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0讲 社会成本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在经济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人们只有理解了社会成本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制定出因势利导的经济政策。
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是一位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可我经常说，科斯之所以厉害，拿了诺贝尔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其他人犯了糊涂。看了我的介绍，你或许会同意我的观点。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先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如果牛冲过栅栏，跑到麦地里吃小麦，那是否应该阻止这头牛呢？
案例2：泳池阳光与酒店副楼（FontaineBleau el v. Forty–Five ty–Five, 1959）
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酒店，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右边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高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就会挡住游泳池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游客可能减少，酒店的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左边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颁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盖副楼。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有两户人家相邻，相安无事好多年。左边人家有一个烟囱，烟囱出口就是右边人家的房顶，由于烟囱高过对方的房顶，烟囱冒出来的烟，对右边人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后来右边的人家把房子盖高了，于是把左边人家的烟囱给挡住了。这样，左边人家在生火时产生的烟，就会回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左边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边那家人。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案例4：火车与亚麻（LeRoy Fibre Co. v. C. Paul Ry., 1914）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辆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也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
一条街上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糖果商，一户是医生。糖果商有一个做糖果的作坊，噪音很大，由于两户人家中间隔着一堵墙，还隔着一个花园，他们相安无事住了很多年。
但有一年，医生在自己的院子里新修了一个诊所，这个诊所靠近糖果商的作坊，它们共用一堵墙。修好诊所以后，医生发现糖果商作坊发出的噪音使得他根本没办法给病人看病，因为听诊器听不清楚。于是医生就到法院告这个糖果商，说他造成了声音污染，要他停工。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案例6：养鸡场与新居民（Spur Industries Inc. v. Del E. ebb Development Co., 1972）
有一家养鸡场，因为知道养鸡会发出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了偏远的郊区。这家养鸡场在郊区经营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有开发商就在这家养鸡场旁修了居民区。居民住进来以后才发现养鸡场会发出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说养鸡场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1970）
一家水泥厂长年排放各种灰尘，散发出臭味，有时甚至还会发出震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厂，要求赔偿。居民的控诉，并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厂，并不时拿点补贴。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之所以讲这么多例子，是因为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对于大众而言，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者当然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还要限制伤害者对周边居民、周边环境继续造成伤害。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
科斯为了说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对，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好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科斯错了，但他们都挺喜欢科斯的，就决定刊登他这篇“错误”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们想把科斯请来，好好教育他一下。
于是在著名的《法律经济学期刊》（）主编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家里举办了一场晚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e Stigler）等大经济学家悉数到场。晚宴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伤害别人的人要不要赔偿。
开始时，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伤害者应该做出赔偿，但是辩论进行到一半，峰回路转。聪明的弗里德曼开始批评在座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批评科斯。一个晚上下来，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个人都惊讶地感到，他们目睹了经济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他们都被科斯说服了。
那么科斯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人们常常把“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金科玉律。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纠纷双方都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辩护。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边酒店说，你可以修副楼，但是别修那么高，别把我的阳光挡住；右边酒店说，你可以在泳池边享受阳光，但别妨碍我修副楼。水泥厂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这句格言来替自己的健康权做辩护，水泥厂也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产权做辩护，水泥厂的背后毕竟还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在支撑。
