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档案之一

        1991年，我曾根据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档案写过一篇题为《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的文章，阐发20世纪30年代，胡汉民数度密谋以军事行动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的事实 。1996年，我访问台湾期间，又在国民党党史会及“国史馆”等处读到了一批文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上述史事的了解。这些文件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的潮流。

        

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

        潮流之一是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代表的十九路军势力。国民党党史会所藏陈铭枢致胡汉民函云：

        昨承面示，十九路军饷经去电代为请求，谨代该军全体感谢。枢本晚返京，因无别情，不及再聆指诲。贤初、启秀尚在上海，经嘱伊等，不时踵教。区区所存，两人颇能了悉，望先生不吝训督，无异枢之晤对也。

        此函无年月，仅署“十五夕”。按，胡汉民于1931年10月14日被释，自南京抵达上海，11月25日离沪赴港。在此期间，陈铭枢曾于11月3日、18日两次到沪。据此，知此函为1931年11月15日作。函中所言贤初，指蔡廷锴；启秀，指谭启秀，时任第十九路军补充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蔡廷锴所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调驻沪宁，负责长江三角洲一线的卫戍任务。十九路军具有爱国思想，因此，得到胡汉民的支持。本函称：“十九路军饷经去电代为请求”，可知胡汉民在上海时曾积极设法解决十九路军的军饷问题。“去电”，当指向广东陈济棠方面发电。根据其他资料，后来陈济棠曾应胡汉民之请，按月为十九路军提供过部分军饷 。

        1932年1月，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抗战。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订立《淞沪停战协定》。其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同年，蒋光鼐致胡汉民函云：

        日前已托瑞人兄再来港（廿四由沪启程）面陈，甚欲得一具体办法，到时请赐接见。此间环境日益恶劣，而财政关系又不能不迁就。拟于最短期间统一全省税收，稍有办法，即可放手做事。匆匆布复，未尽之言，统由河澧兄代达。

        末署“晚光鼐拜上。十七”。所用为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用笺。按，蒋光鼐被任命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时在1932年7月，但他不肯就职，一直托词休养，在广东故乡东莞办公益事业。直到同年9月20日，才因蔡廷锴等力劝，到福建就职。瑞人，指邓瑞人，银行家，十九路军与各方联系的使者；河澧，指黄河澧，胡汉民与福建方面的联系人。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仍念念不忘救国，并积极与在香港的胡汉民联系，合谋讨蒋抗日。从本函可知，蒋光鼐到福建后，一面从统一全省税收着手，借以充实经济力量，一面通过邓瑞人、黄河澧，与胡汉民商量合作办法。“而财政关系又不能不迁就”，“稍有办法，即可放手做事”云云，可见当时困扰十九路军，束缚其手脚的还是财政问题。

        胡汉民在香港反蒋，依靠的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同年12月20日，蔡廷锴致胡汉民函云：

        瑞人、河澧两兄携回手谕敬悉。关于将来一切事宜，已复﹝派﹞瑞人兄与各前途接洽矣，但仍以伯南兄之意进行，请便中转知伯南兄为祷！余事已请河澧兄面呈。

        伯南，指陈济棠。据本函可知，邓瑞人、黄河澧带回了胡汉民的指示。根据胡的指示，福建方面又派邓瑞人与各方接洽，并再派黄河澧携蔡廷锴、谭启秀等人函与胡汉民磋商。“仍以伯南兄之意进行”，可见，陈济棠在西南反蒋派中的地位。

        福建方面的动作，蔡廷锴的信讲得比较简单，谭启秀的信则讲得比较详细。谭信首称：“蒋氏以独裁之手段，每思压服全国以自雄，故对于两粤及十九路军多怀恶意。吾侪丁此时艰，当谋所以应付之策。”谭信继称：蒋光鼐（憬然）、蔡廷锴（贤初）二人认为，东南一带能与蒋介石相抗的只有粤、桂、闽三省，因此，已派邓瑞人前往广东、广西，动员陈济棠与李宗仁。其中，李宗仁“对于反抗独裁，早具决心，当然不成问题”，而陈济棠则“意志不坚，见利思迁，未敢深信”，但形势又不能不以其为中心，因此，蒋、蔡二人拟请胡汉民与邹鲁一起就近做陈济棠的工作，坚定其决心，谭称：

