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5讲 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想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实际上，细心的人会反驳，人经常是不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经济学理论岂不是有时候对，有时候错？当人是理性的时候它对，当人不理性的时候它就会出错。

        这时，“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基础因时而变，就是不牢固的。当经济学的基础都不牢固时，它就会面临很大的质疑。因此，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体系，得先为经济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

        关于人是不是理性的争论很早就有。曾经有两位经济学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叫理查德·莱斯特（Ricer），他说经过调研，发现企业家做事的方式跟经济学理论说的并不一样。

        比如，当员工工资占比上升时，企业家并没有少雇工人，产品价格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企业家对成本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敏感。只有当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产品的价格才会发生较大变化。可见，企业家在决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化原则去做。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边际分析，跟现实并不相符。

        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则为经济学做了辩护。他说，每个人在做决策时，虽然未必懂经济学，也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其行为已经符合了经济学的假设，符合最大化原理了。

        他举例说，一个人在路上开车，有时加速，有时减速，有时换车道，有时超车，当然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实际上，他已经在遵循最优化的原理了。

        两位经济学家各执一词。那么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进行精确的计算，是不是符合理性人利益最优化的原则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年轻教授阿曼·阿尔钦（Armen Al），从学生那里听说了莱斯特与马克卢普的争论，就私下跟学生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其实都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错，实际上应当是这样的……

        这些学生就把阿尔钦的见解告诉了另外一位教授斯蒂芬·安克（Stephen Enke）。安克教授听了阿尔钦的观点以后，觉得很重要，劝阿尔钦写下来。但阿尔钦认为自己的观点只是谁都知道的普通想法，并不值得写。安克教授没有让步，说哪怕只是作为学生的讲义，也要写下来。阿尔钦写完之后，安克又不依不饶地要求他去投稿。

        阿尔钦就把写好的稿件投给了《政治经济学期刊》（）。过了不久，《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回信说，文章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发表了。

        于是，阿尔钦这篇本来只是给学生准备的简单讲义——《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ainty, Evolution and Eic theory, 1950），就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给经济学整栋大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经济学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那么，阿尔钦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万物存活看条件，和理性与否无关

        前面两位经济学家莱斯特和马克卢普，争论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行动有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一个说没看见人们在计算，人们做决定的时候手上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的那种供应需求表；另外一个说人们其实都计算了，是暗中计算的。

        而阿尔钦则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既对又错，但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的意思是，人究竟是否理性，这个问题不重要。

        他解释道：首先，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只要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就没办法算出所谓的最优解，顶多只有一个最优的概率区间。

        例如，有两套投资方案，一套是高风险高回报，另外一套是低风险低回报，哪一个更优呢？逻辑上它们可以是等价的，我们说不出哪个是最优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优。其实，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

        阿尔钦说，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制度，是如何存活下来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些跟人是不是理性的没有关系。

        阿尔钦举例说，假设人们要驾车逃离芝加哥，那么不管各人如何选择自己的路线，也就只有那些选择了沿途有加油站路线的人，才能成功逃离芝加哥。其他人，不管是怎么思考和决策的，最后都离不开芝加哥。

        阿尔钦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有几个人要开加油站，一个人把加油站开在自家后院，一个人开到山顶上，还有一个傻瓜，误打误撞开到了路边。显然，最后能成功的是这个傻瓜。他是否聪明，有没有计划，是不是有理想，有没有情怀，都不重要，只要他刚好把加油站开到了正确的地方，他就能够存活下来。

        更进一步，阿尔钦说：一棵树，朝阳光的一面，树叶长得比较茂盛；背着阳光的一面，树叶就长得稀疏。那么，这些树叶是不是理性的呢？树叶是不是明白了最优化的道理，于是争相长在朝着阳光的一面呢？我们既不清楚，也不在乎。但不管树叶有没有理性，我们关心的只是一个规律，就是朝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茂盛，背着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稀疏；而哪怕在一个人人都是傻瓜的世界里，哪怕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只有树叶那么高，也仍然有人能获取利润，能存活下来，甚至还活得挺好。

