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室的酒柜里有一瓶纯麦威士忌。我很想灌一杯，但没有。我想等，或许先吃一块鸡蛋沙拉三明治，顺便盘算一下，该对她说什么，但我也没有那么做。自古华山一条路，要上就上吧。我把无绳电话从佛罗里达屋里拿出来。玻璃门百叶窗都关紧了，可还是冷得要命，但那种冷也不错。我心想，冷空气或许能帮我保持冷静。或许，看夕阳沉下海平线、映出金光闪闪的波澜也会让我冷静下来。因为那时我很不冷静。我的心怦怦直跳，双颊滚烫，伤臂痛得无以复加，我突然在真正的恐惧中意识到，我太太的名字出溜了一下，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每次我在脑海中挖掘线索，跳出来的词儿总是peligro，那是西班牙语里的“危险”。
我明白了，在给明尼苏达打电话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做。
我把电话搁在沙发的厚软垫上，拖着脚步走进卧室(现在得用拐杖了；上床睡觉前，我和我的拐杖必须形影不离)，取来了瑞芭。只要往她碧蓝的双眼里看一眼，帕姆的名字就乖乖重现了，我狂跳的心终于慢下来了。我又走回佛罗里达屋，断臂下夹着我心爱的小女孩，她那无骨的粉红小腿来回摆动。我再次坐定。瑞芭松松垮垮地坐在我的膝盖上，我调转她的方向，让她的屁股嘭一声再次落下，这时，她的脸正对西边的阳光。
“瞪着太阳看太久，你会瞎的，”我说，“当然啦，这才是有趣之处。朋友，这是布鲁斯·史宾斯汀一九七三年左右的歌。”
瑞芭没有回应我。
“我应该上楼把它画下来，”我对她说，“为该死的艺术创造该死的艺术。”
没有回答。瑞芭的大眼睛通常都是在向全世界宣布：她被美国最恶心的死男人缠上了。
我抓起无绳电话，在她眼前晃几下。“我办得到！”我说。
瑞芭一言不发，但我觉得她的眼神透露着怀疑。在我们身下，海贝在风中持续喧哗：你办到了，我办不到，哦是的，你行。
我想继续和我的制怒娃娃纠缠，但事实恰好相反，我摁下了号码，那代表我昔日的家。记住号码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真希望是帕姆的答录机来接电话。但是，未能如愿，竟是她本人接的，听来气喘吁吁的。“嘿，琼尼，感谢老天爷你打回来了。我要迟到了，还指望我们三点一刻的——”
“不是琼尼。”我说。我伸手摸到瑞芭，不假思索地把她拽回我的膝头。“是埃德加。你大慨得取消三点一刻的约会了。我们有些事需要好好谈谈，非常重要。”
“出什么事儿了？”
“我么？没事儿。我很好。”
“埃德加，我们能不能晚点再聊？我得去做头发了，已经迟到了。我会在六点前回家的。”
“是关于汤姆·赖利的。”
帕姆那头传来了一阵沉默。大概持续了十秒。就在那十秒钟里，海波上的金光稍稍变暗了。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记得她读过的艾米丽·迪金森的诗句，而我在琢磨，她是否也记得维切尔·林赛。
“汤姆怎么了？”帕姆到底还是问了，语气泄露出警惕，很慎重的警惕心。现在我非常确定，她和发型师的约会正式泡汤了。
“我有理由相信，他可能企图自杀。”我把电话塞在耳朵和肩膀当中，腾出手来抚摸瑞芭的头发。“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我怎么……我怎么……”她好像被打闷了，也喘不上气来，“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怎么会……”她攒下了一点力气，逮住机会就表示愤慨。我猜想，在这种情况下这还算容易办到的。“大好的日子，你打个电话来就为了让我跟你说汤姆·赖利的精神状况？我以为你已经有所好转了，但看来无非是美好的愿望——”
“和他上过床应该让你颇有洞见。”我的手没进瑞芭的人造橘色头发里，手指攫住发丝，好像要把靴子眼里的绳带抽出来似的。“难道，我这句话也说错了？”
“发什么神经！”她几乎开始尖叫，“你需要帮助，埃德加！要么给卡曼医生打电话，要么就在佛罗里达找个大夫，马上就去！”
愤怒——并驾齐驱的另一种直觉是：我马上就要语无伦次了——突然消失了，我放松了抓住瑞芭芭的手。
“冷静，帕姆，这事儿不是关于你，也不是我。是汤姆的事儿。你有没有看到他抑郁的征兆？你一定看到过吧。”
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挂断电话。我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声。
好半天，她才说，“好吧，好的，是的。我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戏剧女王小姐，对吧？我估计伊瑟也跟你提到了马科斯·斯坦顿，在棕榈滩那会儿。哦，埃德加，你明明知道她是个大嘴巴！”
听到这里，愤怒如回火涌来，眼看着要爆发。我伸出手，一把抓住瑞芭软绵绵的肚子。我在心里说：我办得到。这也和伊瑟无关。帕坶？帕姆只是害怕了，因为我突然问到这些事，她认定我精神失常了。她又害怕又光火，但我可以控制情绪。我必须稳住。
以前有过几次，我很想杀死她，往事就不说了，但如果现在她就在佛罗里达屋，和我在一起，我恐怕还会试一把。
“不是伊瑟跟我说的。”
“你发够疯了吧，我要挂了——”
“我惟一不知道的事就是：他们两人之中，谁说动你在胸前刺了一朵玫瑰。小小的玫瑰。”
她哭出声来。低低一声，但已足够了。接下来又是一段沉默，仿佛黑色在涌动，然后，她的喊叫冲出了口：“小婊子！她看到了，然后去跟你说！你只可能从她那里听说！好吧，那说明不了什么！什么也证明不了！”
“我们不是在法庭上，帕姆。”我说。
