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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魔影

        夏尔·莫内离群索居。这位法国人独居的小木屋位于恩佐亚糖厂的私有土地之内。这片种植园位于肯尼亚西部,沿恩佐亚河而建,能看见埃尔贡山的雄姿。埃尔贡山,这座孤零零的巨大死火山紧邻大裂谷,高一万四千英尺。莫内的过往不为人知。和许多最后在非洲落脚的外来者一样,很难说清他究竟为何而来。也许他在法国惹了麻烦,也许是肯尼亚的美丽吸引了他。他是业余的博物学家,喜爱鸟类和兽类,但不怎么喜欢人。他五十六岁,中等身高,中等身材,有一头光滑的棕色直发,算是相貌堂堂。他的密友仅限于埃尔贡山周围村镇里的女人,但医生前来调查他的死因时,她们也记不起他的多少情况。他的工作是维护糖厂的抽水机械,这些设备从恩佐亚河抽水,送去灌溉绵延数英里的甘蔗田。据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河畔的泵房里,他似乎喜欢听着轰鸣声看机械运转。

        对他这种病例来说,细节往往难以确定。医生记得临床症状,因为只要见过人体感染生物安全4级微生物后的结果,就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些症状一个接一个堆积起来,直到最终吞没被压在最底下的那个人。夏尔·莫内病例里既有冰冷的临床数据,又有恐怖的直观画面,触目惊心得能让我们倒退几步,猛眨眼睛,就像见到了变色的异域太阳。

        1979年夏天,莫内来到这个国家,当时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最终从非洲中部的雨林向外爆发,开始了折磨人类的漫长征程。艾滋病这道阴影已经落在了人类头上,但此时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它沿着金沙萨公路悄悄蔓延,这条公路自东而西横贯非洲大陆,在埃尔贡山的视野范围内经过维多利亚湖。hIV是一种生物安全2级的微生物,高度致命,但传染性并不强。它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也无法通过空气传染。你不需要穿生化防护服去处理感染hIV的血样。

        工作日里,莫内在泵房辛勤劳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去糖厂附近的林区游玩。他会带些食物撒在地上,看着鸟类和兽类来吃。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观察动物。认识他的人回忆说他尤其喜欢野生猴子,他有特别的办法与它们相处;说他会拿着一块食物坐在那里等猴子接近,猴子会就着他的手吃东西。

        到了晚上,他总是待在住处。他有个叫约翰妮的管家,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他在自学如何辨别非洲鸟类。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上栖息着一群织布鸟,他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它们建造和修补袋状鸟巢。据说圣诞节前后的某一天,他带着一只病鸟回家,鸟死在他家里,很可能就死在他的手中。那也许是一只织布鸟——但没有人可以确定,它也许死于某种生物安全4级的病毒——还是没有人可以确定。他还和一只鸦类结下友情。那是一只非洲白颈鸦,非洲常有人把这种黑白羽色的鸟儿驯养成宠物。这只白颈鸦友善而聪慧,喜欢停在莫内住处的屋顶上,望着他进进出出。白颈鸦要是饿了,会落在游廊上,走进室内,莫内就用桌上的小块食物喂它。

        每天早晨,他穿过甘蔗田步行去上班,这段路有两英里。那年圣诞节前,工人烧过田地,所以地里焦黑一片。越过焦黑的土地向北望去,他能看见二十五英里外的埃尔贡山。随着气候与阴晴、雨水和阳光的不同,山峰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面貌,这是非洲光线的奇景。黎明时分,埃尔贡山是彼此交错的许多灰色岭脊,笼罩在雾气之中,只露出最顶端的两个峰顶,那是火山口被侵蚀后剩下的残骸。太阳升起,山峰披上银光闪闪的绿色,那是埃尔贡山雨林的色彩;太阳继续行进,云层渐渐出现,挡住山峰。下午临近日落,云层变厚,聚集成雷暴云砧,电光闪烁,但听不见雷声。云层底端是炭黑色,但顶端伸向高空的部分却犹如羽毛,在落日映照下发出暗橙色的辉光,云层上方的天空是深蓝色,几颗热带星辰闪闪发亮。

