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盖瑞开门见山，说假如能送胡玛尔·汗进欧洲的一所医院，就有可能得到实验性的药物。在盖瑞看来，ZMapp是最佳选择。这种药物在猴子身上取得了成功，但从未做过人体试验。汗是一位医学专家，曾经在人类患者身上测试过实验性药物。因此他能够自己权衡使用ZMapp这样的药物的风险，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假如说有谁应该得到这种药物，那就只能是汗医生了。”盖瑞说。

        帕尔迪斯·萨贝提随后发言。她说汗是ZMapp做临床试验的最佳人选，既因为他了解埃博拉，也因为他是塞拉利昂的一位国民领袖，有能力服务大众，激励整个国家。另外，这么做的重要之处还不仅仅是帮助汗。“我们的做事方式里应该有某种正义感。持续推动为所有人提供治疗手段，这是很重要的。”她说。

        分子生物学家艾丽卡·奥尔曼·萨菲尔发言。她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公寓里找了个僻静角落打电话，她丈夫正在为孩子们张罗早餐。萨菲尔当时在管理位于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研究埃博拉和其他病毒的分子结构。她曾与汗合作研究过一种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她语气强硬，说ZMapp无疑是汗的最佳选择。这种药物无一例外地救活了18只猴子，从任何角度说都是个极为出众的结果，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汗的朋友丹·鲍什发言。他刚刚抵达日内瓦，在此之前他与汗一起在凯内马的埃博拉病区并肩作战。他说日内瓦的一个冰柜里存放着一个疗程的ZMapp。这份药物规定用于国际医务工作者，但鲍什认为他们应该把它从冰柜里取出来，空运送到无国界医生的营地，汗若是愿意就可以使用。药必须尽快送到汗手上，因为他的病情每个小时都在恶化。

        这时，阿曼德·斯普莱切，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布鲁塞尔的一名领导者，他扔下了炸弹。“咱们不用担心运输问题，”他说，“没这个必要。”斯普莱切不久前得知汗的营地里就有一个疗程的ZMapp放在冰柜里。汗不需要乘飞机去任何地方。

        这个消息惊呆了与会的大多数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营地里已经有一个疗程的ZMapp了。帕尔迪斯·萨贝提、罗伯特·盖瑞、丹·鲍什和艾丽卡·萨菲尔听说汗所在的营地就有ZMapp，顿时松了一口气。盖瑞得到的印象是药物几小时内就会送到汗手上。他们觉得汗的问题已经解决——他会在营地里使用ZMapp。没人知道这种药能不能帮助他，但至少能提高他的存活几率。汗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后，会议立刻转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向生命受到埃博拉威胁的所有非洲医务人员提供实验性药物。

        电话会议结束后几分钟，阿曼德·斯普莱切打电话给凯拉洪营地的临床护理管理者，一位名叫安雅·沃尔茨的注册护士。斯普莱切把电话会议的情况告诉沃尔茨。他说专家们建议把营地冰柜里的ZMapp给汗。他说他个人赞同这么做。

        安雅·沃尔茨说她不喜欢把药给汗的这个主意。她自己也才知道冰柜里有这么一份药物，她对此的反应是：“唉，糟糕。”

        她对斯普莱切说，在营地里的仅仅一名患者身上使用一种完全未经测试的实验性药物，这个想法让她感到非常不安。

        “我不想劝你做什么，”斯普莱切对沃尔茨说，“汗医生是我的朋友，但我知道你会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她对斯普莱切说她会考虑给汗使用ZMapp的这个主意。“既然你说可以，那我会考虑一下的。”她对斯普莱切说。

        放下电话，安雅·沃尔茨召集营地的医生和管理人员开会。他说，布鲁塞尔建议把冰柜里有那种药物的事情告诉胡玛尔·汗，并且在他身上使用药物。帐篷里的与会医生中有一位名叫米切尔·凡赫普的内科医生。凡赫普和另一位医生表示反对。