        夫势分斯弱合乃成，就东南现势而论，惟有粤、桂、闽三省联成一气，则内可以遏蒋氏之专横，外足以抗暴日之侵略，而衡其趋势，当然以伯南为中心。

        谭启秀希望以胡汉民的“德望威仪”，能够“感悟”陈济棠，“团结一致”，将三省的政治、军事、财政“同冶一炉”，从而形成三省同盟。谭称：倘能如此，“不特不忧蒋氏之独裁，而暴日、赤匪亦不足平也”。

        谭函并称：福建地方饷项不敷，财政棘手，地丁钱粮已收至廿四年，地方税亦抽收至廿二年四月，因此要求胡汉民“以爱护十九路之诚”，向陈济棠陈请，在广东原允协助十九路军经费的基础上，每月加给二十万元。

        除蔡、谭二函外，黄河澧还带去了蒋光鼐致胡汉民一函，内称：

        文灿先生来，藉奉手教，拜悉一一。此间因匪军倾巢来犯，现正疲于应付，万一匪作殊死战，则前途未堪设想。窃念西南为整个集团，宜如何取得共同动作，以谋发展，此鼐等所日夜焦思者。今日之关键在伯南，倘伯南有决心，则鼐等当一惟其命，必无犹豫，望我公策动之。余情仍请文灿先生代陈。

        文灿先生，指黄河澧。“今日之关键在伯南”，蒋光鼐此函在寄希望于陈济棠，请胡汉民出面“策动”方面与蔡廷锴、谭启秀函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匪军倾巢来犯”问题。

        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是为了和中国工农红军作战，因此，蒋光鼐等不得不两面开弓，即一面反蒋，一面“剿匪”。这种情况自然使十九路军处于十分尴尬、困难的局面。为了腾出手来反蒋抗日。蒋光鼐于1933年3月派李章达赴粤，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签订《三省联防约章草案》，继而又与陈铭枢同赴广州，商议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三省独立”，自福建出兵进攻浙江 。同年9月、10月，派人去苏区，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但是，由于陈济棠首鼠两端，犹疑不决，三省的反蒋抗日计划始终无法付诸实施。11月，蒋介石对蒋光鼐、蔡廷锴的活动有所察觉，于17日派自用飞机两驾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晤，责令表态。这样，就迫使蒋、蔡等仓促行动，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共同发动“福建事变”。

        12月17日夜，蔡廷锴致胡汉民函云：

        河澧兄带来钧谕及面述各件，均奉悉种切。此次我军发动倒蒋，略有错误，系一时激于义愤，但事前奉诸公电召，嗟﹝磋﹞商倒蒋大计，结果徒托空言，致使锴与十九路全体将士失望。当时锴与憬然处境已死而求生，走头﹝投﹞无路，蒋贼已派飞机两架，限锴飞南昌表示态度，否则作违令罪，为势所迫。我公所谓挺﹝铤﹞而走险者，亦系死中求生，望公恕宥。事至今日，只有向蒋贼决死战，虽死亦无恨。倘我公能推动西南即行倒蒋，锴负责一切，为﹝唯﹞我公是从。否则，党国前途绝望，宁可锴负人，勿以人负我。其余已与河澧详谈，已请其将锴意代为详报，尚恳特赐训诲，俾有遵循为祷！

        胡汉民虽然支持三省联合反蒋，但他坚决不同意福建方面联共，也不同意福建方面改国号、造新党等做法。于是，即派黄河澧赴闽，要求福建方面“复国徽，复党籍”，“捕八字脚”（捕共产党人——笔者） ，蔡函所称“河澧兄带来钧谕及面述各件”，指此。函中，蔡廷锴要求胡汉民立即推动西南各实力派共同倒蒋，并愿归顺胡汉民麾下，“为〔唯〕我公是从”。

        胡汉民虽然为西南各实力派所拥戴，但他只是有名无实的精神领袖，陈济棠不点头，各事均无从进行。事变发生后，西南方面仍然处于无所作为状态，而蒋介石却雷厉风行，于12月中旬派十余万军队入闽，先后攻陷延平、水口等地。1934年1月14日，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撤离福州，抵达龙岩。当时，十九路军已完全处于劣势。胡汉民希望保存这一支抗日反蒋力量，向福建方面有所建议。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致电胡汉民、邹鲁云：