她没回答，但我可以听到她的喘息。
“伊瑟确实怀疑那个叫马科斯的家伙，但她对汤姆的事儿一无所知。如果你跟她说，会伤透她的心，”我停了停，又说，“而那，会让我心碎。”
她在哭。“去你妈的心。去你妈的。我真希望你死了，你知道吗？你是个撒谎、偷窥的混蛋，我希望你已经死了！”
至少我对她不再有相同的愿望了。感谢上帝。
海面上炙热红铜般的反照越来越深重了。现在，橙色也悄然混迹其中。
“你知道汤姆的精神状况如何？”
“不知道。另外，更正你的资讯：现在我和他没有不轨关系。要说有，也是过去了，总共持续了三周时间。已经完了。我从棕榈滩回来后就跟他说清楚了。原因很复杂，但基本上是因为他太……”她猛地煞住话头，唐突地改了口，“一定是她跟你说的。梅琳达不会，就算她知道也不会说。”又突然怨毒地说下去，“因为她知道你都对我干了什么！”
说真的。这真让人惊讶，因为我没兴趣和她纠缠那件事。我的兴趣全都在别的事情上。“他太怎样？”
“谁太怎样？”她哭了，“上帝啊，我真是恨死了！你这种审问！”
好像我喜欢似的。“汤姆。你刚才说，基本上是因为他太什么，然后就不说了。”
“太情绪化了。他悲喜无常、说变就变。今儿高兴，明儿郁闷，再过一天又高兴又沉闷，特别是，假如他没有——”
她又煞住了车。
“假如他没有吃药的话。”我帮她说完了。
“是，好吧，我又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她的语气里没有哪怕一丝急躁；我很确定，那是膳食补充剂“蓝天使”的功劳。上帝啊。每当需要她坚强的时候，我的结发妻子总能坚强面对，但我觉得那种未加批准上市的药品却意味着改变，因为我的车祸对她也造成了伤害。我心想，帕姆的伤残就在于此。
“我受够了心理医生那套屎屁话了，埃德加。只要一次，一次就好，我想遇到—个真正的男人，而不是每天吞服八颗魔力药丸的主儿。‘现在不行，等我感觉不那么火大了你再大来问我吧。’”
她在我的耳畔狠狠吸鼻子，而我等待雁叫般的哽咽声。果然，她一如往常地哭；毕竟，有些事是不会改变的。
“去你妈的，埃德加，因为你毁了我美好的今天。”
“我不介意你和谁上床，”我说，“我们离婚了。我只想挽救汤姆·赖利的生命。”
这一次她更大声地尖叫起来，我不得不把话筒挪远一点。“我不用对他的生命负责！我们玩完儿了！你没有听漏重点吧？”随后的一句声音轻了点(也轻不到哪儿去)，“他甚至不在圣保罗。他在游艇上呢，和他妈妈、还有快乐的兄弟在一起。”
刹那间，我恍然大悟，或是自以为如此，仿佛我飞越万水千山，俯瞰到了一切。也许，就因为我曾经试图自杀，一直提醒自己要把这事儿策划得天衣无缝，好像一次事故。倒不是图巨额保险费，而是怕我的宝贝女儿们顶着众所周知的恶名度过余生——
那就是答案，不是吗？
“告诉他，你知道了。他一回来就告诉他，你知道他在计划自杀。”
“他干吗信我的话？”
“因为他确实在计划。因为你了解他。因为他有心理痼疾，或许还认为他后背贴着‘图谋自杀’的标语到处溜达呢。告诉他，你知道他一向不爱按时服抗抑郁药物。你确实知道，对吧？陈述事实而已。”
“是的。但以前，我让他吃药也没用。”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如果他不能正常服药，你就会告发他？暗中告诉每个人？”
“没有的事，而且现在我也不会这么干！”她听起来胆战心惊的，“你以为我想让圣保罗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汤姆·赖利睡了吗？知道我和他有染？”
“那么，让圣保罗所有人知道你关心他的病状。听来是不是好一点？难道这他妈的有什么难堪吗？”
她沉默着。
“我只想让你去安慰安慰他，等他回来——”
“你只想！对！你整个一生都基于你只想怎样怎样！跟你这么说吧，埃迪，如果这事儿对你来说真是头等大事，那你自己去面对他！”尖声利嗓再次爆发，但这一次，还有些许恐惧隐藏其后。
我答，“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你对他还有影响力。包括——也许吧——包括救他命的能力。我知道这很让人惊慌，但你脱不了身。”
“不，我能脱身。我这就挂。”
“如果他自杀成功，我不确定你余生是否能摆脱良心的谴责……但我肯定你会有一年寝食难安的苦日子，两年，说不定。”
“我不会有犯罪感。我问心无愧，安睡到天亮。”
“对不起。小熊猫，我不相信你。”
“小熊猫，”是个古老的昵称，我已经很多年没用了，我也不知道它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但这又让她崩溃了。她又开始哭。这次的哭声里已没有愤慨了。“你为什么非得是这么个混蛋呢？为什么你不能让我—个人清净些？”
我受够了。只想吞两片止痛药。或许还该爬上床，痛哭一场，我不知道。“告诉他，你知道了。告诉他，去看心理医生，还要按时服药。听着，最重要的是——告诉他，如果他自杀了，你就会告诉每—个人，头一个就告诉他母亲和兄弟。让他明白，不管他汤姆看起来多精神，大家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自杀。”
“我做不到！不行！”她听来是如此绝望。
我思忖片刻，下定决心要把汤姆·赖利的命完全交付给她——只需顺着电话线交代她就行。在埃德加·弗里曼特的职业生涯里，从没有放手之说，但埃德加·弗里曼特也显然没想过，自己会花那么多时间画夕阳，或是和娃娃玩扮家家。
“你决定吧，小熊猫。如果他已经不在乎你了，说不定这一切也只是徒劳，但——”
“哦，他在乎的。”她听起来比先前更无助了。
“那就告诉他，他必须重新开始生活，不管喜不喜欢，都要重振旗鼓。”
“老好人埃德加啊，还在掌管一切，”她无力地说道，“甚至远在小岛王国也能发号施令。埃德加你这个老家伙。怪物埃德加。”