        他有几个女性朋友住在埃尔贡山东南的埃尔多雷特镇上,那里普遍贫穷,人们住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棚屋里。他给这些女性朋友钱,作为回报,她们当然乐于“爱”他。圣诞节假期前,他定下计划去埃尔贡山野营,邀请了埃尔多雷特的一个女人做伴,但没有人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莫内和女性朋友开着路虎驶上笔直的红土道路,这条路通往恩德贝斯断崖,火山口东侧的壮观悬崖。路面铺着红如鲜血的火山灰。两人爬上火山口的外沿,穿过玉米田和咖啡树种植园后是放牧的草场。这条路经过英国殖民时代的农庄,成排的蓝桉树遮住了半倒塌的古老屋舍。他们爬得越来越高,气温也越来越低,冠雕拍打着翅膀飞出雪松树。很少有游客来埃尔贡山,因此莫内和他的朋友多半开着这条路上唯一的车辆,但路上有成群结队的步行者:在山麓低处耕种的小农庄的村民。他们接近了埃尔贡山雨林的参差边缘,开过大大小小的零星树丛;他们经过埃尔贡山旅店,英国人在20世纪初修建了这家旅馆,现在年久失修,墙壁开裂,涂料因为日晒雨淋而剥落。

        埃尔贡山坐落于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边境,离苏丹也不远。这座山的雨林位于非洲中部,是个生物孤岛,它耸立于干燥的平原地带,与外界隔绝,方圆五十英里的土地上覆盖着树木、竹子和高山沼泽。它就像中非洲背脊上的一个骨节。火山于七百万年到一千万年前隆起,曾经猛烈喷发岩浆和火山灰,数次彻底毁灭山坡上的森林植被,直到最后堆积到可观的高度。在被侵蚀之前,埃尔贡山曾经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比现在的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从面积上说,它目前仍旧是非洲最广阔的山峰。太阳升起时,埃尔贡山的阴影投向西方,深入乌干达的国境,太阳落下时,阴影向东进入肯尼亚。在埃尔贡山的阴影中,散落着村镇和城市,居住着各种部落的人口,其中包括埃尔贡马萨伊人,这些游牧民族来自北方,几百年前围绕埃尔贡山定居下来,以养牛为生。低处的山坡常年细雨蒙蒙,空气清凉新鲜,火山土壤适合玉米种植。村镇环绕火山而建,人类定居点犹如圆环,圆环向山坡上的森林不停收拢,仿佛扼杀山区自然生态的绞索。森林被砍伐清除,树木变成木柴,为放牧区域腾出空间,大象逐渐消失。

        埃尔贡山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公园。莫内和朋友在公园门口停车,缴纳入场费。有一只猴子(或是狒狒,但谁也记不清了)经常在门口附近逗留,期待游客的施舍,莫内用香蕉引诱它坐上自己的肩膀。朋友见状大笑,两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静等猴子吃完食物。他们向山上开了一小段,在延伸向溪流的缓坡上找到一片湿草地扎营。小溪汩汩淌出雨林,被火山灰染成了不寻常的乳白色。青草被非洲水牛啃得很短,成堆的牛粪处处可见。

        埃尔贡雨林耸立于营地四周,通体瘤节的非洲橄榄树交织成网,挂满了苔藓和攀援植物,点缀着对人类有毒的黑色橄榄果。他们听见猴子在树上抢食的声音,听见昆虫的嗡鸣,时不时还有某种猴子“哈、哈”叫喊——那是非洲疣猴,时而有一只从树上下来,匆匆穿过帐篷附近的草地,用机敏的眼睛警觉地打量两人。非洲橄榄鸽成群结队飞出树丛,俯冲向下,速度快得惊人,这是它们躲避鬣鹰的求生策略,鬣鹰会从高处扑向橄榄鸽,在半空中将它们撕碎。这里有樟树、柚树、非洲雪松和红臭木,偶尔还有深绿色的蘑菇状树冠突出林冠层——那是罗汉松,或称“波多树”,非洲最高大的树种,能和加州红杉相提并论。当时山上还活着几千只大象,你能听见它们在林间走动、剥下树皮和折断树枝。

