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毛遂自荐担任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以“地方领袖”自居的杜月笙要显示一下他的威望，他有这个能力。

        他很自信，也很自卑，他说：“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现在是蚯蚓成了龙，在社会上有地位了。”这个摆水果摊出身的阿混是靠黄金荣的栽培才羽毛丰满的。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菩萨不像菩萨的魔怪。有人说他“三头六臂”，一个头长一张笑眯眯的绅士白脸，另一个头长一张红彤彤的官员虎脸，还有一个头是青面獠牙的帮首凶脸。六条手臂分别握着刀枪、烟枪、赌具、官印、算盘和账本。他靠结交军阀、官僚、政客，壮大势力，他贩鸦片、开赌局、敲诈勒索，他也积德行善慷慨助人，甚至，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还有不屈的骨气和爱国义举。

        个性复杂的杜月笙是旧上海光怪陆离的缩影，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搞募捐他有经验。早在1924年，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仗，四乡居民流离失所。杜月笙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些慈善团体的救济工作。没有钱，他指使爪牙拿着捐簿到商店工厂一家一家强征硬募，凭“杜月笙”三个字，谁敢说个“不”字。

        杜月笙成了“大善士”。此后，凡有天灾兵祸，他便热心“善举”，在上海大肆募捐，这类无本生意，有名有利。

        有一年四川遭水灾，杜月笙主持募捐救济，他亲自登台进行赈灾义演。他能唱京戏，他和王晓籁、张啸林登台客串，杜月笙扮演黄天霸。他虽然爱看京剧，小老婆姚玉兰又是京剧名角，但杜月笙唱得不行。他有一副精致的行头，他的服装道具精美豪华，他的票卖十元一张，比梅兰芳的票价贵一倍，但杜月笙是“义演”。为了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杜月笙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不久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为国效劳，杜月笙又买一架送给他。这两架飞机，名“月文”号和“月辉”号，望着一个“月”字，杜月笙喜气洋洋。

        最出风头的，是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蔡廷锴血战淞沪，上海滩危如累卵。史量才、黄炎培、钱新之和杜月笙等人组织了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是副会长，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炮火硝烟中，他与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多人，驱车到19路军军部，送去大批捐款、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并表示“有什么困难，杜月笙等全力以赴”。杜月笙为19路军募集了900万元大洋！在19路军在退出上海的宴会上，蔡廷锴军长动情地说：“35天血战，19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他向杜月笙敬酒，称杜月笙为“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

        这一次是全民动员，声势和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特别是募捐的意义，不是救几个难民，救一个上海，这次是“救国”！

        杜月笙立即召集筹募委员会的人开会，确定捐款定名为“救国捐”，由银行或钱庄代收，所捐款项，全部公布。所得捐款，全数汇呈军事委员会统筹支配。凡捐2000元以上者，可照捐款人的意志使用；捐款1000元以上的，由上海抗敌后援会发给褒奖状；3000元以上的，由上海市政府发褒奖状；5000元以上的，呈请国民政府颁给褒奖状或荣典。

        办法一定，杜月笙立即在报纸上刊出大幅广告“抗敌后援会筹募救国捐”，十个字赫然醒目。

        和广告一起刊登的，还有近300人的捐款人名单。这些闻风而捐的市民，多者五元十元百元，少的一角二角伍角。施修德先生捐助的，是500瓶擦枪油。

        7月28日的《新闻报》上，还刊出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征募救国捐宣言》，区区二三百字，可谓言简意赅，读完一遍，就令人激情昂扬，回肠荡气：

        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古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现代战争，除精神条件外，必须具备物质条件，具备物质条件以后可以持久，而后可以决胜。序幕既开，抗战到底。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凡吾同胞，父诏兄勉，输财节用，各尽能力，共救沦亡，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杜月笙以身作则。后援会成立之初，没有开办经费，他一拍胸脯：“我出！”他将自己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征给政府沉于江阴要塞的长江航道，为的是阻塞日军舰艇深入内地。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杜月笙立即奋起。当天，他就发出紧急呼吁：

        血在沸腾，心在亢奋，耳听着隆隆的炮声，眼看到熊熊的火焰，全面抗战御侮的战争开始了。这正是我们毁家拼命、为国牺牲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再不要迟疑，肩负起筹募救国捐，接济前方忠勇战士的伟大光荣的责任来！

        持有金银戒指、饰物、器皿、货币的人们，请快快捐送南京路老凤祥银楼、法大马路宝盛银楼或小东门九霞银楼代收。

        持有现币的人们，尽量捐出现币来，固然很好；假如手边现币不多，能够拿出政府公债、银行存单或者开发银行支票充作捐款，也无不可。

        在各银行、钱庄休假期间，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新闻报、时报、民报、大公报、立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等报馆，均可代收救国捐款及物品。