“这么说很伤人啊。”我说。
“真逗。”她说完便挂了。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会儿，看着夕阳更通明鲜艳，而佛罗里达屋里的空气变得更凉了，以为佛罗里达没有冬天的人都大错特错了。一九七七年萨拉索塔曾下过一英寸深的雪。我猜想，无论何地都有寒冷之时。我和你打赌吧，地狱里也会下雪，不过我不保证雪花会凝结。
翌日，刚过午后，怀尔曼就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还想邀请他看画。想起他承诺(毋宁说是威胁)会实话实说，我便有所疑虑，但还是让他今天下午就来。
我摆出了自认为最佳的十六幅画……尽管在我眼里它们都好像很蹩脚，摆在寒冷的一月午后那明爽的阳光下。卡森·琼斯的速写仍在我卧室壁橱的最上格。我把它取下来，夹在一张纤维板上，摆在了画列之初。和别的油画作品相比，彩色铅笔看上去很寒酸，很单薄，也毫无疑问比别的画都要小，但我依然认为它拥有别的画所缺乏的某种特质。
我考虑过，要不要把红袍人的画也拿出来，但终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只是因为它让我不寒而栗。就像是用来代替它似的，我摆出了《hello》——铅笔速写的油轮。
怀尔曼开着嗡嗡叫、绘着黄色动感细条纹的闪亮小车来了。他不用摁门铃。我就在门口迎接他。
“朋友，你的面色可不太好。”他说着进了屋。“放松点，我不是医生，这儿也不是诊疗室。”
“我没法不紧张。如果这是一栋大楼，而你是房屋质量检测员，我都不至于紧张成这样，但——”
“但那是你的上半辈子。”怀尔曼说，“这儿，一切都是新的，还没跌跟斗的新生活。”
“那得视跟头的大小而定。”
“说得真他妈对。既然扯到了上辈子，你有没有给你太太打电话？把你和我讨论过的事儿说了吗？”
“说了。你想巨细无靡地听我复述吗？”
“不用啦。我只想知道，你们谈得是否尽兴舒坦？”
“自打我在医院醒来后，我和帕姆的谈话就没一次舒坦过。但我很肯定，她会和汤姆谈的。”
“那我猜谈得还不赖喽，宝贝儿，一九九五年的歌。”现在，他已经走进屋，好奇地东张西望。“我喜欢你打理这地儿的风格。”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甚至没把“禁止吸烟”的标签从电视机上撕下来。“我让杰克给我弄了台健身自行车，搁在二楼了，那是新的。你以前来过这儿吧，我想？”
他冲我神秘一笑。“我们都来过这儿，朋友——这儿比职业足球场大不了多少，彼得·斯陶伯，大约一九八五年的歌。”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了。”
“我已经为伊斯特雷克小姐效力十六个月了，当中还遇到弗兰克飓风来袭，我们去圣彼得斯堡住了几天，短短几日，却别扭极了。不管怎么说吧，鲑鱼角——请原谅我，浓粉屋——的前—个租客只住了两周就拍拍屁股走了，其实他们的租约有八周呢。要么是他们不喜欢这栋屋，要么是这栋屋不喜欢他们。”怀尔曼抬臂装僵尸，又假装飘飘荡荡地走在起居室亮蓝色的地毯上。幽灵特效不错，但被他的衬衫折损了不少，那件衣服上绘满了热带小鸟和鲜花。“那之后，不管谁走在浓粉屋里……都是独自行走！”
“雪莉·杰克森。”我接上了这个歌名，“管它什么年代的作品。”
“对！管他呢，怀尔曼赢了—分，或者该说，我们半斤八两。那么，浓粉屋！”他展开双臂，做了个环抱四周的动作，“瞧瞧。家居装潢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租屋的典范，符合佛罗里达的流行式样！外加二楼崭新的赛贝斯克健身自行车，还有……”他斜斜地瞥了一眼，“我是不是侦察到一个露西芭比小娃娃坐在佛罗里达屋的沙发上呀？”
“那是瑞芭，愤怒自控女王。我的心理医生朋友克尔玛给我的。”不对，名字不对，我那条消失的胳膊突然疯狂地痒起来，我打算去挠，结果挠在了仍未康复的肋骨上，这种差错起码有一万次了吧！“等一等，”我说着向瑞芭看去，她正瞪着海湾美景。我办得到，我心里说。就像你想把钱藏起来不给政府时，会找一个可靠的地方。
怀尔曼在耐心等待。
我的手臂痒，截去的那条手臂，有时候想画画的那条胳膊。那它是又想画了吗。我想，它准是想把怀尔曼画下来。怀尔曼和一碗水果。怀尔曼和一把枪。
别胡思乱想了！我心里说。
我办得到。我心里说。
你把钱藏在海外银行，这样政府就拿不到了，我心里在想。拿骚。巴哈马。鳄鱼岛。对了，想起来了。
“卡曼，”我说，“我的医生叫卡曼，卡曼把瑞芭给了我。赞大·卡曼。”
“好极了，现在我们的难题解决了，”怀尔曼说，“让我们去看艺术品吧。”
“如果算艺术品的话，”我说道，撑着拐杖带头走上楼梯。上到一半，突然想到什么，我停下脚步，“怀尔曼，”我没有回头看，“你怎么知道我的健身自行车是赛贝斯克牌的？”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我只知道这个牌子。你能不能继续上楼啊，还是说，要我帮个忙，踢踢你的屁股？”
听起来有模有样，其实假得离谱，我接着走楼梯时，心里在说。我认为你在撒谎，可你猜怎么着？我认为你知道我知道。
我的作品靠着小粉红的北墙而列，下午的阳光明媚，提供了充沛的自然光。怀尔曼慢慢地边走边看，我在他身后审视它们，他会时不时停下来，甚至朝后退几步，反复研究某幅画，我只觉得，这些画不值得被这么重视。伊瑟和杰克都赞许过，但—个是我的亲生女儿，另—个是我花钱雇来的帮手。
等他走近画列最后的彩色铅笔画时，怀尔曼蹲坐下来，小臂搁在大腿上，双手垂在两腿间，他盯着它看足有三十秒。
“觉得——”我开口了。