        尊电极以保全十九路军为念，感激之私，如何可言！但现与蒋敌短兵相接，无回旋之余地，请公设法使粤桂当局向蒋制止对闽用兵，十九路军归西南政务委员会节制，饷项有着，则一切谨如尊命，否则，蒋逆必欲消灭我军而遂其莫予毒之志。我军主力向﹝尚﹞完整，有与周旋到底，作伟烈之牺牲而已。贤初在军前指挥，先此奉复，再伫明教。

        李济深等要求胡汉民等设法，由两广当局出面，使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而将十九路军改归胡汉民等人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济深等发出电报的当天，十九路军主力随毛维寿投蒋，福建事变彻底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偕谭启秀等出国作环球旅行。1934年9月18日致胡汉民、邹鲁、萧佛成、邓泽如等函云：

        锴此次因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亡命欧美，再图追随诸公之后。现国势至此，先派启秀兄回国听候诸公训示一切。锴所经过各国情形并由启秀兄面陈，仍望时赐教益，不胜祷盼！

        蔡廷锴出国后，一路宣传十九路军事迹，声称“此世誓与日寇不两立，与国贼不共存，决心坚持一贯之主张，继续彻底抗日救国，矢志不渝” 。他派谭启秀先期返国，正是为了保持和国内抗日反蒋力量的联系。

        

冯玉祥

        潮流之二是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原西北国民军势力。1929年、1930年两年，冯玉祥曾多次举兵反蒋，但均告失败，被迫隐居汾阳山村，但反蒋之志不减。“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出于爱国热情，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1931年1月17日致胡汉民函云：

        先生离宁赴沪，举国欣慰，而一切言论，莫不以正义为指归，发奸摘伏，舆论翕然，遥企高风，钦敬无量。此次和平会议，全国属望，惟蒋氏不悛，灭绝信义，从中作梗，破坏统一，举国袍泽，莫不切齿。现四全大会，虽已分开，而未来艰难，仍多棘手。至希先生领导群伦，共筹至计，俾真正统一之政府早日实现，不仅弟个人所企望者也。现在北方情形无大变化，弟居此未敢自逸，倘能裨益党国者，当竭力赴之也。

        胡汉民被释后，在上海积极发表抗战言论，抨击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得到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拥护。当时，宁粤双方正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冯玉祥派张允荣（省三）等到上海与胡汉民联系，胡汉民于10月27日复函冯玉祥，对他的爱国热忱予以肯定 。此函为冯玉祥复胡汉民之作。

        上海和平会议决定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进一步谋求合作。冯玉祥此函表达了希望胡汉民出面，“领导群伦”，建立统一政府的愿望。

        1932年3月13日，冯玉祥再致胡汉民函云：

        国难日亟，积忧成痗，海天南望，益切钦崇，敬惟履祉咸吉为祝。祥喉病未见减轻，现住徐州医院。兹嘱熊观民弟赴港面谒，就聆榘诲，尚恳开示周行，俾有遵循为幸！余事统由观民面陈。

        当时，十九路军正在上海艰难抗战中。3月9日，日本又操纵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冯玉祥忧心国事，派熊观民到香港与胡汉民磋商办法。当日冯玉祥日记云：“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唯死而已。”

        冯玉祥当时的计划是，联络韩复榘、宋哲元，由他自己主持北方，而由西南方面出面，联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实力派，南北呼应，共同倒蒋抗日 。胡汉民支持冯玉祥的计划，于5月5日复函，表示只要北方有所举措，南方同志一定“竭诚襄助” 。5月12日，冯玉祥再致胡汉民一函云：

        顷托任、何两同志代致一函，计蒙鉴察。近辱国更甚矣！兹请张省三同志趋前面报一切，即请指示。

        任，指任援道；何，指何世桢。二人均为胡汉民派往冯玉祥处的使者。当时，《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已经签字，该协定规定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军撤至事变前原驻地区，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对，李宗仁等甚至以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比。冯函所称“近辱国更甚矣”，指此。

