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翟平，原名翟德秀，生于1918年12月9日(农历10月18)，祖籍河北蠡县，家住北沙口村。虽是农家，但不愁吃穿。

        她的父亲知书达理，为人开明，不仅会编字典供自己查字用，还在家里办了小学，请来师范生戴筱菊（后成为翟平大嫂）当教师。

        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担任四纵队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似乎从无假期。直至1952年她调到四军军部后，才休息了一周。

        1952年至1954年底，我在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她负责该校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1954年，她又随我到了北京高级防校。她积极组织干部、教员的家属，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尽了自己的努力。

        1955年，军队中的女干部大批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她已是军队正营级干部。高级防校干部部长王兴邦已为她联系好，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处长，将比现在的工作单纯、清闲。但她为了照顾好7个子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仍留在学校从事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高级防校对她的评价是：该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原则性强；团结同志，能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新的团结。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经常深入到厨房、活动室、病儿隔离室去了解情况。主动了解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情况，以掌握每个幼儿的特点，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她手勤、腿勤、眼勤、嘴勤。她要求工作人员以慈母之心爱幼儿，以园丁精神育幼苗；要与幼儿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游戏、同唱歌、同表演。她以身作则，凡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事，她必带头去做，如给幼儿理发、洗澡，为幼儿调配饮食并亲自尝试，动手搞好清洁卫生等。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团结了幼儿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她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秕漏，得到家长的好评。她被人们称为“政委的贤内助”，“工作的好榜样”，“幼儿的慈母”，“学校工作的好助手”。

        《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0月以《将军的好妻子，家庭的好主妇》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解放军报》也于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赞扬她“在新形势下能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成为将军的好助手”。

        由于她长期以来的出色贡献，1957年6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8年11月，她获得北京教育局、卫生局和妇联颁发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奖状。

        1959年底，我调到空二军工作。高级防校不舍得她离开，给她很高待遇希望她留下。而空二军盼望她早日到他们的子弟学校工作，再三催促，使她很为难。最后她再次放弃自己热爱并熟悉的岗位，调到空二军干部子弟学校作校长兼支部书记。

        空二军政治部1962年4月5日给她做的鉴定是：“翟平同志自1961年3月调任子弟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工作以来，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领导建校工作成绩较显著。对国内外形势认识正确，是非界限明确。组织纪律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尊重领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有一定的政策原则水平，认识问题较敏锐。能照顾整体，对学校幼儿园的统一领导较全面。上进心强，关心政治时事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好，坚持真理，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思想意识健康，作风稳重，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好，待人诚恳。群众中威信较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善于抓活思想和树立榜样，改造后进同志有成绩。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一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学校以及改善生活等项工作中都有明显成绩，反映很好。有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中善于抓重点带动全盘工作。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果断处理问题。对下要求严格，管理大胆。长期做教育工作，有丰富的小学教育工作经验，在组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有显著成绩。热爱革命后代，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经常给儿童理发、洗澡，在劳动、学习等方面作出身教的典范。作风扎实深入。缺点，在处理个别问题时，有时急燥，不善于等待。主持干部学习时，启发大家广泛发言有时不放手。”

        她的出色表现，以致空二军宁舍我而不舍她。

        1963年10月我调到南京军区空军时，她又随我到了南京，担任子弟学校——小营小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她离开小营小学到红旗小学时，该校革委会于1970年6月5日对她作了鉴定：“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能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新党章，并能带领群众学习。继续革命觉悟高。二、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热情宣传，并能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阶级斗争观念较强，对错误言行能带领群众进行批判。坚持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建校道路。四、有一无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在战备中带头劳动，为群众树立榜样。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勇于和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能从政治上关心群众。群众称之为好党员、好干部。希望今后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文革”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她又是所谓“当权派”，并且沾了我这“军内走资派”的“光”，群众不但没有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有对她进行“坐喷气式”的批斗，还给予她以上的评价，可见她的言行举止无懈可击，可见她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学校教导主任万凌彦，是“四人帮”在南空的爪牙阎成玉的老婆，曾组织人批斗翟平。因找不到她工作中的任何差错，只得提出我的问题，叫她与我“划清界限”。她理直气壮的声明：“我老伴出生入死，忠诚竭力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是红老头，如果与他划清界限，我岂不成了国民党吗？”这下可触怒了万凌彦一伙，立即召开秘密黑会，非法做出“开除翟平中共党员党籍”的决定，并私自罢免她校长的职务。他们在南京市广贴“告示”：“好消息！翟平校长因与李赤然划不清界限，还口称他是‘红老头’，被清除出党。”

        面对这帮无耻之徒的威胁恐吓，她义正辞严的公开宣布：学校党支部是受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根本无权作出处分党员的任何决定。你们不就是对校长之位感兴趣吗？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只服从南空党委的决定。

        翟平一生就是如此光明磊落、秉正无私。若不是为了能使我更好地肩负起重任，她本人会更加发挥出她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70年我被免职到西安，在艰苦的环境下，她自学了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秘方。一方面可以护理我的腿伤，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困难的人。她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甚至到兰田县去采药配药，不辞辛劳地为求医者敷药，竟然治愈了很多人。当时还引起北京空军以及新疆、海南等地患者的关注，不少人专程来西安请她治疗。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她不仅不收分文，还要为远道来的人找住处，尽力供应他们较好的营养，饮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水平，许多患者治愈后，要以各种方式表示感激之情，有的要登报宣传，有的要送匾，有的要交药钱等，都被翟平谢绝。