科斯的看法则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外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同样的道理，两家酒店争的是享受阳光的权利，医生和糖果商争夺的是安静的权利，养鸡场和附近居民争夺的是新鲜空气……这些纠纷都是由于争用未界定产权的资源而产生的，双方的地位本来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为，那这一方就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好多人都感觉科斯的想法有些强词夺理，因而在亚伦·戴雷科特家那场著名的晚宴辩论之后，科斯就被邀请再写一篇文章，好好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于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t, 1960）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是有很多人批评他。有趣的是，要批评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后面的30年里，《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之一。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问，游泳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大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大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也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样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说：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出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铁路边上10米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
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endell holmes）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便宜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意思是说，火星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挪开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有人会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流氓欺负妇女，难道也能说伤害是相互的吗？难道也能说是谁避免意外的成本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吗？
正是如此。男尊女卑的风俗，其实跟火星烧着亚麻的故事有相似之处。火星碰着亚麻是危险的，男人碰上女人也容易出意外。避免意外的责任，由成本较低的一方承担。在古代漫长的时间里，避孕技术十分落后，而约束男人比约束女人要困难得多，结果枷锁基本上都加到了女性身上。只有到了当代，避孕技术变得简单可靠，女性在现代职场中的价值也不断突显，女性一向受到的不公平的行为约束才被逐渐松开，并有部分转向了男性。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的洞见。科斯在1991年拿到诺贝尔奖，我觉得未必是因为科斯特别聪明，而很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都犯了糊涂。因为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里，大家都不自觉地掺入了个人的情感，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只有科斯看到了纠纷背后与资源争用相关的、中性的经济本质。
有一句希腊文格言很有名：“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你听过吗？听起来挺深刻的。请问，这句格言能不能用来指导我们，判断文章例子里面的是和非？
第021讲 谁用得好就归谁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是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自己经常琢磨这样一个问题，钻石最早是归谁的。人们可能会认为石最早是归矿工的，因为是矿工把钻石挖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有看见矿工脖子上挂满了钻石项链，却发现钻石不远万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们的手指上。这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的典型例子。
好多年前，我跟一位经济学家来往非常密切，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认识一位女孩子，非常优秀，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的这位经济学家朋友不用半秒钟就评论道：哦，原来你是不相信科斯定律的。
大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吗？他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科斯定律，就会知道，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那么不管这个女孩现在跟谁谈朋友，最后她都会跟最适合她的人在一起。
我们常用的手持阅读器Kindle，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在上面加着重线做笔记。这些笔记位置的数据信息归谁所有呢？
我们可能会说Kindle是我自己的，书是我花钱买的，下划线也是我亲手做的，数据应该归我；我们也可能会想，这可是在书上做的笔记，数据应该归作者或者出版社；当然亚马逊也会说，数据产生在它的平台上，存储在它的平台上，所以应该归它所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实际上数据归谁呢？答案是归亚马逊。
在我们买Kindle、第一次开机使用时，它会问我们同不同意使用合约，我们选择同意时，就已经把这项权利给了亚马逊。那个合约我们看了吗？当然没看。那个合约很长，有好几十页。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亚马逊真不地道，偷偷地就把这么重要的隐私权给拿走了。
但是在我看来，亚马逊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原因还是科斯定律：谁用得好就应该归谁。我们做的这个笔记，对我们来说是隐私，把它保存起来，对自己来说有那么一丁点儿价值。但如果亚马逊平台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进行统计，然后再发还给每一位买书的读者，就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读者购买一本书，只要5分钟就能把它上面最多人标注的重点读完。这时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就远远高于一本崭新的、没有任何标记的书了。