        冯玉祥与胡汉民由于在反蒋抗日上立场相同，因此，双方使者往来频繁。1932年7月胡汉民派许崇灏北上。同月25日，冯玉祥致胡汉民函云：

        顷承遣派许崇灏君北来，藉奉大教，备悉种凡。国事艰屯，外患环逼，自应修明内政，固结团体，方足以御敌侵掠而应潮流。慨自建国以来，我邦人士之本此精神终始如一者，厥惟中山先生。乃大乱敉平，哲人遽萎，每怀先烈，曷胜伤心！幸吾兄笃守正谛，南服宣勤。静珠海之波澜，谋神州之根本。高怀卓识，无让前徽；逖听风声，弥令倾倒。弟虽不敏，区区为国为民之愿，素抱不逾。有利于此，无不竭诚努力以从。

        许崇灏，字公武，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总司令部顾问。1928年任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1929年12月兼代考试院秘书长。函中，冯玉祥表示：“区区为国为民之愿，素抱不逾。有利于此，无不竭诚努力以从。”这说明，二人在反蒋计划上已经达成共识。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袭山海关，华北危急，蒋介石被迫派兵北上，但是，他的精神灌注所在还是江西的“剿共”军事。同月末，南京政府决定将北平故宫文物南迁，装箱待运，舆论强烈批评其重古董而不重土地、人民。冯玉祥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古物已运往上海。这是什么政治，会有这样的糊涂混账啊！” 2月14日，冯玉祥托凌昌炎携函面见胡汉民，尖锐地指责蒋介石。函云：

        自榆关失陷以来，表面上虽有调动大军开赴前方之举，而实际上如兵站之设置，弹药之补充，军费筹拨等等，迄未举办，是无异赶十余万大军于绝境，此云抗日，真为欺人之谈。现在军队已怨言四起，军心既失，遑论应战。南京政府对于华北之漠不关心有如此者！对于古物南迁之事，虽经各方竭力反对，终不能打消其原议。其贱人而贵物，已属乖谬。近且以古物探借外债，藉以维持其政治生命。倘此事一成，恐国家将从此更多事矣！奈何奈何！

        冯玉祥要求胡汉民迅速筹划，使西南方面一致行动，拯救华北。函称：

        祥以为华北之存亡，南京方面早已置之不顾，如西南诸贤达应时势之要求，顺人民之意向，奋起救亡，颓势可挽。否则华北恐不保矣！

        为了挽救华北，1933年3月间，胡汉民等决定组织西南联军北上抗日，冯玉祥等也决定在北方同时发动，不幸均先后失败。此后，冯、胡间仍然信使往来，不绝于途。1934年1月，胡汉民派曹四勿到泰山见冯。同月12日，冯玉祥派李兴中携函到香港见胡，函云：

        曹四勿同志抵泰，道及尊况，不胜佩慰。国难日深，救亡图存，端赖荩筹。兹遣李兴中同志趋前候教，敬请指示一切。

        自1933年1月起，胡汉民即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提出要根据三民主义“批判时事”，“评衡学术”，指责蒋介石所实行的“个人主义的寡头政治”。1934年10月，南京政府为了实现宁粤合作，派王宠惠携孔祥熙函南下，劝胡汉民北上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11月2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名通电，提出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的五项原则。同时，再派王宠惠、孙科南下，劝说胡汉民等与中央“团结”、“协作”。这一期间，胡汉民连续在《三民主义月刊》发表谈话或文章，提出与南京方面的合作条件，认为“在军权统治之下，不能实行均权制度” 。胡汉民的这些言论，深合冯玉祥的心意。1935年1月9日，冯玉祥致函胡汉民云：

        刘、熊二同志北来，得读手教，敬悉种切。至于所嘱指导与指挥之点，更为钦佩无已。近读《三民主义月刊》，知伟论益为光明正大。盖今日言团结则非此不可也。

        刘，指刘定五；熊，指熊观民。1934年10月，冯玉祥陆续派二人到广东、香港等地，分别会见陈济棠、胡汉民等人，就抗日反蒋等事有所商谈。11月23日，胡汉民复函冯玉祥，主张“严切准备”。内称：“我人此时在革命工作之进行上，与其为局部之指挥者，不如为全部之指导者。” 本函所称“至于所嘱指导与指挥之点”，指此。

        

程潜、陈嘉祐、柏文蔚、张知本、黄季陆等

        潮流之三是以程潜、陈嘉祐、柏文蔚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部分国民党元老、官吏和军人。