        她内柔外刚，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在男子汉中间也少见。除战争年代独自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外，还遭遇过不少惊险，可谓九死一生。

        1942年7月，她身怀第一个孩子已经9个月，骑一匹骡子随军转移。行进在山路上时，骡子受惊，狂奔于羊肠山道上。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百丈深沟，在场的部队官兵谁也没能拦住那疯了般的骡子，眼睁睁看着它飞奔，一直跑出去40多里才停下。大家惊魂未定，见她却安然无恙，她说：反正我紧抓住僵绳不放，牲口也就没辙了。8月1日，她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因他妈妈怀着他象“飞”一样通过险沟，起名为飞飞。稍大后叫李秦燕，意陕西人和河北人的儿子。

        1946年11月2日，她在农村临产。因是双胞胎，接生妇手足无措。她只有忍着痛苦耐心指导，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小名为立立。由于胎位不正，他“横身出世”，小胳膊又肿又紫，哭闹不休，奶妈不愿带他，翟平只得自己细心爱护，后来取名为李天燕，有点从天而降、独立不羁的味道。女儿交给奶妈照料。因当时居住条件紧张，孩子们也要和部队挤住在老乡家。又缺医少药，随军儿童有的患了百日咳，也传染给小女儿林林，可怜才1岁多，不治而夭。翟平始终很坚强，从未因儿女或个人原因影响过革命工作。

        1965年我们还在南京，她上班的小营小学离我所在的司令部咫尺之遥，完全可以搭我的车上班，但她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至少一小时。8月的一天，当她骑车返家，上鼓楼广场大坡时，被后面拐弯的电车撞倒，立即被送往鼓楼医院。经检查，左侧5根肋骨及锁骨严重骨折，需动手术，她要求还是住到部队医院，并叮嘱医护人员和空军领导，不要将此事告诉正在上海工作的我。治疗一个多月后，她要出院上班，医生、小营小学和空军领导都不同意，但她仍然回到家，带病去工作。

        翟平还是公认的好母亲。我们生的孩子除了飞飞（秦燕）、立立（天燕）和早天的林林外，还有两女两男。

        1949年12月28日，二女儿出生在甘肃兰州，昵称兰兰；因是在宜君怀的，大名叫李君燕。

        1951年8月21日，三子生于甘肃临洮。我们给孩子取名，为简单计，一般取出生地中一个字。但“洮”的谐音“逃”或“淘”等都不令人满意。正逢解放军一路打胜仗，就为他命名李凯燕。

        1952年底我们到了上海炮校，1953年6月15日，小女儿出生于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的别称为“申”，她就叫李申燕了。

        1955年8月7日，小儿子出世了。时在北京防校，叫“东燕”。“东”有“东方大都市一一北京”之意。男孩子称“燕”似有女气之嫌。殊不知翟平是河北人，古时称河北一带为“燕”，而“燕赵多壮士”。

        除了她亲生的6个子女，我和第一个妻子的女儿李林燕，也一直由她抚养，视如己出。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她还要尽心尽力培育这么多子女。她关心爱护他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丰衣足食时期到三年自然灾害，她以博大的母爱，赋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其中的甘苦，是每一个作母亲的都能理解的。她精心、尽心的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她对儿女教育有方。自幼就灌输给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学习的观念。从小就培养他们行为端正、讲究礼貌、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尊师好学等优良品德。不允许他们养成懒、馋、贪的恶习，更不允许他们有说谎、骂人、打架的行为。就连一般人视为生活小节的事，她也不轻易放过。她要求孩子们要自己动手洗衣、叠被，搞好清洁卫生；她从不随便给他们零花钱；要求他们吃饭不能掉饭粒、不能挑食；衣服整洁即可，几乎都是大改小、不烂不换；常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足。

        我们的子女受到国家和家庭的良好教育，都已成家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着。

        翟平是我的好妻子、好战友。除衣食住行她样样关怀体贴我以外，她的信任，她的理解，尤其是关键时刻她的帮助，常使我能坚强的度过难关。“文革”时，她在“造反派”的威胁恐吓下，响当当的说了一句：“我的老头是红老头。”如此简单、朴素然而却是那样实在、那样明白的一句话，强烈的震撼了我，我自愧不如，决心抛掉私心杂念，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想想年轻时，我个性强，脾气比较暴燥。生了那么多孩子，我却很少过问，有时还对她发火。多亏了她的宽容，她的谦让，才能保持“和平”，才能使我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才能过着幸福、幸福、祥和的生活。

        翟平把全部心血无私的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奉献给丈夫和子女。她和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可谓“大难不死”的好人，应验了“必有后福”之说：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的荣誉，不忘我们的贡献；我们已活到80多岁，儿女们事业有成，孝敬备至。这一切应验了一句俗话：家和万事兴。而“家和”的功劳应归于我的好妻子翟平。

        1999年12月11日，与我相随相伴，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翟平不幸病逝，享年81岁。在她病重期间，依然十分乐观、开朗、豁达，周围的人们，依然可以享受到她的关爱，她从未向任何困难、险阻、危险低头，终因不治，十分安祥的离我们而去。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使许多因战争环境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孩子得到了教育，她培养了无数个祖国的建设者，她的精神、品质、美德、智慧已被一代又一代后人承继、光大、升华。她是一位贤慧的妻子，她是一位十分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者。

        我这一辈子，幸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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