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民国史上的重要军事将领。武昌起义后当兵，参加过讨袁、讨桂、两次东征诸役。北伐时任第十二师师长，在进攻汀泗桥、贺胜桥、克复武昌等战斗中屡建功勋，被任命为第四军军长，该军被誉为“铁军”。抗战期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在广东、广西等地指挥部队与日军苦战，多次获胜。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后，他曾出任陆军总长，但不久即辞职寓居香港。

        由于张发奎的历史地位重要，因此他寓居香港后，海峡两岸都做了不少工作竞相争取他。

        1950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党员重新登记，张发奎接到通知，和孙科商量后，将通知扔进字纸篓里。1954年2月，国民党在台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陈济棠、余汉谋、陈诚利用老关系连续致电张发奎，邀请张赴台与会，陈诚并表示：“此间无事不可相商”，均为张拒绝。1月14日，陈诚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发奎，声称“中央迁台后，检讨大陆之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党内派系之私与党员之日趋腐化，故佥主改造本党，一切从头做起”；又称：“今日在台，上自总统，均具赎罪补过之决心”。此信的主旨仍在动员张发奎赴台，“共图匡复大业”，但张仍然不为所动。其后，张发奎一度准备离港远行，需要护照，台湾当局通知张，必须赴台并与“蒋先生”进行一次谈话，发奎再次加以拒绝。

        大陆方面最初争取张发奎回归的是叶剑英。当时，叶任广东省主席。他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及李章达二人转告张发奎，希望张到广州作一次旅行。其后，何香凝给张发奎写过一封信。由于言辞比较激烈，效果不好，于是，再由李济深出面转圜。李信原件今存张发奎档案中，全文如下：

        久不通候，至念。其伟自穗来及许多友人前后自港穗来，得知二、三年来，吾兄革命之意志，以机缘未许，至埋没苦心，未尝不时以为痛惜也。在侪辈中，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不幸中国革命大业，多所顿挫，除顽固自私如袁世凯、蒋介石及其死党外，或左或右，或前或后，而时有错误，或为环境所束，而陷于反革命之途者，比比皆是。我在清党时，自己做了反革命，一时尚不知，即是一例也。此盖因我们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而失却正确领导之人如我总理者所易有也。此间同人均能谅兄之心，知兄之苦，故常以兄为念。前者廖夫人以老卖老，致函吾兄，不善属辞，云要兄认罪，要兄认错，兄性情好胜，当然不能接受。然而严格言之，其言不能说是无理耳，我意吾人应服理，闻兄说：“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我想兄此言仍有意气用事，门户之见，宗派观点，你能说弟向共产党投降乎？你若这样说，我也不服。其实我们向革命投降，向真理投降，向总理革命主张投降耳。向革命、真理、总理革命主张，或今日所谓向人民等等投降，我想是应该的、光荣的、革命的。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这也叫做投降吗？因此我希望吾兄再三长思也。

        以一个生性革命的人，从小就有革命历史，大革命时代更有光荣历史，且为革命同人所共知共谅，而当此真正大革命时代，而仍如小孩子意气用事，客气好胜，埋没了一生，我想这是不该的，可惜的，不革命的。若真这样下去，即以前所谓革命，恐怕尚有问题也。邵力子兄、张治中兄亦常以兄为念，兄前所领导之琪翔、其伟，及四战区之同事，大半都在今日革命战线之内，兄何又独个人固执如是。此我又所不解。他们昔日追随你，可知认你是可以革命的，同情革命的，何以到了今日，真真实在的翻天覆地大革命时，你又退缩不前，这恐你也无以自解罢！至盼你毅然决然，表明是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即孙总理所主张的革命，至所盼祷者耳。一切托其伟夫人面及。连夜书此，即颂康健！

        其伟，当指吴奇伟，张发奎的战友和老部下，曾参加北伐、抗日诸役。1949年2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回到大陆。李济深的这封信，由奇伟夫人面交张发奎。信中，李济深现身说法，情词恳切，但对张发奎仍然没有发生作用。

        1956年11月，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继续做张发奎的工作。蔡托其子绍昌带了一封信给张发奎，函云：

        久不致候，殊多渴念。小儿绍昌来京，得悉我公佳况，至以为慰。兹藉小儿南归回港之便，特嘱其前往问好，并祝起居。

        显然，蔡廷锴总结了此前的经验，信中不谈政治，他还通过其子给张发奎带去了口讯：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人关系不应该改变。此外，蔡绍昌还带着李朗如的一封信：

        蔡贤初先生此次由京到粤，系承周恩来总理嘱托，对兄传送周总理意见，请兄回祖国观察一下，并请兄有所指教。弟对于周总理此举，十分赞成，敬希兄回国一行，兹特托贤公令郎绍昌世兄致函，对兄表达弟意，并致敬礼！

        贤初、贤公，均指蔡廷锴。李信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回祖国观察一下”，讲究策略，委婉而不强人所难，恰是周恩来风格的表现。

        在蔡廷锴之后，受命继续做张发奎工作的是程思远。程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说，周希望张能想起一张照片；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为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张发奎——周称之为“五虎将”——五个人站得很靠近，手互相搭在肩上，看上去非常亲密。周称，除了叶挺故去，张发奎在香港外，其他三人都在大陆。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提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春，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但是，张发奎已经完全想不起这张照片，他也不愿意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在程思远之后，似乎就没有人继续动员张发奎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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