        程潜于1928年被李宗仁拘禁，同年11月解除监视，其后，即寓居上海，逐渐成为湖南及上海地区反蒋派的领袖。当时，在他周围的有柏文蔚、黄复生、熊克武、张知本、黄季陆、何世桢、桂崇基及原湘籍军人，官吏陈嘉祐、陈嘉任等。

        “一·二八”事变时，程潜目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事迹，十分振奋；但他深切了解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因此，又十分沉痛。1932年2月17日，程潜致函胡汉民云：

        我军御日，连战皆捷，民族前途，顿呈曙光，此诚可慰。惟自应战迄今，当局始终秉安外攘内之旨，牢持而未尝稍懈。盖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正谊宜其消沉矣！

        他要求胡汉民早定计划，及时行动，函称：

        际兹寇深魔长，存亡呼吸，谅公早储硕画，以为吾党人士救国之旨归。第就管见所及，居今日而欲党不自我毁，国不自我而亡，惟有树立中心，决定大计，集中革命力量，摧破腐恶势力，舍此更无术以幸存。吾党为国人诟病久矣，吾党主义则如日月经天，初未尝为国人所诟病也。是欲收集全民族对于吾党之信仰，要在树立三民主义以为之鹄，信受奉行，不涉虚伪。

        函中所称“树立中心”，“集中革命力量，摧毁腐恶势力”，实为要求胡汉民自立政府，团结各派反蒋力量，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函中所称“要在树立三民主义以为之鹄，信受奉行，不涉虚伪”，则是要求胡汉民实行孙中山真正的三民主义。

        函件继称：

        长江上下游表面似为妖氛所弥漫，其实人心未死，各部对于独夫，亦多心怀携贰，得此良机，促之反正，当不甚难。弟于此致力久矣，惜财力绵薄，尚未征诸实用也。方今千钧一发，系于西南，望领挈群贤，速定大计，树立中心以端本，团结实力以待时，庶有豸乎！引领南望，不尽瞻依。

        程潜长期经营两湖，在当地广有力量，但他也因为财政原因，不能行动。因而寄希望于西南方面。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退。3月4日，陈嘉祐致函胡汉民云：

        此间各情，经历次电闻，当邀察悉。劭襄同志自北归，专程来港，必尤能备呈〔陈〕种切也。热战我军不败而退，日夕数百里，全热指顾将非我有，一般人对宁府之所谓抗战，咸识其为欺骗政策。吾人于此，不能不有积极之主张与行动，以慰众望。公及南中同志计必早筹及此，敬乞赐示，俾所遵循。鄙意托劭襄同志代达。

        3月8日，陈嘉祐再致一函云：

        劭襄计已到港，顷石麐又自北归，谈北方情况甚详，兹来港面陈种切，想我公必有以指示之也。热河失陷，举国同愤，介石舍外以对内之野心，已为人所共见，吾人于此不能不有积极之主张，以慰国人之望。昨在沪同人曾有电陈左右，计邀察及。务乞我公提挈西南同志，急起直追，作有效之奋斗，甚所盼幸。

        陈嘉祐曾任湘军第六军军长，国民党一大代表。北伐时期留守广东。30年代初追随程潜反蒋，在湘籍军人中有一定影响。

        同年3月1日，方振武在山西成立抗日救国军，于4月4日抵达河北邯郸，一面北进，一面派徐午阳及其弟方芷南二人赴沪，向程潜乞援。同月，程潜致函胡汉民，将二人转介于胡汉民。函云：

        叔平兄能排万难，与独裁者相左，冲破此沉闷之空气，殊堪钦佩。现徐、方二君南来，用特介绍，乞赐接洽，并予以实际上之援助，俾得奋勇前进，至所感祷耳！

        程潜函中所称“实际上之援助”，主要指的是经济，这一问题程潜无力解决，胡汉民也无力解决。徐、方二人到港后，胡汉民不得不为之向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呼吁。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坚持对日妥协政策，方振武等部的零散抗日行为自然不能取得多大成效。

        在方振武北上抗战失败之后，陈嘉祐、程潜曾计划在湖南有所动作，但胡汉民认为就时机、财政、现有实力三方面考虑，条件还不成熟。8月1日，胡汉民复陈嘉祐函云：

        弟对湘局，认为迟早必须刷新。粤、桂军事当局亦同此意。惟时机、财政及现有实力三者，皆当考虑，故尚不能不以审慎出之。

        胡汉民当时的计划是：首先建立中枢领导机构，然后与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共同组织联军，北出长江。因此，胡汉民指示：要在总体规划“妥筹决定”之后，再着手“改造湘局”问题。