        这样，阿尔钦就为经济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能够存活下来，而如果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实际上，阿尔钦的理论看上去并不新奇，也就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阿尔钦也确实觉得自己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他说去看看达尔文吧，达尔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适者就能生存，适者才能生存。但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生存条件，却是阿尔钦的创造性贡献。如同阿尔钦所说，当环境改变时，分析者可以知道哪种类型的参与者将会成功。如果我们改变规则，就能知道胜负概率的不同。例如，如果篮球规则改变了，运动员必须穿高跟鞋比赛，那我们就能预测，林志玲恐怕比乔丹都要厉害。

        识时务随大流和特立独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哪一种成功的机会更大？

        

第006讲 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问题是人有时并不自私，因此经济学不一定对。还有一种说法，说人不妨自私自利，但也要讲道德，特别是商人，一方面要在商场上拼搏厮杀，另一方面血液里也应流淌着道德的因子。

        很多人说，亚当·斯密的主张人是自私的。斯密有句名言：“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用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作（, 1759），这本书讲的是人应该有道德。斯密既讲人是自私的，又讲人要有道德，这样就体现了一个两难问题，那就是人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将“人是自私的”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否牢靠？

        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看看，斯密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吧。

        人性自私，同时具有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要先弄清楚和的出版顺序。事实上，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了，隔了17年，也就是在1776年才出版了。包含了斯密的整个理论框架，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篇幅要更长，也更出名。

        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会受到尊重的。

        斯密紧接着说了第二个观点：人不仅仅是自私的，同时还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人们把自己认为的别人是否幸福，当作自己是否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叫“同情心”，人人都有。人有同情心，也就是有爱心。

        人的爱心有限，随着距离拉远而减弱

        斯密的第三个观点是：“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减弱的。”

        如果我们查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少则上百人，多则数千人。但里面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爱我们，能够随时倾听我们的诉说，在我们危难时奋不顾身来帮助我们的。人们只能爱很少的几个人，爱心没办法扩展到小圈子以外的范围。

        斯密在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体面的绅士，听说遥远的中国发生了地震，伤亡惨重。

        这位体面的绅士会怎么做呢？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看看地震会不会波及伦敦。一看很远，伦敦是安全的，就放下心来。然后他会哀悼死难的中国人，感慨人的脆弱、大自然的无常。他可能会打开微博或微信，发两个蜡烛，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接下来他就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这时，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

        一位体面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仅此而已，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仅靠爱心不够，陌生人互助需要市场协调

        斯密非常睿智地看到：“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每个人的爱心都极为有限，而他们又时刻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依靠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斯密写下了这样一段警世恒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人际互动二分法：小圈子靠爱心，大世界靠市场

        在斯密看来，人是自私的，但也有爱心；爱心只能适用于小圈子，无法延伸到更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满足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

        看清了人性的两面性，并找到了对付两面性的方法，斯密就为市场经济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人们把斯密视作市场经济之父的原因。

        你认为，市场经济会不会让人情变得淡薄？

        

第007讲 铅笔的故事

        生活在城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大自然，经常赞叹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但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却熟视无睹，经常觉得索然无味，平淡无奇。其实人类社会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只是我们缺乏慧眼去欣赏而已。就拿最常见的铅笔来说，看似简单，只是由笔杆、笔芯、笔帽几个部件组成，但它的故事却很神奇。

        首先，铅笔的原料非常复杂。笔杆用的是一种叫作雪松木的木材；笔杆上的油漆不是一层而是六层，油漆中含有硝酸纤维素和合成树脂等复杂成分；笔芯里除了石墨，还有黏土和滑石粉；笔帽上的金属圈，据说是用黄铜做的；里面的橡皮是红色的，而红色的颜料，据说是硫化镉。所有这些原料，产地来自世界各地。

        其次，它的制造工艺也非常复杂。以其中的笔芯制造为例。首先，需要将石墨与黏土等按一定比例配好；其次，将配好的原料放入机器混匀，并通过压芯机挤压出一定规格的铅芯；然后，经加热干燥和高温焙烧，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度和硬度；最后经油浸处理而制成。仅仅笔芯制造就需要这么多工艺，那么深究下去，一支铅笔的生产流程，到底有多复杂？有多少人曾经参与一支铅笔的生产？50人？100人？1000人？都不对，是成千上万的人。