        把国当家的上海民众，以空前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

        8月16日和17日，捐款千元以上的团体和个人不少。上海地货同业公会捐1000元，中南银行全体同仁捐了5400元，上海棉花行同业公会捐1.5万元，上海交易所联合会捐款3万元。

        住在租界里的上海人，虽然马路上灯红酒绿，无线电台仍然播放轻柔温馨的《夜上海》和《何日君来》，但黄浦江北岸的炮声清晰可闻，战火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住在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的全体住户，自动发起户户捐款行动，各住户、房客，以及男女佣仆，慷慨解囊。有一位小姐捐出了金戒一只，总共捐款620.35元。拉都路明霞屯的住户，自动集资了44元，派人送到《申报》馆，请报社转交给浴血的将士。明霞屯共10多户人家，其中三四家小康住户却分文不出，这44元钱数量不多，可全是女佣和车夫们的血汗钱。

        8月中旬，杜月笙调查了571户人家，得知捐款5元以下的有406户，占70%。他感慨地说：“民众不富，但爱国热心高涨！”

        上海国医（中医）药团体同仇敌忾，他们组织了中医药界救护团奔赴战场救死扶伤，在全行业掀起捐款献金活动。第一天共捐纹银100两、现洋200元、银盾56两。国医团体呼吁夫人小姐迅将金银饰物及现洋硬币全力募捐，共赴困难。

        捐款成了全社会的行动，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不甘落后。上海海关的华员第一次捐了1万元后，第二天又捐了1万元，捐出2万元后，他们再发动家眷，捐金献银，献出银器两筐，金器174件。天津路乙丰纱布店经理王赓才倾家所有，捐款1万，5000元慰劳前方将士，另5000元将创办一所可收200余伤兵的第三医院。有位名叫何谷声的市民将2万元捐款送到兴业银行代收，并附上一封激情洋溢的信给抗敌后援会：“全面抗战发生、各界民众，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区区小钱，聊表心意……”

        代收救国捐的银行界职员目睹各界民众的火热心肠，激起同仇共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捐30万元，农民银行捐了5万元，其他银行公会所属各商业银行合捐30万，共65万元！有一位海关税务司丁贵堂先生，极其钦佩抗战将士的忠勇爱国，同情战区难民流离失所，将节衣缩食的所有储存5万元，全数捐给抗敌后援会。他的愿望是：2万元慰劳前线，2万元救护伤员，1万元救济难民。崇信纱厂老板、上海纺纱业的巨子之一邵声涛捐助救国款5万元，并致电蒋委员长：“恭读艳（7月29日）训示，救国大计，全民振奋，当此寇深难急，凡属人民，应即牺牲一切，以报国家，兹由民个人献助救国捐国币5万元，谨交中央银行汇呈，力绵数微，聊尽天职，伏乞钧收。”

        上海市民的救国行为通过报纸广播传到了全国，全国民众都关注着上海的战争，满腔爱国热忱的同胞伸出了援助的手。镇江的盐商李翼如为援助淞沪抗敌，将他所有房产全部变卖捐赠。他的房产在江都与泰县交界的樊川镇上，典基有170间，内有花园回廊，亭台湖石。门外街市房屋49间，建筑费花7万多元，连地基价值10万元以上。他找到劝募委员会，要求将他的房产估价后全数购买救国公债。李家是淮扬八大盐商之一，可惜家道中落，膝下无子，他说：“国就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著名报人史量才夫人秋水太太继承先生抗日遗愿，请《申报》将庐山庐林老三号门牌房产连同家具一并无偿捐送政府拍卖，以所得作抗日捐，并不必调换救国公债。随信附上房产证件五份。苏州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爱国，他于1936年夏去世。夫人汤国梨能诗善文，更深明大义。淞沪炮声，牵挂于心，苏州到上海，只一个小时的火车，运兵的军列日夜从苏州经过，54岁的章夫人手头并不宽裕，她将侍其巷的一所房屋变卖，作为救国捐款。姑苏自古多英才。风光秀丽的灵岩山，是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合葬处。山上的灵岩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道场之一。高僧印光法师年掩关报国寺，与百人法师，甘于淡泊，苦修身心，并无多少积蓄。上海抗战的烽火，使静修的山僧无法平静了，他们想到军队需要接济，难民要救济。于是，印光法师带头捐洋600元，灵岩常住捐216元，德森法师捐了20元，妙真、了然、恒智等法师各捐10元，山间高僧极力募捐，共凑成国币1013.8元，交给一位名为曹松乔的居士转交吴县抗敌后援会。他们表示：“寺院下院，可收容无依难民，行善积德，乃出家人之本。”远在西藏的班禅大师也参加了捐款抗战。他致电说：“为争民族永久生存作悲壮之抗战，班禅路阻西疆，心系南天，除布施青康各大庙高僧，设坛诵经，祝祷我军胜利外，捐法币3万元，并购救国公债2万元，用作抗战之需。”

