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

        南中国海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纪就已进入秦帝国的版图。中古以来，这块海域上贸易航线大开，各种文明来往交织。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海峡，此后四百年欧美殖民势力入侵，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中国人——商旅和苦力、使节和海盗、亡命者和革命者——络绎于途，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从马来半岛到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香港到爪哇，超过三千五百万华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广义的南洋文化。

        这是高嘉谦教授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背景，全书的焦点则集中于十九纪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外的“南方”书写。十八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华人移民海外已经蔚为风潮，乙未割台、辛亥革命，以迄抗战军兴更让许多别有政治、文化怀抱的士子文人也参与了这一行列。他们四处漂泊、流寓他乡，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批离散知识分子。那是怎样的情景？康有为、丘逢甲、丘菽园、许南英……南中国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环顾大海，独立苍茫的身影。

        比起当时绝大部分南下的华人，这批行旅者曾经接受正宗传统教育，对时代的剧变因此有更敏锐的感触。不论维新或是守旧，他们一旦被抛掷在故国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乱离之感。而当他们将这样的情怀付诸笔墨时，他们选择古典诗词作为书写形式。面向一个充满惊奇与嬗变的世界，他们频频回首，感时伤事，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时代的——遗民姿态。

        在名为现代的世纪里，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谦的专书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新的世纪以梁启超所谓的“新民”作为动力，这些“遗民”也可能带来新意么？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还是主流的挑战者？民国建立以后，主权、领土、疆界和国家论述兴起。这群文人远走国境南方以南，他们的离散书写如何指向一种家国以外的空间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以旧体诗词作为创作依归。如此，他们的作品还能称为新文学么？横贯在这些问题之下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巨大挑战。

        一

        《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是当代中文学界第一部处理这些问题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八章，讨论遗民汉诗、南方离散，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开宗明义，高嘉谦对近代遗民谱系重新做出考察。就传统定义而言，遗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遗民传统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后形成有体系的论述。是在明清世变之际，“遗民”才陡然成为重要的政治选项，甚至延伸为一种独特的主体意识、生活方式、论述场域。遗民遥念前朝，不胜黍离麦秀之姿，但在他们保守的政治立场之下，却藏有舍此一步、别无死所的激进心态。这样的心态一般谓之忠于正朔，但有鉴于明清之际主体思潮的转变，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是忠于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清遗民“一意孤行”的荒谬性和戏剧性，已经带有淡淡的现代色彩。

        遗民的本义，暗示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指向事过境迁、悼亡伤逝的政治、文化立场。但高嘉谦提醒我们，明末清初朱舜水东渡日本，沈光文寄寓台湾一地，他们将前朝故国之思带往外地，因此将“遗民”意识的范畴从时间的错置延伸为空间的位移。这一转变其实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若合符节。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尽管时紧时松，海疆的动荡已经不是远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清室覆亡前后，有志之士“乘桴浮于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托，而成为实际行动了。

        是在这样的认知下，高嘉谦展开了他的论述。书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辑《从台湾、广东到香港》处理传统定义的中国南方边境的个案，包括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日本，丘逢甲辗转广东、南洋的行止；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在地文人王松、洪弃生等人去留、仕隐的决定；香港文人陈伯陶等在英国殖民治下，对宋代宗室遗民地景的发现——或发明。第二辑“从新加坡、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处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为遗民“现场”，包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走新、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丘菽园所形成的星洲风雅传奇；台湾文人许南英漂泊南洋、客死印度尼西亚的悲剧。

        我们不难看出高嘉谦的用心：他笔下的遗民从岭南、台湾、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国海、马来半岛。这样的动线以往的遗民论述未曾得见，而所谓的“遗民”定义因此也有巨大改变。丘逢甲乙未后弃守台湾，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号召勤王，王松、洪弃生在台湾与日本殖民势力周旋，陈伯陶在英国殖民地香港遥望宋朝遗民，丘菽园定居新加坡，许南英客死荷属印度尼西亚。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从清代到民国、从宋代到明代宗室、从岭南到闽南文化——表达他们的故国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遗民属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论述已经不足以应付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剧烈变动。

        更何况在此之上，高嘉谦笔下的遗民必须面对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异国的、进步的政经、文化与知识冲击。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够遥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遗民，丘逢甲等人无不显示一种更根本的存在危机。“我们回不去了”，这些人最终的忧郁来自一种面对时空断裂，不知何所来、何所之的本体空虚。他们是“现代”的“遗民”。

