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孔祥熙档案中，保存着致蒋介石的几封信，看来是孔祥熙本人认为很重要的文件。其一为：

        弟自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初抵汉时，正值前方军事失利，后方极形恐慌，难民流离于途，伤兵到处滋事，救济不及，安置无方，人心浮动，怨言丛生，大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而中央机关之西迁，或川，或湘，或武汉，办公地点既无一定，负责长官亦多分散，政务更有停顿之虞。为安定后方，镇静人心起见，经竭力设法，约集来汉，乃将中央组织稍事整理，协助地方政府解决伤兵、难民问题。嗣我兄以军事繁要，坚辞院务，筹划改革中央行政机构，以谋政院与军会之调整，虽蒙询及刍荛，迄未妄参末议，对于提出改组办法，因而未曾过问。改组之议既定，以人事问题征及于弟，自维材辁任重，本不敢承，故再三辞谢，乃我兄推诚相与，恳切责勉，弟以时值国家艰危，我兄忧劳逾恒，遂不得不暂承其乏，冀我兄专心军事，求取抗战之胜利。所幸抗战初起，中央即有决议，党政军统归我兄领导，而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惟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实则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张，致涉分歧。故切盼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早日开幕，有所指示。兹既先后举行，决定《抗战建国纲领》，则此后政治益臻稳定，军事愈易撑柱，财政亦筹有办法，且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去岁出国前并有长函向我兄建议，将军委会改组，国防部隶于政院，由我兄以院长兼总长。此次大会通过我兄为本党总裁，主持一切，尤与弟之平素主张相同。

        目下前方军事好转，党政军权宜即乘时统归我兄总揽，庶几德威普照，军民共仰，指挥便利，策应敏捷，于国家前途及抗战前途裨益实多。弟近来身体多病，精力远逊于昔。前为我兄分劳，应付难局起见，暂任行政，尚能勉强支持，如使长负重责，深惧自误误国，既负我兄推许之意，亦累我兄知人之明。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倘我兄仍不愿自兼院务，或由岳军代理，亦颇稳妥。至财政一席，子文如能担任，更为驾轻就熟。弟秉性率直，遇事认真，或不免获罪于人。长财数年，幸赖我兄信任，虽有谣谤，均置不理，始能放手做去，即近来稍有成就，亦系我兄指导之力。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均有数字可查。至于改善币制，整理公债，活泼金融，扶助工商，以及废除苛杂，治本防灾，直接间接，无形中为国家所增之富力，想亦有相当之数目。且自信经手事项，公私分明，丝毫不苟，差堪告慰于我兄。过去虽因严厉取缔交易所操纵投机，并在整理公债时期不肯徇情，致受人攻击，发生谣谤，曾经审计部派员秘密查账数月之久。其结果中行方面并未发现错误，财部方面亦只因暂记账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但该项支出均系奉有我兄手条，先行垫付，待补手续者，一经核对解释，亦无问题。现在厉行预算制度，主计、审计，又复组织严密，一切收支必经种种手续，更不待言。

        弟去秋在德，乘便诊疗宿疾，时期未满，即奉我兄叠电召归。匆匆返来，又因国难严重，未敢休息。近复忙碌数月，益感精力不及。惟前以国家情景欠佳，未敢提及下忱。今幸行政组织大致妥帖，战事前途又形好转，而财政亦筹有办法。弟之去留，当不致影响大局。现拟提出辞呈，自不能不先商我兄。披沥直陈，敬祈垂察。倘承不以畏难见责，尤为感幸。专肃，恭请钧安！

        孔祥熙于1937年3月以特使身份被派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礼，其后，陆续访问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秘密订购军火武器及汽油等物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指示他“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又再赴巴黎、柏林谈判。同年10月，奉蒋介石之召回国。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次年1月，为建立战时行政机构，国民政府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本函称：“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知此函作于1938年4月25日。

        当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月6日，在汉口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函中所称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指此。

