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许多人的一个深切感受是，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共产党、边区政府和党外人士、老百姓是一家人。这里介绍一下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故事，我们从中就能窥其一二。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召开。

        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说。他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要意义的。开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就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毛泽东批评了一部分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留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

        最后，他强调：“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台上毛泽东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台下一位个子不高、脸颊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在仔细地听，细细地品味着毛泽东话里的意思。

        几天后，大会主席宣布他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从容不迫地走上主席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说：

        “今天选举我，我觉得很惭愧，但是即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是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笑人盲从，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呢？于是我找到了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上，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中国今日强敌逼近，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是，当这生死存亡之时，必须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今天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对共产党和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进一句忠言，那就是大家都要向一条大路前进！”“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大家要真诚相见，惟有团结，才好办事；第二就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工作。”他提出“人人都应该毁家抒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

        这是对毛泽东演说的积极响应。

        这位老人就是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

        李鼎铭是陕北的名人。1903年，他曾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被取为禀生案首。一生中他举办学校，修桥补路，筹建义仓，行医治病，造福桑梓。他曾被委任为神木县国民党县长，因不耻与国民党的腐败官场为伍，坚辞不就，继续行医济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李鼎铭看到共产党在外敌入侵情况下提出国内和平与一致对外的主张，认为这才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毅然与中共携手合作，共赴国难。

        1941年8月，米脂县进行三级选举，他当选为县参议会议长。不久，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会后不久，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是一位崇高的爱国者。在边区参议会上，他提出为救中国、克服经济困难，人人应该毁家抒难。他言出必行。1942年1月回到家乡，把家产全部交给当地政府。

        在家乡绥德，他将自己在延安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说：

        “我在边区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的演讲，知道了中国社会是两头尖当中大的梭形社会，任何一次革命事业，必须和人数最多的‘大肚’团结，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就是团结‘大肚’的政策。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我们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采取旁观的态度。自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

        李鼎铭以主人自居，也以主人的态度处事，操劳着边区政府的各项政务，尽心尽力，并注意维护其“主人”的地位。

        一次，边区召开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会议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但他一反常态一言不发。

        会议将结束时，代表们征求意见。他仍说：“俺没意见。”

        这引起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李维汉的注意。

        一个晚上，李维汉登门拜访李鼎铭，见面即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

        “为什么？”

        “好多事情，你副主席不吭气，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李维汉态度诚恳地征求李鼎铭的意见。

        看到李维汉态度诚恳，李鼎铭就说了心里话：

        “自从听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受到感动和鼓舞，我才出来任职。可是你们党上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事先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要我主持会议，这叫我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上有党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不如回家行医好！”

        听了这番话后，李维汉才明白原来李老先生是因为事先没有同他商量开会的内容而怄气呢！

        李维汉接受了批评，并再次说明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矛盾解决了，李鼎铭又心情舒畅地工作了。

        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一些反共分子曾散布谣言，说“李副主席被撤职了”。

        李老先生闻讯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仍然受到边区200万人民的重托，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和排斥。这足以证明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的。

        李鼎铭的声明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一位英国记者带着疑问问李老先生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作答。

        事后这位记者对翻译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

        让党外人士感觉像一家人，敢于坦诚直言的远不止边区一地。

        1942年5月，新四军所在地盐埠地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的开明绅士直言：“傀儡参议会大可不必，干民主，我们要认真干。”

        陈毅等领导人不仅不以此为忤，而且通过这些意见认真检查工作中的不足，总结经验教训。

        在大会上陈毅曾自豪地说：

        “我们中国30年来能这样聚合党政军民一堂，来商量国家大事，来商量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且可以直言无隐，可以面折庭争，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压迫下层，恐怕只有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才可以找得到。”

        正因为如此，一些开明绅士都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像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受人民拥戴的党派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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