        “遗民”之外，高书另一重要命题是“疆界”。学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强调“疆域”而较轻“疆界”（《历史中国之“内”与“外”——有关“中国”/“周边”概念的再澄清》）；后者的定义其实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统领，也是文化上华夷之辨的判准，而疆界首先强调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划定，以此作为主权的空间界限。一六四八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交战国签订《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明定国家基本结构和疆界，开启我们今天熟悉的国际体制。与此同时，欧洲列国又大肆展开世界殖民行动，南中国海周围恰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被迫进入这一国际舞台已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天下渐远，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浮出历史地表，而国家疆界龃龉每每在列强压境下凸显。而中国以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南洋多为欧西殖民势力侵占，但在千百万华裔移民或过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却另有意义。他们藉由文化、宗族和经济的纽带，将渺远的唐山化为一处处在地的“现场”，竟然也形成无远弗届的疆域——一种本尼迪克·安德森所不能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

        而在高嘉谦所处理的精英社群里，文人彼此更经过汉诗写作与流传，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识和感觉结构。不论抒情言志或是采风酬庸，汉诗的持续力历久弥新。高嘉谦的重点则是，对于流亡或离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汉诗缜密封闭的程序成为彼此不期然的通关口令。汉诗和“遗民”两者之间产生互为表里的关系。但如上述，新世纪的海外“遗民”快速移动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地理现场，因而带来始料未及的现代意义，那么海外汉诗流转在多变的语境和传布媒介间，是否也投射了中国国境内无从想象的新视野？“华夷之辨”挪到“遗民”与移民的语境，复杂性更无以复加。

        如果《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的国际地理由主权国的疆界来决定，那么跨越疆界的遗民和跨越疆界的汉诗所形塑的多重空间，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颠覆意义。准此，高嘉谦介绍了精彩的个案。乙未割台后，台湾四位诗人做出四种选择：丘逢甲内渡，另起炉灶；洪弃生株守彰化故园，以弃民自况；王松徘徊多地之间，终与日本殖民政权妥协；许南英为谋生计，远走南洋。他们出入民族的、国家的、文化的，以及诗歌的疆界，他们的诗作也反映同样的移动轨迹。另一方面，丘菽园出生于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终定居新加坡，因缘际会，成为星洲诗坛盟主，与他往还——或神交——的名士包括康有为、丘逢甲、许南英等。二十世纪初海外汉诗流动之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二

        二十世纪尽管新文学当道，旧体诗的命脉其实不绝如缕。九十年代以来拜“重写文学史”运动之赐，现代旧体诗的研究浮出地表，时至今日，已经蔚然成风。二〇一四年学者齐聚德国法兰克福，发表《法兰克福宣言》，为现代旧体诗正名。即使如此，学界对这一文类的定位仍莫衷一是，或谓之封建传统的回光返照，或谓之骚人墨客的附庸风雅，或谓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们按照新文学史公式，视现代文学发展为单一的、不可逆的、白话的、现实主义的走向，旧体诗聊备一格、每下愈况的特征就愈发明显。但文学史不必是进化论、反映论的附庸。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如果可观，理应在于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条的局限。旧体诗只是传统诗词笼统的统称。十九世纪以来，从文选派到同光体，从南社到栎社，从丘逢甲到吕碧城，旧体诗体制多元，题材有异，书写、阅读主体的位置也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在文学现有的单向时间表下，我们往往忽略了“现代”这一场域如何提供了“共时性”的平台，让旧体诗呈现前所未见的多声歧义的可能。

        这一观点引导我们再思旧体诗的“诗”在传统中国文明里的意义，无从以学科分类式的现代“文学”所简化。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政教机制，甚至是一种知识体系和史观，“诗”之所以为诗的存有意义远非现代定义的诗歌所能涵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人学者冲刺于启蒙和革命阵仗之余，蓦然回首，却每每必须寄情旧体诗的创作或吟诵，仿佛非如此不足以道尽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恰恰是现代文人对旧体诗的迎拒之间，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存续这类的辩证变得无比鲜活。

        目前学界有关现代中国旧诗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海外传统却鲜少注意。这当然是国家文学的疆界意识作祟所致。高嘉谦教授的专著及时推出，弥补了一大空缺。高以“汉诗”作为讨论的文类命名，有其用心。相对“中国旧体诗”，“汉诗”所包罗的文化、地理意涵更为广泛，何况海外汉诗写作甚至有了与日本汉诗对话的层次。王松、丘菽园都有与日本殖民官员文人唱和的例子。我们于是看到海外汉诗的多重承担：一方面延续中华文化的精粹，一方面却也必然呈现异地与易地风雅的变奏。