        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僚中，孔祥熙是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一个。其原因，从本函可以窥见：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绝不和蒋争权，也绝不和蒋标新立异。本函称：“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又称：“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本函所称：“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应是事实。三是不顾财务制度，蒋介石要钱就给。本函所称“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的“暂记账”，都是只凭蒋介石的“手条”，就照付不误的。这是孔和宋很不同的地方。

        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颇为部分人所不满。王世杰1938年2月12日日记记载：“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3月4日日记云：“近日外间对于孔庸之长行政院，王亮畴长外交，颇多不满。昨闻傅斯年君（国防参议会委员）曾以长函致蒋先生，指责孔、王甚力。”孔祥熙致蒋介石函中也说：“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可见这种不满的强烈。在2月12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曾为中央信托局作过辩解，但并未能遏制这种不满。于是，他便以退为进，于4月25日上书蒋介石，一方面要求辞职，声称“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一方面力辩自己的“无主张、无政策”乃是因为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同时则大谈自己多年来理财的“成就”和公正廉明，目的在于反驳舆论对自己的批评，争取蒋介石的信任。果然，蒋介石见信后，即命陈布雷将信退给孔祥熙，并表示“慰问鼓励”。这样，一场反孔风潮还没有来得及掀起来就被压下去了。

        其二为：

        弟病中闻有将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结束，所余工作改由中央银行执行之议，再四思维，窃认为应请重行考虑者有以下几点：

        （一）按欧美各国外汇自由买卖时期，业务则统归中央银行调剂，但实行外汇管理后，则多在财政部设立专管机构，处理审核手续，而业务则由中央银行主管。如德、义、伊兰、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及其他南美诸国，皆采此制。其他如英国、印度、纽西兰等国由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者，亦各在中央银行内另设机构，不与普通业务互相混合。盖审核、业务两种业务之应分别办理，犹会计、出纳之应分开也。分开则可收互相监察之效，合并则权力有过于集中之嫌也。

        （二）我国管理外汇之执行，因英、美封存法令与我国有关系，而美国财部外贸局所颁布之《特许法令》第58项及第75项皆指明我国外汇管理委员会为合作执行之机关。按此项法令予我国管理贸易及资金之流动，颇多便利，而外国商人则认为不便。因此美方对此项法令久有放任倾向。今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消息传来，闻已有非正式表示，拟取消此项合作办法而图便利彼国商人也。

        （三）查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绩尚佳，若非确有必要，观似不必更改，否则恐外人认为不稳定之表现。如以为现有机构不足胜任，则可视诸工作之需要而加强，似不应重起炉灶也。

        总之审核与业务理应分开。如必欲将二者皆归中央银行处理，亦应在中央银行之内特设审核委员会，聘请行外有关人事参加，方为妥善。因此事关系重大，影响国际合作，披直陈所见，以备参考。是否有当，尚乞钧裁。

        此函未署年月，中国外汇本取自由买卖制度，1938年2月，日本侵略者指使北平伪组织设立银行，发行无担保、不兑现的纸币，强迫人民行使，妄图套取外汇，这样，中国政府就不得不逐渐建立外汇管理制度，规定外汇售结买卖，须在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办理，其他非政府指定银行，不得买卖外汇。同月，财政部指定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审核事宜。次年4月，成立外汇审核委员会。1941年8月，成立行政院外汇管理委员会，孔祥熙任主任委员。1943年12月，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隶属财政部。此函当作于此后。

        其三为：

        敬陈者：顷阅报载，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在此内外情势艰困之时，此举于外交姿态上殊属有利，深为庆慰。忆赫尔利将军使华年余，贡献极多，有助于中美邦交者非渺。其出任之经过情形，弟在美时曾应罗斯福总统之请，征询意见，除当时简略电陈外，兹再摘陈如下，用备参考。

        自史迪威将军召回，及高斯大使辞职后，中美邦交阻碍颇多。弟奉派驻美代表，公私运用，极费苦心。对继任人选，如不得其当，误解更多，影响大局更甚。在当时情形，实须熟悉我国情形，同情我国困难，而富有军事专才，兼有政治头脑者为最适宜。弟于罗氏征询意见时，即经表上述意愿，立场所限，自不便擅举人名。罗氏即以华莱士、纳尔逊诸人见询，弟则反复仅表我方之意愿，微露如能就贺浦金斯、及赫尔利两人择一任之。罗以贺难远行，遂即以赫君任命。（下缺）