        他们眼中的问题是公平。胡玛尔·汗是一名医生，他有特权。把一种实验性药物用在有特权的医生身上，他能得到极为罕有的治疗，生命有可能因此得救，而许多其他患者——儿童、穷人——就在他身旁因为埃博拉而死去，这难道公平吗？其他患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实验性药物。

        无国界医生组织毫不动摇地坚持名为“分配正义”的伦理准则。这条准则认为所有人类都应该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医疗服务。从分配正义的准则出发，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相同的服务，无论贫富，无论贵贱。这条准则要求必须在所有患者之中根据需要平均分配医疗资源。无家可归的药物成瘾者有权得到和权势滔天的政府高官一样的医疗服务。遇到灾难，假如医生和药物短缺，那么短缺必须在所有患者之中平均分配——分配正义在灾难中没有特别青睐的群体。在营地里的诸多欧洲和美国工作人员看来，把ZMapp给汗是不公平的，会破坏他们最重要的伦理准则。

        除此之外，营地管理人员也担心药物会使汗过敏性休克，立刻杀死他。ZMapp从未做过人体试验。营地没有氧气供应，假如他休克失去知觉，就不可能维持他的呼吸。正如约瑟夫·费尔后来说的：“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不是ICU，我们只是一个医疗帐篷，你们却要我们把ZMapp注射到他体内’。”

        假如汗在注射药物后死去，非洲人也许会认为是药物杀死了他。哪怕药物毫无作用，他死于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人看来也还是药物杀死了他。营地附近已经有过暴力事件，假如白种外国佬给一位非洲医生使用实验性药物，这位医生随后死去，营地的管理者担心当地人会袭击营地。当地人在埃博拉爆发期间向无国界医生组织施加暴力早有先例。不久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另一个营地就遭受了骚乱和暴力的威胁，那个营地位于几内亚的马森塔，距离凯拉洪营地不远。假如汗在用药后死去，安雅·沃尔茨和其他人认为他的死亡会危及他们和营地里的病人，有可能破坏他们的整个使命。

        假如恰恰相反，药物救活了汗呢？这个结果同样会破坏伦理准则，因为得救的是一名有特权的医生，而其他人依然会丧命。给汗用药只会有两种结果：死亡或存活。假如他死去，就将威胁营地的使命。假如他活下来，药物似乎确实帮助了他，就将严重破坏无国界医生的伦理准则。营地里有几个人说，把ZMapp给汗实在太不符合伦理了，他们甚至会考虑退出任务——他们会辞职，换个地方工作或回家。

        他们讨论是否该告诉汗冰柜里有这种药。假如他知道了，他很可能会主动索要。假如他们拒绝给他，他死于埃博拉，非洲人会说白人有一种特殊的药物，但只供他们自己使用，拒绝给一位卓越的非洲医生，因此他才会死，人们会掀起针对营地的暴力事件。最稳妥也是最符合伦理的解决方法就是瞒着汗。

        汗对这场激烈的争论一无所知。

        营地管理人员在讨论是否该给汗用药时，蒂姆·奥邓普希——在凯内马的埃博拉病区与汗一起工作的世卫组织医生——来到营地，检查汗的病情，若是需要就用临床手段帮助他。奥邓普希是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人道主义项目的管理者，在向危机人群给予医疗救助方面是国际知名的专家。他抵达营地，发现管理人员躲在一个帐篷里开闭门会议。一小时后，他们请他进去，解释目前的局面。

        奥邓普希对ZMapp几乎一无所知，但他认识药物的共同发明人之一加里·科本杰。奥邓普希有一部好手机，打电话到温尼伯找到科本杰。他问科本杰，假如他处于汗的境地，会不会给自己用ZMapp。

        “百分之百会用。”科本杰答道。他说，事实上，他做过打算，假如他不幸感染了埃博拉，就会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

        安雅·沃尔茨和科本杰交谈，她说：“加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沃尔茨记得科本杰对她说：“你的处境极为困难。无论你如何选择，做出的都是错误决定。但我们会支持你和你们团队的决定。”