        午后,就像埃尔贡山最常见的日子,天开始下雨,莫内和朋友只能留在帐篷里,伴着雷雨敲打帆布的声音,他们也许做了爱。天渐渐黑了;雨也逐渐停歇。两人生火做饭。新年夜,他们也许开香槟庆贺了一番。和平时一样,乌云在几小时内慢慢散去,火山是银河下的一团庞然黑影。午夜时分,莫内也许站在草地上仰望星空,因为喝了香槟,所以脚步有点踉跄。

        元旦,早餐后不久——那是个冷冽的清晨,气温只有华氏四十多度,草地湿冷——两人沿着泥泞的道路驱车上山,在奇塔姆洞下方的小山谷内停车。两人踏着象群沿小溪踩出的足迹,顺着山谷向上走,穿过丛生的橄榄树和茂密的草地。两人时刻留意非洲水牛,在森林里遇到这种动物是很危险的。洞口位于山谷顶端,溪流在那里形成一道瀑布。象群的足迹到洞口向内延伸。莫内和朋友在洞里度过了元旦一整天。多半又下过雨,两人在洞口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望着溪水如纱帘般垂落。他们眺望山谷,寻找大象的影踪,看见蹄兔(毛茸茸的动物,大小和土拨鼠相仿)跑上跑下洞口的山岩。

        象群会在夜间进入奇塔姆洞,获取矿物质和盐分。在平原地区,大象很容易在硬土层和干涸的水坑里找到盐分,但在热带雨林,盐分是稀缺资源。岩洞很大,足够容纳七十头大象。象群在岩洞里过夜,站着睡觉,用长牙凿开岩石,把石块从岩壁上挖下来,嚼成碎屑吞下去。洞穴内外的大象粪便里满是碎石。

        莫内和朋友有手电筒,两人走进洞里,想知道岩洞通往何处。洞口很大,宽达五十五码,里面比洞口还要开阔。他们经过一片平地,脚下满是干燥成粉状的大象粪便,两人行进时搅起了团团烟尘。光线越来越暗,地势上升,变成一连串的岩架,上面覆盖着绿色黏液。洞顶栖息着以植物为生的果蝠群落,黏液是果蝠的排泄物。

        蝙蝠呼啸着飞出巢穴,穿梭于两人的手电光束之间,绕着他们的头部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灯光惊扰了蝙蝠,更多的蝙蝠醒来。几百只仿佛红色宝石的蝙蝠眼睛在洞顶俯视他们。蝙蝠的叫声犹如波涛,在洞顶蔓延回荡,那是一种短促而刺耳的声音,就像许多扇门轴干涩的小门同时打开。这时他们看见了奇塔姆洞里最壮美的景色。这个洞穴是一片石化了的雨林。岩壁和洞顶戳出许多矿物质化的树干,有柚树,有罗汉松,有常绿植物。七百万年前,埃尔贡山的一次爆发用火山灰淹埋了整片雨林;树干转化成了蛋白石和硅石,周围还有结晶体环绕——白色针尖状的矿物质生长在岩壁上。晶体尖锐如注射器针头,在灯光下闪烁寒光。

        莫内和朋友在洞里漫步,用手电筒照亮石化的雨林。他有没有去摸石化的树干,被结晶体刺破手指?两人看见岩壁和洞顶戳出石化的骨头,有鳄鱼,有古河马和象类的远祖。树干之间的蛛网上挂着蜘蛛,它们以飞蛾和昆虫为食。

        他们走上一段缓坡,洞穴到这里宽达一百多码,超过了橄榄球场的长度。他们看见一条地缝,用手电向下照。底下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成堆的灰色和棕色的物体。那是小象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象群在夜间走过岩洞,凭借触觉导向,用长鼻的顶端探路。时常有小象掉进那条地缝。

        莫内和朋友走向岩洞深处,爬下一段坡道,最后来到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前。石柱上满是劈痕和沟槽,那是象牙凿出的印记。象群若是继续在石柱底部挖掘,石柱最后肯定会崩塌,洞顶也会随之塌陷。两人在洞穴深处见到了另一根石柱,这根已经坍塌。石柱上方挂着许多蝙蝠,它们的黑色排泄物覆盖了石柱。这些蝙蝠以昆虫为食,排泄物是消化后的残渣。莫内会不会摸到了排泄物?