亚马逊能把这个数据用得更好，因而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着重标记的所有权默认给亚马逊比较好？其实，哪怕亚马逊一开始没有定这个合约，它也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向读者重新把这个权利买回来。只是那样做的话，交易费用就高了。与其那么做，还不如在使用合约里藏一句话来得便宜。
大数据的使用，经常引发隐私权应该归谁的问题。好多人对隐私权非常敏感，觉得隐私权一点都不能出让。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感受。我们今天晚上跟谁在一起，跟谁吃烛光晚餐，跟谁坐飞机出去旅游，这些数据对别人来说可有可无，但对我们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保护隐私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明白，有些数据对大众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些犯罪分子的数据，公安机关拿到后，就能产生极大的效用，避免很大的损失。这时公安机关应不应该有一点权力，征用个人的隐私权？我觉得应该有。
根据科斯定律的洞见，关于隐私权的争论，最后解决的方案不会一边倒：既不会允许政府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隐私权，也不可能让个人绝对地保有所有的隐私权，最后一定会在这两者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其指导原则还是科斯定律：谁用得好就归谁。
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你能不能举一个身边的例子，给那些不知道科斯定律是什么意思的人解释什么是科斯定律？
第022讲 是否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环境
我们继续讨论科斯定律的应用。现在大家都对环保问题非常重视，都很支持环保，甚至不少人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环境。环保问题究竟该如何处理，我们看一下科斯定律的回答。
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经常被雾霾困扰，而雾霾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汽车尾气。很多人会认为，以前没有汽车，大城市的空气应当非常清新。
确实，以前是没有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在20世纪初，仅纽约就有一二十万匹马，每匹马每天拉出几十磅的马粪。这些马粪堆在马路上，太阳一晒，就变成马粪干，车轱辘碾过，马粪干就变成马粪末，风一吹马粪末就弥漫在空中，腐蚀着人们的眼睛、皮肤和衣服。
用马来拉车还有其他污染，例如马的铁蹄跟马路的石头碰撞，会发出巨大的噪声；马还会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
其实当汽车被发明出来时，很多人都在欢呼，终于可以摆脱马粪的污染了，终于可以在没有马粪的空气中自由呼吸了。
可见，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是在不断改善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有一本书叫《昔日美好的时光，它们糟透了》（, 1974），就讲人类的生活在20世纪初是多么的糟糕。
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小时候早餐吃的油条是用报纸来包的。报纸上有油墨，油墨里面有铅，铅对身体是极其有害的。但那时人们没有这样的观念，能够吃上油条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今天的现代化带来的才是更绿色、更环保和更健康的生活。
这就是科斯定律的基本含义：我们必须用持平的眼光看待污染问题。因为这不是一方污染另外一方的问题，而是双方或者多方争用稀缺资源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代化生活和环境污染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几年前生态学家发现，美国黄石公园整个生态链里缺了重要的一环——狼，因而需要给黄石公园引入狼群。问题在于引入多少狼才合适。
在黄石公园里，不同的人对于狼群数目应当是多少有不同的答案：黄石公园里负责饲养牲口的人认为，最佳数目是零，一只狼都不要才是最好的；黄石公园的管理员认为，引入的狼越多越好，因为狼越多他们得到的经费就会越多；而如果问环保人士，他们也会认为狼越多越好，因为狼越多，整个环境就越原始。喜欢在黄石公园里打猎的人，如果他打的是狼，他当然认为狼越多越好；而如果他打的是其他动物，例如兔子或者鹿，那么他会认为狼的数目最好是零。
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狼的争论。最后人们从科斯定律的角度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养牲口的人，如果能证明自己的牲口被狼咬死了，那么养狼的人就需要向他提供一定数目的赔偿。从此，养狼的人就知道养狼是有代价的，他们必须把狼群的数目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们通常把这个价叫作“科斯对价”（Coasian payment）。就这样，一个是否应该养狼的问题，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就转变为应该养多少狼、谁来监控、谁来负责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分配和使用资源的问题。
这也是多方在争用稀缺的资源，人们要做的也是在其中寻求平衡。
讲到不同用途的平衡使用，我还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高级餐厅的布餐巾。用布做的餐巾更环保，还是用纸做的餐巾更环保？常见的回答有四种。
考虑最不周全的回答是：当然用布更环保，因为布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回答没错，布是可以重复使用，但问题是，布做的餐巾需要清洗，需要使用很多清洁剂，还要烘干、浆洗，餐巾稍微旧一点就要扔掉。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环境的负担。
第二个稍好一点的回答是：需要考虑、权衡。
第三个回答更好：肯定是用布对环境的破坏更大，因为用布做的餐巾更贵。更贵就意味着它消耗的资源——所有资源加起来——更多。用纸更便宜，也意味着纸对环境的破坏更少。
我认为还有一个回答，就是用哪种原料做的餐巾，要看场合，看值不值得。高级餐厅通常用布餐巾招待客人，其实是有原因的。比如一个朋友20多年没见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到高级餐厅吃烛光晚餐，留个纪念。
这时根据科斯定律，我们就能明白：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如果我们今天晚上不吃这顿烛光晚餐，不用布来做餐巾，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友情。环境的破坏不可逆，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关键还是平衡，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很多公共场合都能见到垃圾分类箱，每当我们扔垃圾的时候，要把垃圾先做个分类，不同的类别扔进不同的箱子里。请问，你觉得这种垃圾分类的做法有助于保护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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