        此函原稿未署时间。函称：“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知此函作于1945年11月。

        1944年6月，重庆国民政府派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并任命其为私人全权代表。不久，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外震惊，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通过美国政府，要求取得指挥中国战区作战部队的全权，加剧了和蒋介石的矛盾。于是，蒋介石指示孔祥熙会晤罗斯福，要求给予三个月的布置时间。孔祥熙接电后，在会晤罗斯福时表示，一旦中国的军队由外国人指挥，士气民心必将大受影响；孔祥熙要求召回史迪威，另择贤能。罗斯福接受孔祥熙的意见，改以魏德迈为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10月，又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斯任驻华大使。孔祥熙此函现存部分即反映这一情况。

        其四为：

        敬陈者：抗战胜利，宇宙重光，此皆钧座坚苦卓绝，精诚感召有以致之也。弟以衰病之躯，早拟回沪养息，兼理家务。嗣以全会召开在即，身为革命党员，追随总理及钧座，献身党国者几四十年。际兹本党大业垂成，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久拟即束装就道。忆二十年来，在钧座领导护持之下，服务党国，勉分劳怨之任，若干任务难副殷望，由于能力之不及，与夫环境之艰难，乃虽心余力拙，仍难见效，致劳钧虑，实深愧憾。顾目今国家环境，内外艰危，实较抗战时期为允甚。惟信在钧座领导筹谋之下，必可迎刃而解，统一进步之新中国自可指日而待也。

        当今之势，我国际地位已跻于五强之列，责任自亦加重，苟国际间运用得法，外获世界之重视，内则我党人牺牲奋斗所求之三民主义、五权政府之终极目标，亦可加速顺利完成。近闻指示，极佩荩筹，实我国亿万年幸福之所系，忝属旧僚，实深钦敬。

        所窃以自慰者，当抗战时期，重荷青睐，谬膺辅弼之选，自问竭忠尽智，不敢偷闲。今任务勉达，体力日衰，此时休养，度我余年，实拜钧座之所赐，感何可言！山居静养，检讨往事，愧贡献之毫无。惟忆任内凡所施措，均本福国利民之义，绝无为个人私利之念，区区赤心，早邀洞鉴。今后以在野之身，从事社会事业，聊尽国民之职。诸如燕京、铭贤诸校，中美文化、边疆服务、孔学会、慈幼协会等机构，均关社会福利，亦即本党终极目的所在。过去所需经费，均由弟私人筹措，虽有若干事业如孔学会、慈幼会等曾由钧座名誉领导，并承钧兄由国库酌予协助，弟以深体国家艰难，迄未请拨。今后事功更艰，深望钧座指导提倡，使之发扬光大，以竟全功。他如国家兴革，弟以从政多年，或有一知半解之见，只供钧座参考，苟有垂询，仍当尽我愚忠，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仰答知遇于万一。

        留禀恭陈，以代踵辞，伏维垂鉴，敬请钧安！弟祥谨启。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函称：“抗战胜利，宇宙重光。”又称：“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久拟即束装就道。”据此，知此函作于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之后。

        1944年初，国内反孔之声大盛。同年秋，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孔祥熙自美致电蒋介石，请辞财政部长职务，同时保荐政务次长俞鸿钧接任。同月，蒋介石照准。1945年5月，孔祥熙再辞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自美返国。此后又陆续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务。至此，蒋孔之间的亲密关系结束，孔祥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基本消失。本函反映出孔祥熙失意后的种种复杂心情。他虽有满腹牢骚，但仍然表示要忠于蒋介石，“仰答知遇于万一”。