        埃尔贡山的那趟旅行后,莫内的朋友消失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在蒙巴萨的一家酒吧里出现,她在那里卖淫。一位调查过莫内病例的肯尼亚医生在那家酒吧喝啤酒,无所事事地和她攀谈起来,说着说着提到了莫内。女人突然说:“我知道他。我从肯尼亚西部来。和夏尔·莫内在一起的那女人就是我。”医生震惊了,刚开始还不敢相信,但她讲述的详实细节最终说服了他。那次碰面后,她再次消失在蒙巴萨的拥挤街巷中,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于艾滋病了。

        夏尔·莫内回糖厂泵房上班。每天步行穿过焦黑的甘蔗田时,他无疑会抬头欣赏埃尔贡山的风景,哪怕重重乌云掩盖了山巅,他应该仍旧能感觉到它的吸引力,就像某个无形星球的重力。另一方面,有某种生命体在莫内体内自我复制。它以夏尔·莫内的身体为宿主,正在拼命繁衍。

        通常来说,接触这种病毒后的第七天,患者会开始头疼。元旦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莫内感觉眼珠后阵阵隐痛。他决定请假,在家休息一天。头疼越来越严重。眼珠疼痛,太阳穴也开始痛,疼痛像是在脑袋里盘旋。阿司匹林不管用,紧接着他的背部开始剧痛。管家约翰妮还在度圣诞假,所以他找了个人临时帮忙。她尽力照顾莫内,但不知道如何着手。头疼后第三天,他开始恶心、高烧和呕吐。呕吐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干呕。这时候,他整个人很奇怪地变得冷漠迟钝。面部失去了所有活力,变成一张毫无表情的假面,眼珠像麻痹了似的呆滞瞪视。眼皮微微耷拉,仿佛一方面眼珠想要弹出来,另一方面眼睛又快要闭上了。眼珠本身似乎凝固在眼窝里,而且变成了鲜红色。面部皮肤发黄,有显眼的星状红斑。他越来越像一具僵尸。这副模样吓坏了临时管家。她不明白这个人为何会变成这样。他的个性随之改变,越来越阴沉易怒,记忆也好像消失殆尽。他没有失去神智,能够回答问题,但似乎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

        莫内几天没去上班,同事们开始担心他,于是去他家看他是否安好。黑白羽色的乌鸦在屋顶上望着他们进屋。他们见到莫内,认为他必须去医院。他病得太厉害,无法驾车,因此同事送他去了维多利亚湖畔基苏木镇的一家私立医院。医生做完检查,无法解释他的眼睛、面部和思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医生估计或许是某种细菌感染,给他注射了抗生素,但无济于事。

        医生认为他应该去内罗毕医院,那是东部非洲最好的私立医院。电话系统不怎么管用,况且也没必要费神通知对方说有人要来看病。莫内还能走路,单独旅行似乎不成问题。他有钱,他明白他必须去内罗毕。大家送他上出租车去机场,他搭上肯尼亚航空的一个航班。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来到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夏尔·莫内带着他体内的那种生物进入了这个网络。

        他搭乘的是螺旋桨驱动的福克友谊飞机,这架通勤小型机的额定乘员为三十五人。飞机发动引擎,飞过维多利亚湖,湛蓝的湖水波光闪烁,点缀着渔民的独木舟。友谊号转向东方,越过遍布茶园和小农庄的绿色丘陵。非洲的通勤航班通常总是满员,这家航班多半也不例外。飞机飞过森林条带,飞过扎堆修建的圆形茅草屋,飞过铁皮屋顶的村庄。地势陡降,变成岩架和沟壑,颜色也从绿色变成棕色。飞机正在越过东非大裂谷。乘客望着窗外的人类诞生地,看见一圈圈的刺灌丛里有星星点点的茅草屋,牛只踏出的小径从茅草屋向外辐射。螺旋桨隆隆轰鸣,友谊号经过云街,也就是裂谷上空的蓬松积云,机身随之抖动摇晃。莫内晕机了。