        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无论达官名流，还是山野乡民，都为着救国的目的，心向一处。9月12日的《申报》刊登一则消息：“广西恭城县西岭乡乡民何焕三，近感国难已极，义愤填膺，特将所有田业，尽其每年收入之租谷300担，捐作抗日军粮，且决定如抗战10年，捐助10年，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自己另谋生活。此种毁家纾难之精神，殊足钦佩，而长期输将之义举，更为空前。该乡乡长朱如标，业经呈请县府转呈省府备案附予褒奖，并转呈国民政府嘉奖，以资激励。”《申报》还说：“南京江宁县江苏第十区保安司令拘留人犯108名，以暴日横行，同声愤慨，发于‘九一八’纪念日全体绝食一天，将应得之口粮10.8元，悉数捐为抗敌之用。”铁窗牢狱中的犯人们一无所有，只能以饥饿来表达对国家与乡土的养育之恩。

        上海民众的抗日义举，也激励了海外的中国人。号称“南天王”的粤军实力人物陈济棠虽然积极清党反共，但在外国侵略者入侵之时，力主抗战，身任两广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后来出国考察欧洲军事政治。淞沪抗战爆发，陈济棠心系祖国，他在意大利致电南京政府，慷慨捐献港币700万元，以充抗日军费。一位名叫郑玉书的菲律宾侨胞，原籍福建永春，民国初年曾在闽军当陆军医院院长，后来到菲律宾做进出口生意。正当他事业发达之际，日本的洋布倾销南洋。为了挽救中国的纺织业和他的公司，郑玉书出巨资到上海开办了大型的纺纱厂和大型织布厂，准备将中国货出口南洋与日商竞争。不料事业初创，上海战争爆发，郑玉书感慨于国难一日深于一日，他目睹上海民众的爱国行动，不甘落后。郑玉书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任职上海财政局长的好友徐桴，认购了2万元的救国公债，并将自己用的牌照为11852的轿车转助抗敌后援会使用。他在上海有房产，他将每月的房租3794元按月如数交给政府，抗战一日不停，他的捐助一日不止。财政局徐局长说：“郑先生向来慷慨，乐善好施，对于社会公益事业，都很热心。这次长期捐款，更显出他的爱国热忱，希望全国的地主富商，激发良知，积极努力，踊跃捐款，共同度过艰难时期。”还有一位新加坡来沪观光的华侨叶逸君女士，置身于热烈捐助的上海街头，她的民族感情被上海人对祖国的热爱之心深深感动了，她来到《申报》，拿出200元钱，请报馆代转给前线官兵，以表示慰劳。

        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奔腾着千载不息的民族情。

        祖籍福建的南洋巨商胡文虎，以他的“虎标”良药风行世界。他出生于缅甸仰光，精研中医，他靠祖国的传统医药赢得了事业和人生的辉煌。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嘱咐永安堂经理胡桂庚捐赠八卦丹、万金油和头痛粉各50打，以后继续输供。

        捐款、捐物，有什么捐什么，需要什么捐什么，前方和后方，军人和市民，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长城。

        秋风夏雨，战地的官兵在风雨中苦战，上海民众立即行动。呢绒业公会率先制出700件雨衣送上前线，接着，隆坡赛路林公馆捐了140件，山海关路甘公馆捐10件，一位叫浦叔鸿的市民买来上等雨衣布5匹捐献，希望代制雨衣后送往前线。按照当时市价，雨衣每件1.6元，一件雨衣能买1升多米。

        凡是前线需要的，上海市民都积极募捐，作工事需要麻袋，扬子饭店经理关玉亭捐献1.2万只。听说战地要自行车，他又买来10辆捐献，还有一大批跑鞋。律师伍守恭，将自己喜爱的一辆马立斯篷车转交给36师使用，他说：“前方比我更需要。”

        毛巾、牙刷、衬衣、糖果、火腿、面包、汽水、香烟、袜子、手帕、水瓶、火柴、信封、急救包、药品……上海人把百货公司和食品商店里的东西都搬到阵地上去了。

        听说前线有些士兵吃不上饭，地方协会立即制作了两万个光饼，儿童界救亡协会用捐款定制了山东咸包子5000个，还有凤尾鱼、牛肉、香蕉等食品和水果，一位9岁儿童捐了一架望远镜……