“嘘——”他说，我便又忍受了三十秒的沉寂。最后，他站起来。裤子的膝部鼓起来。他转身面对我，双眼看起来非常巨大，左眼仿佛被点燃了。水——不是眼泪——正从内眼角流出来，他从牛仔裤后袋里掏出手帕，抹去那痕迹，那姿态自然得就像你每天十几二十次会做的小动作。
“天哪。”说着，他走向窗前，把手帕塞回了裤袋。
“什么天哪？”我问，“为什么说天哪？”
他站在那儿，远眺窗外，“你不知道它们有多棒，对吗？我是说，你当真是一无所知。”
“很棒吗？”我问。我从没觉得这么缺乏自信。“你说真的吗？”
“你是把它们按照创作顺序摆放的吗？”他问我，但仍看着海湾。我所熟悉的满嘴戏谑的怀尔曼仿佛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我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或许和某个陪审团曾经听到的更相似……令人不得不相信他是法庭上的律师。“是这个顺序，对吗？我是说，最后那两张明显要比别的更早些。”
我想不通自己的画怎么可能有“更早些”之说，毕竟我来这画画才不到两个月；但当我扭头再次审视时，发现他说得很对。我没有刻意把画作按照时间顺序摆放，完全是下意识的，但时间前后一目了然。
“是的，”我说，“从最早的，到最近的。”
他指的是最后四张画——我已经把它们归入“夕阳复景”系列。其一，我在夕阳上加画了鹦鹉螺，其二我加画了一张CD，封套上印着“美瑞思，”(夕阳的红光从盒中央的圆孔射出来)，其三加画的是一只我在沙滩上找到的死海鸥，只不过，被泡得如翼龙般庞大。最后一张，加画在夕阳上的是浓粉屋下的海贝，取材于一张数码相片。画这张时，我感到很有必要、也颇为冲动地又加上了几朵玫瑰。浓粉屋周围并无玫瑰，但我的新朋友Google送了我好多图片。
“最后这组画，”他说，“有谁见过吗？你女儿？”
“没有。这四张是她走了之后画的。”
“给你打工的小伙子呢？”
“也没有。”
“不用问也知道，你从没让她看到你画了她的男朋——”
“上帝啊，当然没有！你开什么玩笑？”
“不，当然没有，那张画蕴含力量，而且很显然还是急促草就的。至于其余那些画……”他笑了。我突然意识到，他兴奋起来了，于是我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不过，也要提高警惕。要记住，他曾经是个律师，我对自己说，他不是艺术评论家。
“这些剩下的画嘛……”话还没完，他又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他在大房间里绕了一圈，迈上了自行车。下意识显露出神气自如的身手，那让我艳羡又嫉妒。他把双手插进灰色长发，抓了—把又拉起来，好像在给大脑做伸展运动。
最后，他走回我的面前。正对着我，“听着，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把你折腾得够惨，我知道那会耗去不少精气神儿，自我形象的老气囊快被挤扁了。但你别跟我说，你一点儿没觉出好来。”
我记得我俩如何从疯笑中平息下来，阳光透过破伞布在小桌上洒下些许光斑。那时，怀尔曼曾说，我明白你熬了怎样一段苦。而我回答说，对此我严重怀疑。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怀疑了。他真的明白。随着前天的这段记忆而来的，是一阵赤裸裸的欲望——不是饥，而是痒——我想把怀尔曼画下来。肖像和景物的组合，水果、枪支和律师。
他用一根粗钝的手指肚拍拍我的面颊。“地球呼叫埃德加。请回话，埃德加。”
“啊，收到，休斯敦，”我听到自己说。“埃德加收到呼叫。”
“那你怎么说，朋友？我撒谎了吗，还是说了实话准备等死？你画这些的时候，有、还是没有——感到它们是出色的杰作？”
“有，”我说，“我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名垂青史。”
他点点头，“这就是最简单明了的艺术真谛——优秀的艺术品总能让艺术家本人感觉良好。至于观赏者，卖力的观赏者，真正能看出深意的人——”
“就是你，”我说，“你的定语加得够长啦。”
他没笑。“只要艺术品是杰作，观赏者也愿意敞开心扉去看，就会有情感的共振爆发。我感受到了那股爆发，埃德加。”
“太好了。”
“你得信我。等斯高图的那家伙看到这些画时，我敢说他也感受得到。事实上，我敢为此打赌。”
“这些画真的不算什么。等你回过神再看，会觉得只是把达利回锅炒了炒罢了。”
他——手搭在我肩膀上，引我走向楼梯。“对此，我不予置评。同样，我也不打算和你讨论—个事实。你显然是通过某种诡异的残肢幻视心灵感应，画下了你女儿的男朋友。我真的希望我能看到有网球的那幅画，但可惜啊，没了就没了吧。”
“你还真会安慰自己。”我说，“算和你讨论一个事实；你显然是通过某种诡异的残肢幻视心灵感应，画下了你女儿的男朋友。我真的希望我能看到有网球的那幅画。但可惜啊，没了就没了吧。”
“你还真会安慰自己。”我说。
“但你必须非常小心，埃德加。杜马岛这地方对……某种类型的人非常有影响力。它会放大某种人的能量，像你这样的人。”
“那你呢？”我问，他没有马上回答，所以我指了指他的脸，“你这只眼睛又水汪汪的了。”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
“想不想跟我说说，你经历了什么事？”我问，“为什么你不能读书？为什么看画久一点会让你变得很古怪？”
许久，他都一言不发。贝壳在浓粉屋下却有千言万语。一阵浪推来，它们说：水果。下一阵浪推来，它们又说：枪。来来回回一直如此，水果，枪，枪，水果。
“不行，”他说，“现在还不能说。但如果你想画我，那没问题。尽情画吧。”
“你能看透多少？怀尔曼？我脑子里想的事？”
“不太多，”他说，“朋友，你的运气比较好而已。”
“如果我们离开杜马岛，你还能读出我的想法吗？比方说，如果我们在坦帕市的哪家咖啡店里？”
