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康有为如何自负，说他很早就知道了达尔文和进化论，甚至知道在进化论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动向，但是在中国，传播进化论，或者严格地说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将却当之无愧地当属严复。

        1879年自英国留学回国的严复，沉在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的位置十几年，像其他留学生一样，饱受排挤与不得重用之苦，由于没有功名在士林中抬不起头来，他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应乡试，以期挣个“孝廉”（举人）身份来慰藉他那不服输的心灵，可是偏偏又屡战屡败。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士人，他不仅是最通西学的人，而且还是对中国具有深刻认识的人。这样一位中国罕见的人才却不得不把精力和才华虚掷在年复一年的八股举业以及应付上司以及应酬同僚的无谓事务上，他内心的痛楚实际上比之其他的留学生更甚。

        甲午之后，严复也是一个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的人，他也给皇帝上过万言书，很早就与张元济一起开办了学西学的通艺学堂，还在天津《直报》撰稿为变法造声势，破疑难，提供理论武器。后来他又与夏曾佑等人主办天津《国闻报》，我们前边曾经讲过，《国闻报》的影响仅次于《时务报》，而议论之深刻还过之。《国闻报》堪称屹立于北方的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一面有别“康党”的旗帜。

        严复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是译介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经典，如《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应该说，这些译著选择的眼力都相当不错，也大多为中国当时的必需。“严译”虽与后来的“林译”（林纾之译的小说）齐名，但社会效益却不能相提并论，就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而论，林译远不能望严译之项背。然而，严译中的重中之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划时代影响的，还当数《天演论》。对于戊戌维新，现在人们多称道其价值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严复的贡献并不让于康梁，虽然他并没有登高一呼的天赋。

        《天演论》译自英国学者、号称“达尔文之咬狗”的赫胥黎。这部书应该译为《演化与伦理》，但那个时候，严先生实际上不是在译，用他的话来说是“达诣”，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某些时髦学者的“编译”。

        赫胥黎的原书，其主旨就是将进化论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他在原著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万物都离不开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法则，没有求存之道，就会被自然淘汰，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但稍有不慎，也会被自然所湮灭。人类社会中的优秀人种固然可以在竞争中取胜，但如心有松懈，也难免败亡之命运。赫胥黎举例说，英国人开垦澳洲，虽几经磨难与艰辛站住了脚，但如有松懈，也有被土人杀灭的危险。赫胥黎强调了人类（主要指白色人种）应采取伦理控制的方法，充分发扬个人的意志力，将群体的“智”“德”“体”的力量集中起来抗衡天然淘汰的自然法则，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使成功者既是适应选择的“最适者”，又是道德高尚的“至善者”。这就是他《演化与伦理》的主题。

        赫胥黎这部书按理说是非常合严复的口味的，他就是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达尔文主义，介绍达尔文主义。但是，他在“达诣”过程中仍嫌赫胥黎说得不过瘾，不断地将斯宾塞的货色塞进来，极大地增加了原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这也可以说是严复的一种介绍意向，早在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就是将达尔文与斯宾塞并列介绍的。他所喜欢，也认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进化论，与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群学）。

        进化论传人中国，作用最为显著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变易进化思想，这一层意思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很浓的变易因素，所以很快就被康梁等人接了过去，演变成新型的“张三世”思想。二是自然选择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层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故而由西学程度较好的严复阐发，最初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保教保种”自救自存意识，继而演成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保教保种的意思就是求民族自存之道，“教”与“种”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实体的两个方面。而恰是在严复阐明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之后，保教保种的呼声才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响应。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趋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他以无情冷酷的声音告诉人们，所谓物竞天择就是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愚身智役，只有适于天时地利于人事者，方能自存。这种声音，对于刚刚从迷梦中醒来，尚存一丝侥幸的中国士人来说，实如禅宗当头棒喝，茅塞为之顿开。

        严复认为康有为喊得震天响的保教保种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保种问题，种不保，教则无可保，也不必保。而保种的关键，就是提高国人的素质。他在《原强》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日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厚，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而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最要紧的就是民智，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民智之开，最为要紧，不明世界大势，不晓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是有好的政体也不能致富强。在严复看来，政治制度是要与民智相般配的。骤然冒进，使中国一跃而为民主政体，那么“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

        严复的这种思想，在梁启超和夏曾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夏曾佑走其极端，变成了“民智决定论”，而梁启超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也是将民智水平当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标准，也认为民智与政治水平要相适应，民智低下，给予民主也不会享受，让你独立也无法自治。也同样认为政体应与民智相般配。“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

        沿着这种逻辑路线，自然会得出启蒙优先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显然，这是一种与康有为不同的改革路径。不过梁启超并没能坚持住他的主张，还是顺从了他的老师。

        细究起来，颇耐人寻味的是，进化论严酷的自然选择与淘汰之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仁道、中道之理是全然不相谐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相容。中国传统伦理排斥竞争或者说掩饰竞争，更嫌恶赤裸裸地鼓吹弱肉强食。在政治上，王道总比霸道来得更光明正大。但是，士人们却十分容易而且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种十分冷酷的理论，并将之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看起来，一是严酷的现实证实了自然淘汰法则的合理性；二是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性恶论的阴影始终未能去掉。相信人性之恶，自然会理解弱肉强食（深恶荀学的维新派，骨子里还是脱不去荀学的影响）；三是在中国人的近代经历中，有道义的中国总是败在不讲道义的侵略者手里，反而要向蛮不讲理的列强赔款赔情，原因只是列强兵强马壮，船坚炮利，这一段历史恰好是物竞天择理论的最好注脚。基于这三种原因，中国人从坚信仁义可以为干戈于橹，走向自己的反面，相信弱肉强食才是真正的宇宙真谛。

        另一个蹊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虽然并不都是殖民主义者，但这种理论却为殖民主义所喜欢，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殖民者的行为无论如何凶暴，都有其合理性。这是一种强者的理论，胜利者的理论，是使殖民者不受谴责，使殖民主义者不为自己的暴行感到内疚的理论。但是，作为受侵略、被宰割、受欺凌的弱者的一方，中国人却热衷于相信，而且宣扬这种为侵略者提供借口的理论，甚至以这个理论的某些关键词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中国人热衷社会达尔文主义，绝无为侵略者张目的意思，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另一面，即发扬主观能动性，奋发图强，在竞争中适应环境，变为适者生存中的“适者”的一面。而且，在潜意识里，几千年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是“弱者”，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宣扬权利与智力相配理论的同时，好像有意回避那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得的民智低下者理应受到“优等”民族侵略与奴役的结论。一层很薄的窗户纸，但就是没人愿意捅破。

        给自己改名为“适”，字为“适之”的胡适，很注意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大概因为他自己就是进化论的虔信者。他在，日记中记载过一件趣事，他说他听同事马幼渔说，在维新运动期间，马考入叶衷澄所办的学堂，试题为《三国多游说之士论》，试卷请的江标来看，大概由于马的答卷比较出色，江批其卷时云：“可与谈天演。”卷子发下来，马幼渔不知“天演”为何物，遍问人，人无知者，查《佩文韵府》也照样糊涂。这个江标就是后来参与湖南新政的那个湖南学政，他实际上是康梁的战友，接触过《天演论》的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快了。更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康有为《两考》出世会有人弹劾，而戊戌政变之后，译出了《天演论》的严复却未因此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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