        除陈嘉祐外，柏文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有所活动，企图发动军队起义。对此，胡汉民也不赞成。同年9月复柏文蔚函云：

        徐同志谈长江军事情形甚悉。然苟无中心之领导机构，则此种向义之军队，必日即解体，为反动军阀所各个击破。

        函中所称“中心之领导机构”，指胡汉民正在组织的新国民党。1934年1月27日陈嘉祐致胡汉民函云：

        养晦归，得悉种切，故祐拟南来暂作罢。沪上报纸所载，宁方攻闽甚极﹝急﹞，将何以挽救之？否则唇亡齿寒矣。朱同志稼田系安徽老革命党，业经祐绍介加入团体，并曾经呈请中央指派工作，以党务停顿中止。兹因叔平兄之召来港，特绍介至公处一谈。如有使命之处，当能为党效劳也。

        本函作于福建事变期间。所称“绍介加入团体”，即指成立不久的新国民党；所称“呈请中央指派工作”，即指新国民党中央。

        新国民党中央成立后，胡汉民于1933年11月决定在上海设立地方干部，以陈嘉祐、熊克武、柏文蔚、程潜、刘芦隐为干部委员，并以刘为书记长，下辖苏、浙、赣、鄂、湘、川六个分部。1934年7月29日，程潜致胡汉民函云：

        数月以来，音问益疏，而大局沉闷，日趋黑暗，其为危亡之征，抑或光明之兆，殊未卜也。海上同志意志颇坚，惟自芦隐由粤返沪后，颇形消极，似多不信芦隐。最近几度集结，然亦无异于牛衣相对，徒唤奈何！弟不自度量，奋与贼斗，又已七阅月矣，虽无十分成效，然以《南针》颇能唤起社会注意，致为群贼所恨，疲竭万分，欲罢不能。至于两湖内部之事，因着手久，颇有成效。兹特遣阎复同志前来报告湘情，即乞接纳指示，俾有率循。

        芦隐，指刘芦隐，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2年辞去在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职务，到香港参加西南方面的反蒋活动。从程潜致胡汉民函看，他受胡汉民之命到上海工作后，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上海工作出现停顿状态，因此，程潜很着急。

        《南针》，程潜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杂志，半月刊，以“阐扬三民主义，并力求其实现”为主旨。发刊词称：“实现三民主义之道”，在于“党内同志，各自痛改前非，去其私欲，秉至公至诚，一致团结，在同一意志同一行动之下，严格防止党的官僚化、派系化以求党之健全完整，建设民主政治，实行自治改革体制，以与日本作持久战之准备，以期收复国土，保持国家之独立，而求中华民族之解放。”

        

孙殿英、杨虎城

        潮流之四是孙殿英、杨虎城等北方和西北实力派。

        在反蒋斗争中，胡汉民非常重视华北和西北，和孙殿英、杨虎城等早有联系。

        胡汉民在任命熊克武为新国民党上海地方干部时即曾提出，北方工作重要，希望柏文蔚和熊克武能“参加负责” 。此后，胡汉民在天津成立北方军事委员会，熊克武即衔命北上，访问孙殿英、阎锡山等人。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有一份谈话纪要，其中孙殿英部分共七条：

        一、如西南组府或出兵最近能实现，则即暂留晋绥，以待出动华北，但须由津方商得阎之同意，总之，无论去留，一听胡先生命令。

        二、请西南给以名义，如政会委员或其他，亦可以示切实关系，以便号召部下。

        三、望西南即不能急切出兵，亦须早日组府，予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当即通电讨贼。惟此时给养望稍予接济。

        四、如上述三项不能实现，即决志西行，排除万难以赴之，拟先取兰州以为根据地，再占凉州，与虎城联络。蒋如不加阻止，则与之敷衍，否则即通电讨贼，仍附属于西南，此时望西南亦予以援助。兰州得手后如胡先生及熊、萧、唐、邓、邹诸先生有意前往，亦可在兰组府。否则坐视蒋贼日大，迁延愈久，打倒愈难。