“哦，我大概会觉得被什么刺痛了一下。”他笑了，“尤其是在这儿待了一年多之后，吸收了……你知道，光线。”
“你愿意陪我去画廊吗？斯高图？”
“朋友，就算你用全中国的好茶来换，我都不愿错失这个良机。”
那一夜，暴风雨降临，倾盆大雨狂下了两个小时。闪电频频照亮海面，劲浪冲击着屋下桩木。浓粉屋痛苦呻吟，但稳稳矗立。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当波涛有点疯狂、大浪滚滚而来时，海贝就消声了，海波把它们全部高高托起，令它们无法交头接耳。
电闪雷鸣犹如狂欢派对，我在气氛鼎沸到最高潮时走上二楼——自觉有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在高塔里创造魔鬼生物——我把怀尔曼画了下来，用的是一支普普通通的维纳斯牌黑色铅笔，直把笔画秃为止。再用红色和橙色画出了豌里的水果。背景里，我画上了一扇门，并把瑞芭画在门口，她站着望他，我猜想，卡曼肯定会说，瑞芭代表我在这幅画的世界里的存在。或许是，或许不。最后一笔，我捡起维纳斯牌天空蓝，为她呆滞的眼睛上色。这便完成了。弗里曼特的新杰作横空问世。
雷声渐渐稀落，闪电在海湾上空结结巴巴地道别，这时候，我一直坐着观看这幅画。画里有怀尔曼，坐在桌边。我绝不怀疑，坐在那里的他，也是坐在他上辈子的终点。桌上放着水果碗和一把手枪，枪既不是用来练习打靶的(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没问题)，也不是为了保家自卫，二者都不是枪的用途。我用简笔勾勒出那把枪，为了增添险恶的凶兆，又轻轻描出汗腻的痕迹。画中的那间屋空空荡荡的。不知何处，有一台钟发出滴答的声音。不知何处，也在那间屋里，还有一台冰箱在嘶嘶作响。空气里，花香凝重，那种浓香很可怕，那种声响则更骇人。行军般的钟的步伐。引擎声持续不断，冰箱在没有妻儿的世界里持续制造冰块。很快，桌边的男子就会闭上双眼，伸出手，从碗里摸出一样水果。如果是橙子，他就上床睡觉。如果是苹果，他就要把枪口对准右太阳穴，扣动扳机，让剧痛不已的脑子四迸五裂。
摸到的是苹果。
第二天，杰克开着一辆借来的带篷货车出现在门前，还带来了很多软布，用来包裹画布。我告诉他，我在沙滩那头的大房子里交到了新朋友，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画廊。“没问题。”杰克兴致勃勃地说着，正提着一辆便利手推车走上二楼的小粉红，“车足够大——哇哦！”走上楼梯顶，他突然叫起来，停下了脚步。
“怎么？”我问。
“这些都是新作吗？一定是吧。”
“是啊。”斯高图画廊的南努兹先生吩咐说要精选出六七幅作品，不超过十幅，所以我取了中间值，挑出了八张画。其中四张就是昨晚让怀尔曼震动的那一组。“你觉得怎样？”
“老大，这些画太棒啦！”
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前，他从没叫过我老大。我又攀上两级台阶，用拐杖头戳戳他的屁股，“让让路。”
他让到一边，拖上小推车，这才让我走完通往小粉红的最后几步路。他仍在盯着画看。
“杰克，斯高图的那家伙真的不赖吗？你知道不？”
“我老妈说他人很不错，对我来说，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也就是说，我心想，对我也该足够说明问题了。恐怕也只能如此了。“她没跟我说其他的合作者——我猜应该还有两个合伙人吧，但她说南努兹先生很好。”
杰克帮了我大忙。我很感动。
“可要是他看不上这些画，”杰克的话还没说完。“那他就是个大傻瓜。”
“你真这么想吗，嗯？”
他点点头。
怀尔曼欢快的喊声从楼下传来，“叮咚——叮咚！我来报名参加旅行考察团。我们还走不走啊？谁拿了我的名卡？我是不是该带个午餐便当？”
本来以为会见到一个秃顶瘦高、棕色瞳孔、眼神锐利、一副专家派头的男人——就像意大利演员本·金斯利，结果，四十多岁的达里奥·南努兹却是胖乎乎的，他彬彬有礼，而且头发茂密。不过，我对眼神的猜测倒是八九不离十。那双眼睛绝对有百里挑一的犀利劲道。当怀尔曼小心翼翼地解开我带去的最后一幅画《海贝上长出的玫瑰》时，我看到这双眼睛瞪圆了——虽然一闪而过，但你可以看出来。八幅画靠在画廊后墙上一字排开，那堵墙已奉献给了斯黛芬妮·沙查特的摄影和威廉·贝拉的油画的展览。我心想，我再修炼一个世纪也达不到人家的水平啊。
但，确实有过一瞬间，我的画让他两眼放光。
南努兹从第一幅一直看到最后一幅，然后再从头来一遍。我不知道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在此之前，我这辈子从未进过哪家艺术画廊。我扭头想去问问怀尔曼的意见，可他已经退后，正在和杰克悄悄地说着话，他们俩的目光都聚焦在研究我的画作的南努兹身上。
我还发现，不只是他们在看，一月底是佛罗里达西海岸精品店的旺季。大约有十几个漫无目的的客人在这家规模甚大的斯高图画廊里闲逛(后来，南努兹使用了更为尊敬的术语来称呼他们：“潜在艺术赞助人”)，看着沙查特拍摄的大丽花和威廉·贝拉笔下盛美有余、却也有点像旅游明信片的欧洲风情画，还有几尊狂热的凸目人形雕像，刚才拆封画作时我太紧张了，都没注意到还有这样的雕塑在身边，其创作者名叫戴维·格斯特。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些爵士音乐家、疯狂游水者、喧嚣都市景象的雕塑吸引了午后休闲的观众。有些人会瞥上一眼。但更多人连看也不看，他们注视的只是我的画。
有个男人肤色通红，佛罗里达当地人会称之为“密歇根晒后妆”：要么是说肤色死灰近白，要么就是指这种熟龙虾的红色，他腾出手来拍拍我的肩，另一只手则和他太太十指交缠。他问我：“你知道这些画是出自哪位艺术家之手吗？”
