国日常生活，但从来没有如此中产阶级过。但也唯其如此，小说所透露的危机感才更令人触目惊心。当年的豪情壮志安在哉？透过家庭四个人物意识的你来我往，小说交织出教授所面临的危机：文化的差异，代沟的隔阂，渐行渐远的夫妻关系，时不我与的感伤，都让主人翁怅然若失。但是他还有更深的难言之隐：“可是，那块地方像一个无底洞，无论用什么填，永远填不满。”

        读《当下四重奏》不由得我们不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退休的教授壮心不已，一心写本“大书”作为对自己的交代。但时间就在花花草草、儿孙琐事中消磨了。当下太平无事，简直就要天长地久起来。然而隐隐之间危机一触即发。我们的教授是解甲归田，还是弃械投降，还是……？故事急转直下，有了令人意外的结局。

        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历史的兴废大约不过如此。刘大任俨然要从最平凡的故事里思考大半生的历练。俱往矣，那些呼群保义、革命造反的日子。小说巧妙地引用林冲夜奔的典故，写出苍茫的感触。一晌风雷之后，扑面而来的是“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小说高潮，教授梦中醒来，甚至有了七十回卢俊义惊梦的意思。然而在现实，在当下，就算惊梦，也只是南柯一梦吧。

        《当下四重奏》最重要的意象是主人翁尽心竭力经营的园艺。海棠芍药、杜鹃鸢尾，当然少不了梅花奇石，仿佛河山锦绣化为姹紫嫣红。这里园林与故国的隐喻似乎失之过露，但刘大任也许刻意为之。因为他明白眼前的花草树木不过是繁华的幻象。在异国、在华发丛生的暮年里，他让笔下主人翁站在自家阳台上，放眼看去，不见花园，“眼前忽然出现悬崖。我发现自己站在大瀑布上方的栏杆边上”；水上浮木看似一动不动，但刹那间“被水底无形的巨大力量吸引”，几次浮沉，终于“无可挽回，落下悬崖，在轰隆轰隆的瀑布声里，无影无踪”。

        但刘大任可曾“看见”那悬崖边的树？那树不生在花园里，而生在梦想和历史交界的悬崖边。我们想到诗人曾卓的颂赞：

        

        曾卓十八岁开始创作，抗战期间加入左翼阵营。在极度困蹇的岁月里，他竟然创作不息。写于一九七〇年。那时的刘大任刚刚三十而立。

        多少年后，刘大任终将体认他毕生追逐的不再是主义理想，也不再是故国乡关，而不妨就是那株悬崖边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在历史的罡风里，在虚无的深渊上，那树兀自生长，寂寞而倔强。悬崖撒手，一切好了。但如果悬崖不撒手呢？就像那树一样，刘大任的“革命后”创作，由此生出。《当下四重奏》的主人翁没有完成心目中的大书；但俯仰之间，刘大任写出了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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