        一层秋雨一层凉。参加前线服务的云飞汽车公司的一些司机带头募捐棉背心236件。松江县第六区叶榭镇的民众一针一线地缝制了390件，打成6包，派汪大石、蒋水生两人送到上海。正始中学的教职员工一天时间认购了400件，连一些外籍教师也踊跃捐募。一位名叫刘侬荪的5岁小姑娘，手拿着两元钱的零钞来到《申报》报社捐款，这是她节省下来的糖果钱，和两元钱一起送上的还有一张纸条：“这两块钱贡献给我爸爸的战友们。”她是军人之女。

        募征雨衣和募征寒衣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杜月笙为劝募棉背心和认购救国公债在电台播音，他的播音全上海各电台同时转播：

        诸位听众，兄弟今天来播音的最大目标，是有二点。第一点，希望全上海市民一致的捐助棉背心，以30万件为最低限度，运送前线分赠将士。价格因我们趸批购制，每件只有大洋六角五分半，尺寸完全照政府的规定。诸位自己做也好，如果自己没有工夫，改捐现金，送交上海市地方协会，均可代办代送。捐赠棉背心50件的，在每件背心上可以加印捐赠者姓名。第二点，是劝募救国公债。上海市地方协会受劝募救国公债总会委托，成立上海市市民劝募总队，分成八组，内有南市的市区组、公共租界的第一特区组、法租界的第二特区组，这三个组的任务，是以劝募居家住户为主要对像。兄弟希望全市民众，每个家庭购买救国公债若干，以全上海40万居民计算，则可集成一笔巨款。

        一呼百应。不几天，十几万件背心送到，仅宁波路240号永大银行吴瑞元，1人捐了5万件！杜月笙以中汇银行的名义，捐了3万件。万墨林捐了1000件，张慰如夫人也是1000件。纱布交易所捐了1.5万件。

        就在万众一心毁家救国的热潮中，亚声电台一个叫黄菊隐的人，在收受民众救国捐3.5万元中舞弊作案，侵吞救国国币9000多元。

        这位33岁的年轻人经人告发后被立案调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看了案卷批令即日枪决。杨虎说：“黄犯所为，原属触犯普通侵占罪，但当此爱国人士正在救国倡捐，而为不肖者所侵没，虽不因此而阻其爱国热肠，而愤恨败类，殆人同此心。况在全面抗战，前方将士正浴血拼命，后方接济，不单为国民应尽职责，也为良心所驱使。黄犯昧着良心，其行为显系扰乱后方，依战时军律，自应处以极刑，以谢全市民众，并使不肖之徒，知所警惕。吾知经此严惩，爱国人士，出钱必将更加踊跃，捐款救亡工作，将愈见顺利……”

        黄菊隐的丑行受到了公众的谴责，由此也使各项捐款制定了严密的监督措施。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提出建议：请政府迅速制定非常时期紧急治罪法，凡对救国捐、救济捐、慰劳捐、医药捐，以及其他一切捐款之经募人、事务员，及各募捐机关，倘有营私舞弊侵占捐款，或直接间接图利行为等事发生，一经查出，须一律处以死刑。所有通同舞弊之全体从犯，亦须连带负责治以同等之罪，以儆效尤，以申法纪。

        国民政府从持久抗战考虑，为减轻民众负担，停止捐募，决定从9月1日开始，发行救国公债5万万元，并颁布了奖励办法。劝募总会设于上海，杜月笙为常委兼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下设16个分队，仅一个多月时间，共劝募认购救国公债5000多万元，筹募救国捐134.028万（内各种存款及有奖储蓄计一万零六百五十五元五角四分）、银角4499角，还有宝银、港币、广东双毫、公债、英镑、美金、法币、日元等等，金银物品14558件。

        这是仅一个多月的劝募数字。上海人民的抗战热心感动了中央政府，财政部于9月4日电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批准将汇给军事委员会的全部救国捐款凭收据换成救国公债，变捐赠为投资，仍可收回本利。为自己增加储蓄，为国家增厚力量的新政策激发起更加热烈地购买救国公债的浪潮。

        冒着炮火，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宋子良等抗敌后援会成员到张治中和张发奎的部队送去钱款和各种物品。8月18日，他们来到嘉定张治中的司令部，他们献给每个高级指挥员一架精美的望远镜。

        张治中和杜月笙等早就熟识，5年前作为第5军军长的张治中在淞沪前线多次接受上海人民的慰劳。他说：“全面战争已经揭幕，性质之严重，与‘一·二八’之役迥然不同，保国卫民，军人之天职。”

        张治中对各界民众的慰问支援深表谢意，他希望后援会少送一些饼干、水果之类，将有用的钱购买军用品，如麻袋、铁丝、通信器材等，运送前方，多杀敌人。

        前方和后方，心连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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