        五、请予虎城以军事名义，使之领导西北各军，殿英愿附之，用以坚其心，遂其志，且亦易于推动也。并望津方派员切实致意，务期一致行动。

        六、拟请设法挽张，早日返国，以免东北军为蒋金钱所分化。

        七、请即派员来部主持党务，领导一切，使全军有所信仰。

        从内容看，以上七条应是孙殿英对胡汉民和西南方面提出的要求。1933年长城抗战中，孙部有较好表现。长城抗战结束后，孙部是留在晋绥一带，还是西进甘肃、宁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孙殿英提出，如果胡汉民能迅速出兵北上，或在西南组织政府，则孙部将留在晋绥，以便在华北响应；如果组府与出兵一时均不可能，则孙部将决意西进，取兰州为根据地，以便胡汉民等到当地组织政府。

        孙殿英提出的是一项包括西北军、东北军在内的大计划。当时，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很失望，急于开辟新领域，因此，赞同孙殿英在西北组府的意见。但是，胡汉民深知，要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因此，又派熊克武到山西与阎及其亲信杨爱源（星如，心如）谈话。阎、杨当时都表示支持胡汉民，赞同孙殿英西进。

        二人表示：

        一、西南各省同志目前甚望能切实团结，以赴事机，现在环境纵难出兵，亦盼能早日组府，以领导各方同志，以慰各方同志之望，否则群龙无首，各自苟安，终难以成大事。

        二、望西南速定外交方针，且须确有办法，否则对内纵能成功，亦恐难于持久，甚至于终归失败，目前华北形势尤为显著。

        三、华北局势全在鲁、晋、东北三方之合作，一切自不成问题。晋方始终追随西南之后，可勿顾虑。惟鲁与东北希望熊先生能久在天津，切实联络，并望能挽张回国，使十数万东北军整个为我所用。

        四、孙军西行为目前最紧要问题。盖西去不仅足以图生存，且可以作将来东入潼关之策源地，而打破蒋之西北主义，尤裨益于大局，晋绥受惠更无论矣！

        阎、杨的这一段谈话，可以说甜蜜之至。不仅拥护胡汉民作为反蒋派首领，支持他成立政府，而且答应对孙殿英的西进提供物质帮助：“拟俟其一到宁境即助以款三十万，弹二十五万，以后如再需要，更当源源接济，务期于成。”二人并建议，熊克武一面催孙殿英速行，同时派人与杨虎城联络。

        熊克武对孙殿英、阎锡山的态度非常满意，向胡汉民提出三项建议：

        一、组府出兵纵难定确期，亦盼能示以大要范围，以便应付一切，激动各方沉闷心理。

        二、华北将领心理多存对内尚易，对外维难。苟外交无办法，倒蒋终难成功。尤以华北局势，多视外交为转移，故望速定外交大计。

        三、殿英竭诚拥护，殊不易得，尤以其能说能行为华北诸将领中所难能。苟善用之，实将来之基干，故目前拟请密给以政委名义，并预给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以备将来军事行动时之用。至虎城不妨许以军分会。

        可以想见，胡汉民对熊克武的工作多么满意。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阎锡山、杨爱源骗了熊克武。孙殿英部按计划西进了，阎锡山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援助，反而和蒋介石配合起来围剿孙军，使得胡汉民的西北计划最终失败。

        以上所述，仅据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所藏胡汉民资料，它是当时国民党内反蒋抗日潮流在文献中的部分反映，可以说，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1928年，随着二次北伐的胜利和东北、新疆的相继易帜，北洋各派退出政治舞台，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但是，这种统一只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国民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和实力集团，北伐胜利之后，由于政见分歧和权力、利益分配等多种原因，这种内部矛盾遂演化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和政权对峙，其集中反映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和1931年的宁粤分裂。“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这本来是一个团结御侮，全力对外的契机，但是，蒋介石对外忍让，对内强硬，企图首先以武力削平其他政治、军事派别，这样，反蒋抗日便成为国民党内外爱国民主派和若干实力集团的共同要求，而这，也就酝酿着新的分裂和新的内战以及给予日寇以可乘之机的巨大危险。只是在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抗日方针之后，国民党才实现了全党的团结，中华民族也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冯玉祥说过：“抗日，仇敌能化为同志；不抗日，同志将化为仇敌。”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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