        因为，除了生产笔芯，还要生产笔杆、笔帽。要生产笔杆就要锯树，要锯树就要有钢铁，要炼钢就得挖矿，要挖矿工人就得吃饭。工人不仅要吃饭，还得喝咖啡。要喝咖啡，就得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要航运就得有人造船，要造船……如此推演下去，整个流程会涉及成千上万的人，涉及成千上万人一代一代的努力。

        一支铅笔，将成千上万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了制造一支铅笔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从来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但是这支铅笔却做出来了。这是它神奇的第一个地方。

        其次，每一个参与生产铅笔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导致一支铅笔的产生，每个人只是做他手头的事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铅笔，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使得铅笔能够生产出来。

        再有，生产铅笔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互相不认识，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但这没关系，他们能够共同合作，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铅笔。

        更神奇的是，虽然一支铅笔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积聚着一代一代人的知识，但是我们购买一支铅笔所要支付的代价却微乎其微。你只要工作十来分钟，赚到的钱就可以买不少铅笔。

        这是多么奇妙的现象！再看看大自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没有。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呢？那就是市场，那个让成千上万陌生人互相协作的平台。

        这个神奇的铅笔的故事，被一个叫伦纳德·里德（Leonard E.Read）的人写成了文章，名叫《我，铅笔的故事》（I, Pencil, 1958）。

        正如多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铅笔的故事〉之序言》中所说的：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我，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能像这篇文章一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已经达到如此精细和复杂的程度，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穷人呢？

        

第008讲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除了市场，陌生人之间也存在通过爱心互相帮助的情况，比如说慈善。市场和慈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又如何呢？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illiam Easterly）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要知道，世界银行并不是银行，而是国际扶贫机构，其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

        对于这个扶贫组织的业绩，伊斯特利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te Man''s Burden , 2006）。他在书里说：在非洲，如果每个儿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的话，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但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兆美元，却没做到这一点。同样，如果援助金当中有3美元能够到达妇女的手里，儿童死亡人数又可以减半；如果妇女能够拿到3美元买蚊帐，那么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这些也都没有做到。

        然而，伊斯特利接着说，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的送到了读者手里。伊斯特利问道：从来也没有什么的马歇尔计划，只是一项娱乐活动，英美两个国家却非常有效率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的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非常低下，原因在哪儿呢？

        不能说世界银行官员的爱心比较弱，把事情办砸了；更不能说英美出版商的爱心特别强，把事情办得很有效率。我们在前面讨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时就已经谈到，人的爱心其实差不太多。事实上，原因不在于爱心的强弱，而在于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在实践中，至少会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则没有。

        比如在市场里，一碗牛肉面10元钱，顾客吃完后有两个选择：继续吃，或者离开。看到顾客离开后，作为商人，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成本，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

        但是慈善事业却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白送一碗牛肉面，肯定有人会要，不管质量如何。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在商业里面，很容易挑选出谁是善于从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给每个人两万元钱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只要看看每人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谁是会做生意的人。

        反过来，如果给10个人每人两万元钱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

        更何况，我们也不容易确定，该怎么行善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有一笔奖学金，应该给又穷又笨的孩子，还是给又穷又聪明的孩子呢？很多人会说应该给后者。但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聪明人脱贫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难。真要扶贫助弱，应该把钱给前者。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富人设立巨额奖学金，给考上美国名校的孩子作学费，就更像是投资，而非行善。

        许多负责行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有很多地区的贫困，恰恰是由当地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机构却把钱交给这些造成贫困的政府。如果依靠这些政府去扶贫，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们的依赖和惰性，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努力，也不愿意再去尝试和奋斗。相反，人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争取的是怎么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才能够持续获得援助。

        于存在上述几个问题，行善扶贫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商业行为，由于市场机制协调和鼓励人们分工合作，大幅、持续而高效地改进了人们的福利。

        环顾周遭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依靠大量的陌生人给予的“慈善”，那就是——商业。商业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如果你有一笔钱可以资助一个学生，在你面前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又穷又笨，一个是又穷又聪明，你应该把钱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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