        蒂姆·奥邓普希结束与加里·科本杰的谈话后，向安雅·沃尔茨和营地的医生与管理人员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把冰柜里有这种药物的事情告诉汗，让汗选择是否使用。奥邓普希认为，汗死于埃博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药物有可能对他造成的危险。

        然而，营地的医务人员，包括在场的所有医生，此刻都不同意给汗使用这种药物。他们一致决定，就算汗主动要求，他们也不会给他用药。

        蒂姆·奥邓普希是带着计划来营地的，假如汗需要，就会用医疗手段帮助他。他问安雅·沃尔茨，他能不能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进入红色区域，会见汗并帮助他。她的回答是不行。

        事实上，沃尔茨曾经在利物浦医学院当过奥邓普希的学生。他与她还有营地的其他管理人员长时间争辩，试图说服他们允许他进去帮助汗。

        我曾数次请求蒂姆·奥邓普希接受访问，但他都拒绝了。不过，奥邓普希在利物浦医学院的同事汤姆·弗莱彻医生（在凯内马医院扮演特种先锋角色的世卫组织医生）做出了评论。“蒂姆·奥邓普希不得不和他们艰难地谈判，然后才得到允许进去见汗，”弗莱彻说，“根据蒂姆·奥邓普希向我们报告的情况，我们认为汗得到的照护可以更好一些。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得到的照护离恰当还差得远。这惹恼了世卫组织的很多工作人员。”

        加拿大医生罗伯·福勒曾在凯内马医院与蒂姆·奥邓普希一起工作，他说他能理解安雅·沃尔茨的立场，也能理解奥邓普希的不满。双方观点之间的冲突关系到生死。“想象你是一名医生，”福勒说，“你走到汗医生的病床前，说：‘汗医生，我们需要谈一谈你可选的治疗方案。’然后你原地转圈，看见另外50个病人，他们的处境与汗没有任何区别。这怎么可能公平呢？当然了，我确定蒂姆不会仅仅只治疗汗医生一个人。蒂姆一旦走进去，他们想把他弄出来就难了。”福勒说他和奥邓普希在凯内马医院共事过，你几乎不可能劝说他离开岗位，哪怕他已经筋疲力尽，哪怕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最后，营地管理人员总算同意奥邓普希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进入红色区域探望汗。但他们禁止奥邓普希向汗谈起冰柜里的药物。

        医生有责任告诉患者他有可能选择的治疗方案。既然营地里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给汗用ZMapp，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因此营地里的医生在伦理上就没有责任要告诉他了。

        国际医疗人员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前来工作时，他们会被告知，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就会被空运到日内瓦，住进世界一流的医院，接受实验性的药物治疗。具体地说，所使用的药物正是人用纯度级的ZMapp 1号备品。

        奥邓普希得到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后，他穿戴整齐进去，发现汗心情愉快，正在微笑。汗说他头疼，身体酸痛，但依然有胃口。奥邓普希问他有什么心愿。汗说他要椰汁果冻。

        就在专家讨论该不该治疗汗的时候，肯特·布兰特利医生离开了撒玛利亚救援会组织在ELA医院礼拜堂设立的埃博拉隔离病房。他穿过消毒流水线，撒玛利亚救援会组织的志愿者穿戴着生物防护装备，用漂白水为他喷淋，帮他卸下防护装备。脱掉防护服后，布兰特利取回手机，打给撒玛利亚救援会的紧急行动主管兰斯·普莱勒医生。普莱勒是布兰特利的上司。“兰斯，你别惊慌，但我觉得我在发烧。”布兰特利对他说。

        兰斯·普莱勒命令布兰特利回家自行隔离。布兰特利的住处是ELA医院场地内一幢刷白的单层房屋。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一名护士登门拜访，抽取他的血样，在采血管上写了个杜撰的名字：“汤巴·斯奈尔”。普莱勒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抗击埃博拉的医生首领在验血。大约二十四小时前，丽莎·亨斯利在一间封闭的储藏室里和布兰特利一起搬箱子，与他交谈，两张脸仅仅隔着几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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