        其五为：

        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因知吾兄国事劳神，日理万机，未敢多扰清听，致疏函候，至以为歉。然对吾兄怀念之诚，无时或已也。当弟抵美之时，此间人士因受共党宣传，对我误解颇深。美友纷来探询，弟鉴于情形恶劣，不容坐视，乃一面向各方解释，一面联络议院友好，促成援华政策。幸于去年能在国会通过援华议案。当时正值竞选，总统，共和党对我尤表热诚。不幸共和党失败，民主党当选。弟于选举之后，即与杜总统及马国务卿晤谈数次，杜氏虽对我表示同情，惟以各方牵制甚多，国会虽曾通过援华议案，而国务部执行方面仍多留难，环境因人事使然，实亦莫可如何。自吾兄引退以来，国内情形每况愈下，使此间爱我人士灰心。盖援华问题必须我方自身有办法方能推动，此美人所谓天助自助者也。

        吾兄自参加革命，二十余年来，继承先总理遗志，努力奋斗，功在民国。抗战八载，全国在兄领导之下，协力支持，举世钦敬，名列四强，诚非偶然。不幸胜利以还，政府措施错误甚巨，因一误而再误，以致士无斗志，民有二心，功败垂成，为党国，为吾兄，实为痛心。我国战后措施之错误，据愚见所及，约有三点。因感于前车之失，可为后车之鉴，因敢为吾兄列陈之：

        一、我国币制应于胜利之后立即改革。当时国币发行不过一千七百亿，而国库外汇尚有十亿美元，除可收回抗战旧币，换发建设新币外，尚可余存一亿美元之多，可以留作发行准备及建设生产之用。当时如能将币制整顿稳定，不自己贬值，当可维持信用，则资金不致逃避，物价不致腾涨，工商业可以发达，国外贸易可以推广，侨汇可以源源而来，国库收入不致太失平衡，人民安居乐业，赤祸不致蔓延。殆至去年秋间，我国外汇已告枯竭，对外贸易及国内生产相差过巨，而于此时冒﹝贸﹞然换发金圆券，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嗣后金圆券又自行贬值，一至不能维持而有今日之经济崩溃。此失策者一也。

        二、胜利之后应立即恢复生产。所有日人之工厂，理应利用，不使停顿。不幸因政府接收人员彼此争夺，致使停止生产，机器损坏，原料散失，对国计民生损失奇重。本国既无生产，自不得不仰给于外国，因而外汇逐日消耗。此亦经济崩溃之又一原因也。

        三、中俄条约原无必要，但一经签订，则使苏俄在东北及内外蒙古享有特权，故能充分武装中共，扰乱吾华。此实中共军事日强之主因，亦即我政府之失策也。

        以上三点，不过事之近因，而考其远因，实由于群小干政，蒙蔽元首，结党营私，忌贤妒能，争权夺利，失德丧良，而结果吾兄代为受过，言之痛心。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且我国宪法亦无总统辞职之条文，惟吾党同志是否能捐弃成见，团结合力拥戴，瞻望前途，曷胜翘企！弟年老衰弱，无力报效。惟祈为国珍重，举贤任能，完成革命建国之大志。弟以为人能自知自改，方不失革命之精神。数十年来追随左右，甚感知遇，早拟本忠谏之诚，沥胆直陈，惟以吾兄明察秋毫，必已洞悉，且恐有人发生误会，未能遽启。然一片忠诚，如梗在喉，一吐为快。兹乘三妹返国之便，冒陈渎听，祈垂察，实所企祷。肃此敬请钧安！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1947年秋，孔祥熙因得家人自美来电，称宋霭龄癌症严重，匆匆离沪赴美。本函称：“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又称：“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据此，知此函作于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之后。

        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3日通过一项“援华法案”，向蒋介石集团提供四亿六千多万美元的援助。根据本函，孔祥熙在通过这一法案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人们前所未知的材料，可补史乘的不足。

        孔祥熙写作本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本函除劝告蒋介石出山，从幕后走到幕前外，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失败教训，为蒋介石制定新的施政方针提供借鉴。函中提出的未能及时进行币制改革等三点，并没有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但他论及的财政失策、接收大员们的“彼此争夺”，以及“群小于政”、“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等情况，却也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当事者的有权威的证言。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做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中云：“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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