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先生与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地区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动荡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在台湾的经验则见证了一代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的回忆录近年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清朝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人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伪满洲国。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都有些草莽桀骜的气息。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作霖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东北是首先被解放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一九六〇年更因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还是台湾，以前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齐邦媛应是一九四五年后最早来台的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一往情深。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条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台湾守护“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做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和中国台湾地方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不折不扣地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当局，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地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二十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一九三五年鲁迅为文批评朱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讨论。

        钱穆先生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台湾“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一九九〇年在陈水扁的鼓噪、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知识的天梯

        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显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先生创立于一九〇四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许多名人，如周恩来、钱思亮、吴大猷、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九二八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的质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运动，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做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为革命理想所做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七十年代，齐先生任职台湾“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语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语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齐先生记录她求学或教学经验的底线是她作为女性的自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但毕业之后追求事业谈何容易。拿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位后，齐邦媛就曾着实彷徨过。她曾经考虑继续深造，但战争的威胁将她送到了台湾，以后为人妻，为人母，从此开始另外一种生涯。

        但齐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四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齐邦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钟“偷来的”时间苦读，自认是一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然而就在硕士学位唾手可得之际，她必须为了家庭因素放弃一切，而劝她如此决定的包括她的父亲。

        这，对于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齐先生是惆怅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渡到河的那一岸，却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齐世英先生那里巨流河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

        她的“河”里尽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是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但这样“家常”的生命考验，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在知识的殿堂里，齐先生那一辈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无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够坦然面对。

        

千年之泪

        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邦媛先生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二十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做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会。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的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O ta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先生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先生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从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纪》描述特洛伊战后，埃涅阿斯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埃涅阿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的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以台湾地区学者的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 here）。”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地区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一九四九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一些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吴浊流、郑清文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当年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台湾地区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

        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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