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
鹤是李渝小说里情有独钟的意象。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像《无岸之河》里,李渝就告诉我们汉代的帛画、唐代的服饰、宋代的彩绘都曾见证这巨鸟优雅地翱翔。相传苏东坡游赤壁夜半放舟,正思索生命萧条倏忽之际,一只孤独的鹤低低划过江面。里林黛玉、史湘云中秋借月赋诗,触景生情,阒寂的湖面陡然飞出一只鹤。李渝的《金丝猿的故事》里,类似鹤的意象也出现在关键时刻,点出全书的寄托。
鹤高洁幽静,玄雅孤独,是李渝创作主体的终极化身。而中国文化想象里的鹤破空而来,飘然而去,永远不可捉摸,也成为李渝所谓“多重渡引”史观和美学的象喻。李渝曾写道,多重渡引的技巧始于“布置多重机关,设下几道渡口,拉长视的距离”。经过距离的组织,“我们有意无意地观看过去,普通的变得不普通,写实的变得不写实,遥远又奇异的气氛又出现了”(《无岸之河》)。
相对于一以贯之的大历史叙事,多重渡引延伸出种种幽微的生命层面;相对于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信条,多重渡引指向审美主体介入、转化、提升现实的能量。李渝的观点来自对中国抒情文学艺术传统的反思心得,也暗暗与西方现代甚至后现代主义产生对话。但潜藏在核心的应该是她自己半生的曲折经历,还有一路相伴走来的同行者——郭松棻——的启发吧。
鹤这回甚至出现在李渝新作《待鹤》的标题里。故事从一幅有鹤的宋代古画开始。据传公元一一一二年农历正月十六,有鹤群飞舞在北宋宫殿金顶上,轻盈曼妙;书画双绝的徽宗皇帝目睹奇观之余,于是作《瑞鹤图》。由此叙事者笔锋一转,写在纽约与一位不丹公主的邂逅,缘起于公主身着织有鹤形图案的长裙。借着公主的“渡引”,叙事者飞往不丹,为了一睹传说中金顶寺群鹤飞翔的奇观,也为了鉴赏最近发现的藏经窟古画。然而这趟旅行竟然是叙事者三年来第二趟不丹之行。第一次的旅行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之后叙事者自己也坠入了生命的幽谷……
纯从故事面而言,李渝糅和了古典艺术和异国情调,现代行旅和私人告白,几乎像是要试验多重渡引作为一种叙事技术的极限可能。这些素材彼此承接对应,又彼此抗颉纠缠,然而经过李渝娓娓道来,俨然形成一种起承转合的顺序。离题是为了回归作准备,幻相投射出实相,轻描淡写埋藏了至深难言的创痛。
以往李渝的小说虽然不乏自传素材,但从来没有像《待鹤》一样,如此逼近她本人的生命经验——而且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经验。小说中段,叙事者再入不丹,与当年失足落入深谷的向导遗孀会面,短短数年,恍若隔世。于此叙事者跳接到自己罹患忧郁症的就诊回忆。异国山巅要命的断崖深渊陡然与都市丛林中惺惺作态、吃人不吐骨头的心理治疗形成对照;这两段情节又各自延伸意外的转折。出虚入实,声东击西,李渝是在演绎有切身之痛的往事。然而我们正要下结论时,故事又轻轻地划向不丹神秘的藏经洞探险了。
如前所述,李渝自谓她的多重渡引的灵感来自前现代的绘画与文学想象。有心的读者却可以看出她对后现代美学(曰拼贴,曰后设,曰戏拟)不动声色地挪用和批判。但出入“前”“后”,李渝志不在翻新形式游戏,更是在探寻一种最足以烘托她的艺术悬念的方法。而这悬念最终又必须与她个人的生命情境与历史感悟相结合。
历史怎么样在《待鹤》里留下印记?李渝告诉我们,就在徽宗挥笔《瑞鹤图》的时候,内忧外患的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十五年后靖康之难,徽宗被掳,北宋灭亡。古国不丹僻处喜马拉雅山麓,犹如世外桃源,却一样难逃争端——游击队随时伺机而动。世事扰攘,古今皆然,而每个人自身又有多少悲欢升沉,无从诉说。那在不丹山谷意外坠落的向导,那痛“却”欲生的向导妻子,那在大学图书馆纵身一跃而死的学生,甚至那些自命不凡的革命学生,蝇营狗苟的纽约心理医生,不都凭着一己的欲望或意念和生命的偶然和必然做角力?当叙事者李渝表白心事,频频回首自己的(如《夏日,一街的木棉花》)和他人的(如三岛由纪夫)作品时,虚构的我和真实的我相互呼应。而当郭松棻的名字被召唤出来,全作峰回路转——原来这是一篇遥念至爱、悼亡伤逝的作品。
李渝和郭松棻是海外中国文学界的传奇。他们曾经参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比起当代坐在摇椅里(甚或享受着学院终身俸)的人,他们是过来人。多少年后,他们投入文学创作,写出一篇又一篇作品。这些作品表面全无火气,但字里行间的审美矜持是如此凌厉自苦,恰似一种理想精神的变貌。叛逆者的默契可以是心照不宣的;革命历史已经内化成为生命风格。
郭松棻一九九七年突然中风,二〇〇五年猝世。两次打击都几乎让李渝难以为继。《待鹤》中的部分情节带有作者至痛的烙印。痛定思痛,李渝要探问的是,有没有另一种历史在铭刻往事的同时,又能超越时间和记忆的局限?她在宋代的画作里,在喜马拉雅山藏经窟的图卷里,在不丹女子的裙摆上,在峭壁的佛寺金顶上,更在自己的文字创作里找可能。艺术,从巨匠杰作到民间工艺,从绘画到建筑,似乎给出了答案。而对李渝而言,鹤以其曼妙莫测的飞翔,为艺术的升华力量做出具象的、行动的演出。
李渝对历史和艺术的看法让我们想到沈从文“‘有情’的历史”。相对于“事功”的历史,沈从文认为历史真谛无他,唯“有情”而已。“有情”的结晶是艺术的创造,抽象的抒情。但抒情的代价是巨大的,每与痛苦和寂寞息息相关。一九六一年沈秘密写下,未能终篇,身后才得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出生命的发展:
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这是李渝“多重渡引”的前身了。
回到《待鹤》。叙事者行过死亡的幽谷断层,找寻生命的印记。她曾经目睹不丹向导堕入深渊的恐怖,也曾见证向导年轻妻子劫后重生的喜悦;她曾经求助心理医生,甚至参加了现代医疗的闹剧。她终于选择回到自己曾经几乎失足的国度,而她的理由竟是一睹传说中金顶舞鹤的奇观。行行复行行,她来到垭口断崖,等待奇观——以及奇迹——出现。
但那传说中的鹤到底来不来呢?痴痴望着重峦叠谷,暮霭葱茏,山川与色相互掩映,阴晴交错,缠绵不已。这是隐晦的一刻,也是希望的一刻。“怎么办……又要看不到了吗?”叙事者不禁忧疑。朦胧之中,倒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降临:
“别担心,明天会是个好天的。”
“啊,是谁,还有谁,是松棻呢。”
忧伤于是变成期盼,隐晦转为启示。神秘的鹤,至亲的人,“明天”就来的乌托邦。跨过千山万水,李渝在喜马拉雅断崖边,在文字的无限转折间,又一次理会了什么是等待中的行动,什么是“多重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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