“是我。”我嗫嚅地答道，脸腾地红起来。就算让我坦白花了整整一周去下载林赛·罗翰的照片也不至让我这么面红耳赤。
“你真棒啊！”他太太热情洋溢地插了一句，“你会办个展吗？”
现在，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我。那感觉……就像被观瞻的新品种河豚，任人揣测寿司筵上会不会加上这种新食材。当然，我说的是河豚的感受。
“我不知道会不会站出来。展出，我是说。”我感到热血滚滚不断地涌上脸颊。增加的，是源于羞愧的热血，那不是好事儿，愤怒的血，则会更糟。但凡怒火四溢，我只会对自己下狠招儿，但这些人都将一无所知。
我张开嘴，想滔滔不绝，再紧闭双唇。慢慢来，我在心里说，早知道如此，该把瑞芭带着。看到一个折磨洋娃娃的艺术家，大概这些人反而会觉得我很正常吧。好歹，他们经历了安迪·沃霍尔的年代。
慢慢来，我办得到。
“我的意思是，我刚入这行，不知道有怎样的程序。”
别再自欺欺人了，埃德加。你知道他们感兴趣的重点是什么。不是你的画，而是你空荡荡的袖管。你是独臂英雄艺术家。干吗说那么多废话？直接叫他们滚蛋不好吗？
那么做就太荒唐了，当然了，可是——
如果画廊里的人没有站在我周围，我很可能就失控了。本来在沙查特小姐的花卉摄影前驻足的人们都被单纯的好奇心吸引来了。这群人看来很眼熟：我在数百个建筑工地上见过相同神色的路人凑在防护墙的洞眼旁。
“我来告诉你所谓的程序。”密歇根晒伤妆旁的另一位男士说道。他有个大大的啤酒肚，鼻头上有一丛酒糟花儿盛放，穿着一件长长的热带风情花衬衫，长得都快垂到膝头了。他的白鞋倒是很配梳得一丝不乱的白发。“很简单。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你告诉我那幅画想卖多少钱。”他指的是《海鸥和夕阳》，“第二步，我开支票。”
这群人哄堂大笑。达里奥·南努兹没笑。他朝我招招手。
“对不起。”我对白发男人说。
“价码见涨啊，我的朋友。”有个人对酒糟鼻说道，笑声又起，酒糟鼻也跟着笑。但看起来只是皮笑肉不笑。
我留意着这一切，恍如身在梦中。
南努兹微笑地看着我，然后转向为艺术掏钱的潜在主顾们，他们仍围着我的画在看，“女士们先生们，弗里曼特先生今天不是来出售作品的，只是来听听专业意见。请尊重他的隐私权和我的专业地位。”不管那些术语说的是什么，我心想，都让人头大。“我提个小建议吧，我们到办事区商谈片刻，诸位能否继续观赏正在展览的作品？奥柯意先生和卡斯特拉诺先生将非常愿意解答诸位的疑问。”
“我的专业意见是，你应该赶快把这个人签下来。”说话的是一位面容冷峻的女士，灰发朝后梳成髻，显得饱经沧桑却风韵犹存。这下子，当真有人鼓起掌来，我只觉梦魇又深重了几分。
有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从后排挤上来。大概是南努兹唤他来的，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只见他们轻声快语了几句，那年轻人便取出一大卷标签纸，银色的NFS字样浮凸在纸带上。南努兹揭起一张，在第一幅画前弯下腰，又犹豫了一下，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这些画未经任何形式的保护。”
“呃……没有吧，”我说。我的脸又涨得通红，“事实上……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达里奥，你经手的这位是典型的美国初民，”冷艳的女士说道，“如果他画画的时间超过三年，我就请你到佐利亚吃顿大餐，外加一瓶好酒。”她转过那张备受摧残却依然高贵美丽的脸，看着我。
“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写，玛莉，”南努兹说道，“我会亲自给你打电话的。”
“我等着。”她说，“我甚至都不打算问他的名字——瞧见没，我可是个乖女孩。”她朝我妩媚地摆摆手指，转身挤出人群。
“问也不用问嘛。”杰克在—旁说，可想而知，他是对的。我已经在每幅油画的左下角签上了名字，就像我在上辈子中的所有支票、发票和合同上签的名一样，清晰，整洁。埃德加·弗里曼特。
南努兹在画的右上角贴好了NFS贴纸，那俨然是文档标号的位置。接着，他让我和怀尔曼进他的办公室详谈。他让杰克也一起去，可他想留在展厅里看画。
进了办公室，南努兹问我们要不要咖啡，我们婉言谢绝了，他再问我们要不要水，我们要了。我还顺便要了两片泰诺胶囊。
“那个女人是谁？”怀尔曼问。
“玛莉·爱尔。”南努兹答。“她是夕阳海岸艺术界的重要角色。她出版一本免费投放的艺术报纸，叫作《林萌大道》。旅游旺季出双周刊，淡季出月刊。根据圈子里某些自作聪明的人的说法，她住在坦帕——睡在棺材里。本地艺术新星一向是她的最爱。”
“她看起来相当强势。”怀尔曼说。
南努兹耸耸肩，说，“玛莉人不坏。她帮过很多艺术家。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忙活。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她因此而成了重要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艺术品交易市场里。”
“懂了，”怀尔曼说。我很高兴有人比我听得明白。“她是个掮客。”
“不止是掮客，”南努兹说，“她算得上是某种艺术普及讲师。我们乐于恭维她。当然，如果我们办得到的话。”
怀尔曼点着头，“佛罗里达西海岸的艺术品市场很繁荣。玛莉·爱尔深谙其道，也愿意推波助澜。所以，如果街那头的幸福艺廊可以出售猫王埃尔维斯在天鹅绒上用通心粉完成的画，标价一万美元，玛莉就会——”