        通勤航班的座位狭小而拥挤,机舱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注意到。机舱密闭,空气循环流通。要是有什么异味,你立刻会觉察。你不可能看不见一个病恹恹的男人。他蜷缩在座位上。他有点不对劲,但你说不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用晕机袋捂着嘴,从肺部深处咳嗽,把某些东西呕进口袋。口袋渐渐鼓起来。他也许环顾四周,你看见他的嘴唇上沾着混有黑色斑块的红色黏液,就好像在嚼咖啡渣。他的双眼颜色仿佛红宝石,脸上毫无表情,遍布瘀伤。几天前开始出现的星状红斑已经扩散,合并成了大块的紫色团块:他的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面部肌肉在下垂,结缔组织在消融,一张脸像是挂在底下的骨头上,仿佛面部正在逐渐脱离颅骨。他张开嘴,向口袋里呕吐,吐个没完没了——呕吐确实不会停止,他的胃部早就空了,但他还在不停吐出液体。充满晕机袋的东西名叫“vomito negro”,也就是“黑色呕吐物”。黑色呕吐物并不完全是黑的,液体有两种颜色:犹如沥青的黑色颗粒混在鲜红色的动脉血里。这是内出血,气味仿佛屠宰场。黑色呕吐物满载病毒,感染性极强,高度致命,能吓得军方的生物危害专家魂不附体。黑色呕吐物的气味弥漫在机舱里。晕机袋装满了,莫内合上口袋,卷起袋沿。口袋鼓胀,泡得发软,有可能被撑破,他把口袋递给乘务员。

        危险病毒在宿主体内增殖时,病毒粒子会渗透进入身体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军方专家日后会说病毒经历了“极度扩增”。这可不是普通感冒之类的东西。极度扩增到最高峰,一滴眼药水大小的患者血液内就有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换句话说,占领宿主躯体的生物体正企图将宿主转化成它本身。然而,转化过程不完全成功,结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液化血肉,算是一种生物事故。在莫内体内发生的就是所谓的极度扩增,其外在表现正是黑色呕吐物。

        他整个人显得很僵硬,像是动一动就会扯断体内的什么东西。他的血液正在凝结:血流载着血液凝块,凝块在身体各处淤积:肝脏、肾脏、肺部、双手、双脚、大脑里全塞满了凝固的血块。简而言之,他的整个身体都在“中风”。凝块在肠平滑肌内堆积,切断了肠子的供血。肠平滑肌逐渐坏死,肠子开始变黑。他不再能完全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在大脑内堆积的血液凝块正在阻断血流。脑损伤抹除了他的人格。这是所谓的“人格解体”,生命活力和性格特质渐渐消失。他慢慢变成了机器人。大脑里的小块组织正在液化。意识的高级功能首先磨灭,只剩下脑干深处的区域(原始的“鼠脑”、“蜥蜴脑”)还有活力,仍在工作。不妨这么说:夏尔·莫内的灵魂已经死了,只有他的肉身依然活着。

        呕吐发作似乎挣破了鼻腔血管,他开始流鼻血。没有凝块的鲜红色动脉血淌出两侧鼻孔,滴在牙齿和下巴上。血怎么都止不住,因为凝血因子已经耗尽。乘务员递给他一把纸巾,他拿来堵住鼻孔,但血液无法凝结,纸巾很快被泡透了。