        如高嘉谦所指出，境外遗民与汉诗所形构的时空坐标多半围绕异乡故国、咫尺天涯为起点。“诗可以怨”的主题无比鲜明。但既然这些诗歌是在海外离散的情境中生产，自然怀抱有所不同。康有为亡命天涯之际，有缘在新加坡成为丘菽园的座上宾，诗酒酬唱之际，不禁感叹：

        中原大雅销亡尽，流入天南得正声。

        试问诗骚选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

        这首诗歌感叹中原正声倾颓、大雅销亡，是典型孤臣孽子的声音。但康笔锋一转，发现“天南”反而孕育存亡续绝的线索。从传统华夷之辨的立场来看，这是异想天开。但唯其如此，我们反而得见“诗可以兴”的发生。康有为背负“十死身”亡命海外，却由诗歌唤起无中生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这不是一般审美定义的诗歌；这是古典“诗教”在一个海外现场的魂兮归来。而这一现场必须奉屈原为名——毕竟那渺远的“南方”由来就是诗骚的最动人的源头。

        另一方面，高嘉谦见证丘菽园的传奇。丘承袭祖荫，得以在新加坡广纳海外名士，俨然就是二十世纪的孟尝君。值得注意的是，诗酒风流之际，丘同样热衷中国革命，也对新加坡的风土人情频频致意。丘的诗歌一般以“诗史”类型最为学者称道，但高嘉谦指出丘诗的多样性，狭邪旖旎、感时忧国、风土情怀，无不擅长。尤其他的竹枝词和粤讴杂糅下里巴人的声腔或方言外语的谐声拟韵，将地方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丘菽园的诗作因此为传统兴观群怨的说法，增加了“天南”的向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高嘉谦对郁达夫的研究。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之一，以浪漫忏情作品知名，但他的汉诗造诣深厚，充分反映一代新文人的古典底蕴。中年以后的郁达夫历经国难家难，放弃白话创作，改以汉诗行世。他曾自嘲旧诗的熏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恋症者”。但在颓废的姿态下，他其实暗示白话文未必能直透现实。在人生无言以对的时候，反而是汉诗启动繁复的隐喻系统，诉说（白话文）一言难尽的生命况味。尤其郁避难印度尼西亚的最后几年，以汉诗铭刻现代中国人的离散困境，沉郁曲折处远超过他的白话作品。郁达夫战后神秘失踪，竟使他的诗歌和他的生命与肉身纠缠互证，共相始终。

        近年华语语系研究受到重视，但仍以白话文学为主。高嘉谦另辟蹊径，提醒我们在二十世纪初的海外遗民汉诗里，“何为中国”的命题和书写变得无比尖锐。汉诗有其抱残守缺的一面，但也从不乏厚积薄发的一面。两者都在海外遗民诗人的作品和生命中戏剧性的展开，为华语语系研究提供了丰富题材。高在书末提到时移事往，海外汉诗可能成为一种“消失的美学”。文学史的推陈出新我们无从置喙，但既然汉诗曾经影响、形塑一代海外华语世界精英的心志与行动，我们就有必要发掘、思考它兴起和消失的因缘。何况套用本雅明式的观点，华语文学的发展千丝万缕，谁知道呢，未来巨变的可能，就蕴藏在那蛰伏的过去。

        三

        高嘉谦教授来自马来西亚，在中国台湾完成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目前执教台湾大学。二〇〇三年我适在台湾研究院客座，嘉谦主动联络、邀我担任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嘉谦得到台湾中文学界完整的训练，对近现代古典诗词和诗学的研究尤有兴趣。我虽非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有感他的真诚和敏锐，愿意和他一起问学，也深得教学相长之乐。他果然不负所望，如今已是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

        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处境不易，在种种局限下，有志向学的马华青年纷纷出走他乡，中国台湾正是目的地之一。过去几十年来他们在学界的成绩有目共睹，嘉谦的专书就是最新的例子。我甚至要说，海外汉诗流动的课题非他莫属，因为包含太多他自己的经验和心路历程。相对于此，中国中文学界对汉诗离散到境外，又有多少关注？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在一片热闹中，我们可曾理解千百年来，一艘一艘往来南洋的船只早已为这块海域连锁出无数航道，藉此华夷文明聚散播迁，蔚为大观？我们对南洋的认识何其缓慢而有限！高嘉谦的研究正是此其时也。我敬重他致力学问的诚心，也珍惜彼此作为师生暨同事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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