“她会把他们攻击得毫无招架之力，”南努兹说，“我们和那些假充内行的艺术专家不同——他们穿黑衣服、用小手机，你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不会为了钱出卖一切。”
“说出真心话了？”怀尔曼发问时没什么笑容。
“差不多吧，”他说，“我要说的是，玛莉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出售好货，大多数画廊都是，也经常有杰作出手。我们尽全力发掘并栽培新晋艺术家，但有些顾客太有钱了，那未必是好事。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诸如考斯坦泽先生，总是到处挥舞支票簿；还有那些牵着宠物犬来看画展的女士们，那些狗的染色都得匹配她们的时髦新衣。”南努兹笑开了花，露出了牙，我愿意和你打赌，那些富有的顾客们从没看过他这么纯粹的笑容。
我只觉得神魂颠倒，好像飞到了外星球。
“玛莉每看一场新展览，都会写点评论文章，她差不多把所有画展都跑遍了，请相信我，不是所有评论都是胡乱吹捧的。”
“但大多数是吧。”怀尔曼说。
“那当然，因为大多数展出本身就很优秀。她看到了哪些杰作，不大会写在文章里，因为这算是旅游区不成文的规则，但好画呢？她会介绍。那种画任何人都可以买下，挂在家里，而且不带一丝胆战心惊的尴尬就能指着它说‘这是我买的’。”
我觉得，南努兹刚刚为平庸之作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同样的原则，我也在成百上千的建筑设计作品中见识过；但我依然保持缄默。
“玛莉和我们一样，对新星艺术家很感兴趣。弗里曼特先生，以后，你或许也会有兴趣和她谈一次。这么说吧，不妨就在您的画展之前。”
“你有兴趣在斯高图办个画展吗。”怀尔曼问我。
我口干舌燥，舌头都润不湿双唇。于是，我啜了一口水再说，“那不是颠三倒四了嘛，”我顿住了。给自己几秒钟缓一下。又喝了一口水。“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本末倒置了。我来这里是想听取您的意见，南努兹阁下，您是专家。”
他的双手握在胸前，现在则伸向我。他的座椅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在小房间里听来十分嘈杂。但他微笑着，笑得那么温暖人心，笑意也点亮了他的双眸，令眼神越发令人信服。我看得出来，在卖画方面他是把好手，但我不认为此刻他是在推销。他探身越过书桌，握住我的手——用来画画的那只手，我仅剩的那只左手。
“弗里曼特先生，您太抬举我了，但在我们家，只有父亲才被称为奥古斯丁阁下大人。我更喜欢您称我先生。至于您的画，是的，它们很棒。鉴于您入行的时间，实际上，这些画算得上非常出色。甚至比出色还要好。”
“好在哪里呢？”我问，“如果它们算是好画，究竟好在哪里呢？”
“真实，”他说，“闪现在笔触所及的每一处。”
“但绝大部分画的只是夕阳啊！我加进去的那些……”我抬起手，又垂下来，“只是些小花招罢了。”
南努兹爽朗大笑，“你已经学到这种损人术语啦！打哪儿学来的？读了《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版？听了比尔·奥瑞利的脱口秀？还是两者兼有？”他指了指天花板，“电灯泡？就是小花招！”又指了指他的胸口，“心脏起搏器？也是小花招！”双手往半空—挥，走运的魔鬼都有双臂可以挥舞。“抛掉那些阴险的词汇吧，弗里曼特先生。艺术该是希望之地，而非怀疑。你对自己的怀疑来自经验不足，这并非什么可耻的事。听我说。你愿意听吗？”
“当然，”我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听取意见。”
“当我说到真实，我真正所指便是美。”
“约翰·济慈，”怀尔曼说，“《希腊古瓮颂》。众所周知，别无他求。老派头，却仍是金玉良言。”
但南努兹没搭他的话。他倾身向前，正视着我。“对我来说，弗里曼特先生——”
“埃德加。”
“对我来说，埃德加，真相等同于一切艺术的终极意义，也是惟一可堪评定的标准。”
他微笑了——略有自卫意识的—抹微笑，我觉得是。
“我不想就艺术思考过多，你看得出来。我不想妄加批判，我不想去参加研讨会，听人念讲稿，或在鸡尾酒会上讨论讲稿——尽管，在我的工作日程中经常被迫去完成这些事。我想做的无非是在目睹艺术的瞬间揪心跪拜。”
怀尔曼放声大笑，把双手伸到头顶，“是的，上帝！我不知道外面那家伙是不是揪着心臣服艺术，但他显然时刻揪住支票簿不放！”
南努兹说，“在他心里，我相信他也有所臣服。我认为他们都有。”
“事实上，我也有。”怀尔曼说，此时，他不再笑了。
南努兹继续把视线聚在我脸上，“别提花招什么的了。在这些西中，你所追求的意境已得到率真而完美的呈现：你在寻求一种途径，对最司空见惯、最陈腐无趣的佛罗里达主题进行再创造，尤其是那热带风情的夕照。你一直在为自己另辟蹊径，以免落入窠臼。”
“是的，大致如此。所以我模仿了达利——”
南努兹挥挥手。“外面的那些画根本不像达利的。埃德加，我也不想和你探讨艺术学派的问题，也不想言必称什么主义。你不属于任何一种艺术派别，因为你对那些一无所知。”
“我只懂建筑。”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画建筑呢？”
我摇摇头。我本可以跟他讲，我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念头，但那可能会涉及真相，亦即我失去的右臂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冲动。
