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山口县文书馆中，存有孙中山致田中义一函一通，反映了二人曲折关系中的一段。函称：

        前寄尺书，略述中国情势，计达左右，迺者袁氏自毙，黎公依法继任，今且恢约法，召集国会，凡兹四者，皆如护国军所要求以应，自不能不一律休兵息战，以昭信义于天下。然而政局混沌依然如故，兴革事业与夫东亚问题，仍待其人而后能解，此文所以对于将来有不敢苟图安逸者也。先生前此援助之力，虽造次颠沛，不能忘怀，但时局变迁，收效无几，事势所至，无可如何。兹遣戴君东渡，趋谒台阶，奉商已往及将来诸要件，畅聆教益，祈进而语之。不尽之忱，统由戴君面达。

        末署“孙文，七月三日”。函中提到“袁氏自毙，黎公依法继任”，知此函作于1916年。当时孙中山在上海。田中义一，当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后曾任陆相、首相。函中所言戴君，指戴天仇（季陶）。

        最初，日本政府企图以承认帝制为饵，从袁世凯手中榨取更多的权益。后来，日本政府看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便劝袁“善顾大局”，延缓称帝。1915年12月，护国运动兴起，日本政府估计袁世凯政权必将垮台，改取倒袁政策。1916年2月，田中致函陆相冈市之助，建议在采取“让袁完全退出”手段的同时，扶持反袁力量。为此，参谋本部将旅顺要塞司令青木宣纯调往上海，以加强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接触。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孙中山在日本和田中义一发生了联系。

        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孙中山于1916年3月29日、4月2日，两次访问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4月7日、8日两次访问田中义一。26日，孙中山离日归国前一天，又两次访问福田雅太郎。所有这些访问，都有戴天仇参加。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从日方获得武器支援。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等地组织了中华革命军，正在积极筹划发动反袁起义，迫切需要大量武器。5月24日，孙中山在上海致函田中义一，对在东京受到的“关切”表示感谢，同时说明国内反袁斗争情况，表示将亲赴山东，领导起义。信中说：“事之成败全系于军火供应之有无，故已委托现在上海之青木将军设法提供两个师团所需之武器，青木将军已体察文意，对此计划表示赞成，据闻业已电告贵国政府云云。”孙中山称，已同时另委在东京的黄兴和日本当局协商，希望田中能“审度时势利弊，予以充分援助” 。此函当即本函所称“略述中国情势”的前函。本函云：“先生前此援助之力，虽造次颠沛，不能忘怀。”显然，田中适当地满足了孙中山的要求。袁世凯死后，一时出现了“共和再造”的气象，而实际上，政权掌握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孙中山敏锐地看到“政局混沌依然如故”，表示对于将来“不敢苟图安逸”，这是他思想中的清醒一面，但是，以为田中会继续给予援助，则是一种幻想。田中在反袁斗争中支持孙中山，不过是一种策略，这时，已经转而支持段祺瑞了。

        1917年5月，田中到中国，在徐州会见辫子军大帅张勋之后，曾到上海见过孙中山一面。田中归国之后，报纸盛传田中来华是为了支持张勋复辟。6月，孙中山派戴天仇携函再次赴日，访问田中等人。在田中的书房中，戴天仇发现了张勋新近送给田中的对联，田中显得有些尴尬，力辩自己和复辟运动无关，到徐州，就是为了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的，田中的辩解给了戴天仇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当晚，戴天仇即将有关情况写信报告孙中山。当戴天仇完成任务回到上海之际，张勋复辟已经成为事实。经过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教训，孙中山终于对田中，也对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有了认识。

        1920年6月，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南北和谈。段祺瑞因在和直系军阀的对立中已处于劣势，为了摆脱困境，通电赞成孙中山等人的建议。同月，张作霖以“调停时局”的名义自东北入京。风传张作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阻挠段祺瑞与南方和谈，并且酝酿新的复辟阴谋。为此，孙中山于同月29日第四次致书田中。函中，孙中山指出，日本政府“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在中国，“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孙中山具体分析了日本政府从扶袁到倒袁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的种种表现，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在帝制问题发生之后，“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民国信用，欲与中国排袁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煊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孙中山不无深意地提醒田中：“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当能记忆也。”关于张勋复辟，孙中山则委婉地表示：“有人疑阁下与张勋之复辟有关。文虽未敢信其说，然亦不能断其真伪。盖中国复辟运动，与日本陆军之政策，尝有不可离之关系也。”孙中山进一步提出，张作霖多年来一直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他此次入京虽未必出于日本政府指使，但肯定经过日本政府同意。孙中山要求田中，“一变昔日方针，制止张氏之阴谋，以缓和民国人民对日之积愤” 。虽然他还有某种幻想，但在对田中的认识上，较之过去显然已经有了本质变化。

        后来，戴天仇总结孙中山和田中的关系时曾说：“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做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  田中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只是一块“化石”。

        在对日本当局愈益失望之后，孙中山的目光就更多地投向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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