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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杨伯涛警卫员王翠山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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