        坐飞机的时候,邻座若是突然发病,你肯定不会招呼别人来看,免得害得他难堪。你会对自己说,这个人会好起来的。也许他只是不习惯乘飞机呢?他晕机,可怜的家伙,再说飞机上经常有人流鼻血,空气那么干燥而稀薄……你会压低声音问他要不要帮忙。他没有回答,顶多嘟囔了几个你听不懂的字眼,因此你决定视而不见,只是飞机似乎怎么都不肯落地。乘务员或许也问了他要不要帮忙,但感染了这类致命病毒,患者的行为会出现变化,让他们无法对好意做出反应。他们变得充满敌意,不愿意被人触碰。他们似乎没法好好说话。他们报得出自己的姓名,但说不出今天是星期几,也无法说清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

        友谊号穿过云层,顺着大裂谷翱翔,莫内瘫坐在座位里,似乎在打瞌睡……也许有乘客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不,不,他没死。他在动。红色的眼睛睁开了,眼珠稍微转了转。

        时间到了傍晚,太阳落在大裂谷以西的山岭背后,向四面八方投射光束,仿佛太阳在赤道上撞得粉碎。友谊号缓缓转弯,朝着裂谷东侧的峭壁飞去。地势越来越高,颜色从棕色回到绿色。恩贡山出现在右侧机翼下,飞机开始降落,掠过能看见斑马和长颈鹿的稀树草原。一分钟后,飞机在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降落。莫内动了动。他还能走路。他站起身,鲜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踏上停机坪。他的衬衫染满血污。他没有行李。他的行李全在体内,是大量增殖后的无数病毒。莫内已经变成了人体病毒炸弹。他慢慢走进航站楼,穿过建筑物,来到出租车聚集的弯道上。出租车司机包围了他——“要车吗?”“要车吗?”

        “内罗毕……医院,”他喃喃道。

        其中一名司机搀扶他上车。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顾客攀谈,这位司机多半问了他是不是不舒服。答案显而易见。莫内觉得胃里稍微好受了点。他的胃沉甸甸的,感觉发麻而肿胀,仿佛刚吃了一顿大餐,而不是空荡荡的痛得火烧火燎。

        出租车开上乌呼鲁高速公路,驶向内罗毕城区。出租车穿过点缀着刺槐树的草原,经过厂房,开过环形交叉路,进入内罗毕熙熙攘攘的街道。路肩上的人群摩肩接踵,女人走在土路上,男人在闲逛,孩童在骑自行车,路边有个男人在修鞋,一辆拖拉机载着一车木炭。出租车左转上了恩贡路,经过一片市区公园,爬上一段斜坡,驶过成排的蓝桉树,拐进一条窄路,开进有岗亭的大门,内罗毕医院终于到了。车停进卖花小铺旁的出租车停车位。玻璃门上有个“门诊部”的标记。莫内拿出钱给司机,下车打开玻璃门,他走向接诊台,打手势表示他病得厉害。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人在流血,稍等一下,医生马上给他看病。他必须等医生腾出手来,但医生立刻就会给他看病,别担心。他走进候诊室坐下。

        候诊室是个小房间,摆着带软垫的长椅。清澈、强烈而古老的东非光线穿透一排窗户,落在堆放着脏兮兮的杂志的桌子上,将方形亮斑投在灰色地面上,地上铺着石子,正中央是个排水口。房间隐约有烟熏味和汗味,坐满了眼神呆滞的患者,非洲人和欧洲人肩并肩坐着。门诊部常有割伤等待缝针的人。人们很耐心,用毛巾捂着头皮,用绷带缠着手指,你能看见布料底下透出血色。就这样,夏尔·莫内坐在门诊部的长椅上,他看起来和候诊室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张毫无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双红眼睛。墙上的告示提醒患者当心小偷,还有一张告示写着:

        遇到这种情况,您需要耐心等候通知

        莫内很安静,等待着通知。突然,他进入了最终阶段:人体病毒炸弹爆炸了。军方生物危害专家对这种情况有个说法。他们说患者“崩溃并流血至死”,稍有礼貌些的说法是患者“倒下了”。

        他感到眩晕,极度虚弱,他的脊梁塌下来,松弛无力,他失去了所有平衡感。房间不停旋转。他进入了休克状态。他俯下身,头部搁在膝盖上,随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胃里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失去知觉,向前倒在地上。房间里只听得见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已经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在流尽。

        候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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