“玛莉说得对。你就是美国初民，这么说没什么不好，梅西奶奶曾是美国初民，杰克逊·波洛克也是。关键是，埃德加，你有天赋。”
我张开嘴。闭上。只是想不出该说什么。怀尔曼又帮了我。
“谢谢他，埃德加。”他说。
“谢谢您。”我说。
“别客气，如果你真的决定办画展，埃德加，请优先考虑斯高图画廊。在棕榈大道所有画廊中，我会给你最高价，这是我的承诺。”
“你开玩笑吧？当然，我是先来这里的。”
“当然，我也会给合同把关的。”怀尔曼露出唱诗班男童的微笑。
南努兹也以笑容回应他，“你应该这么做，我也欢迎你的指正。你会发现，要把关的内容挺多呢：斯高图画廊为首席艺术家预备的标准合同有一页半。”
“南努兹先生，”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已经谢过啦，”他说，“我扪心自问——剩下的那半拉心脏——已臣服于你的艺术。你们走之前，我还有件事要交代。”他从书桌上找出一摞便条纸，写了点什么，撕下来交给我，酷似医生给病人开处方。倾斜的手写体也活脱脱像是处方上才能看到的字眼：力克媒介剂。
“媒介剂是什么东西？”我问。
“一种防腐剂。我建议你先学着用纸巾浸好，再铺到完成好的画作上去，只需薄薄一层就行，干燥二十四小时后，再铺上第二层，那样，你的夕阳会在几个世纪里保持明亮新鲜。”他庄重地看着我，令我只觉心要跳到嗓子跟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保持那么久，但说不定真的有效，谁知道？大概会吧。”
我们在佐利亚吃了晚餐，正是玛莉·爱尔提到的那家餐厅。我让怀尔曼给我要了瓶波旁酒，在餐前上。这是我车祸后第一次正经喝酒，酒劲上来倒是很滑稽。世界万物好像都变得更亮、更锐利，最后好像全然浸在日光和色彩之中。门、窗，乃至穿行的侍应生的肘尖……一切物件的边边角角都变得犀利无比，足以把空气割出口子，任凭某种更黑更厚的气氛像黏稠的糖浆那样从伤口涌出。我点的旗鱼美味极了，绿豆嵌在牙缝里，香醇的脆皮布丁有厚厚的奶油，简直吃不完(不吃完又太可惜)。席间，我们三人聊得兴高采烈，笑声此起彼伏。纵是如此，我还是希望晚餐能尽快结束。我的头仍在痛，跳动的感觉已滑到了后脑勺(活像在酒吧间玩的保龄球，一球击出)，但主街上水泄不通的交通堵塞已有所缓解，堵在车流中的人摁响车喇叭，气势汹汹的，每一声听来都没好气。我想回杜马。我想看到海湾黑沉沉的远流，聆听海贝在我身下低语，而我能躺在床上，让瑞芭靠在另一只枕头上。
等侍应生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咖啡时，杰克差不多在唱独角戏了。酒劲上头的我清醒而亢奋，一望便知，我不是这张桌上惟一想换地方的人。餐馆幽暗的灯光照在怀尔曼晒成红褐色的皮肤上，很难分辨出他失了多少血色，但我认为，失色不少。而且，他的左眼又开始流水了。
“直接买单吧。”怀尔曼说着，勉强地笑了笑，“抱歉，我打断了庆祝餐会，但我想回去，看看女主人情况如何，如果你们没意见的话。”
“我没问题。”杰克说，“吃完免费午餐，然后及时赶回家看《体育中心》直播，再美妙不过。”
杰克去取租车时，我和怀尔曼在停车库门口等候。这儿的光线亮堂多了，但照亮的情形却让我不得不担心这位新朋友：车库灯光下，他的面色几乎都发黄了。我问他是不是还好。
“怀尔曼好得跟画儿一样，”他说，“但是，伊斯特雷克小姐这几晚闹腾得不得了。要她的姐姐们陪她玩，要她的爹地抱抱她，要这要那没完没了。据说那是满月时犯的病。毫无逻辑可言，但确实如此。月神黛安娜放射出特定波长，只有饱受折磨的脑瓜才能调准频道。既然已是下弦月了，她马上就能消停地睡几夜。那意味着我也能睡安稳觉了。但愿如此。”
“那就好。”
“如果我是你，埃德加，我会好好考虑画廊这事，多想几天更好。也得继续画。你一直是勤劳的小蜜蜂，但我怀疑你还有没有足够的画要——”
他的身后有一堵瓷砖墙。他摇摇晃晃地往后倒。要不是有那堵墙，我敢说他一定会跌倒在地。波旁酒的后劲消退了一点，但我依然高度兴奋，看得到当他失去平衡时双眼的动静。右眼朝下看，好像要检阅鞋子，而充满血丝、水汪汪的左眼却翻上去，只见眼白，不见瞳孔。我没时间去想所见是否可能发生——双眼不可能同时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转动。或许对健康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怀尔曼似乎要滑倒了。
我抓牢他，“怀尔曼？怀尔曼！”
他甩了一下头，又看看我。两眼都直勾勾看着我。只不过，左眼盈盈闪泪，布满血丝。他掏出手帕，抹了把脸。然后大笑起来，“我以前听说过瞎说几句就把别人催眠了的事，可是把自己说晕呢？这可是头一回，真好笑。”
“你不是在打盹。你……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别傻了，小鬼头。”怀尔曼说。
“我没胡扯，你的眼睛刚刚很滑稽。”
“那就是俗称：要睡着了的时候，朋友。”他又回到了惯常的模样，露出怀尔曼专利所有的嘲笑：头—扬，眉毛一挑，嘴角漾出圈圈笑纹。但我认为，他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得去看医生，做个检查。”我说。“MRI什么的。我对卡曼保证过的。要不要一起去？买一送一。”
怀尔曼还靠在瓷砖柱上，这时却直起身来。“嘿，杰克的车来了。好快啊，埃德加，快快快——去杜马岛的最后一班公车发车啦。”
归程中又有一次，也更严重。但杰克没看到——他忙着在凯西岛路上开车呢，我甚至也能百分百肯定，连怀尔曼自己也没发觉。我问过杰克，能不能不走塔米亚米观光道——那是佛罗里达西海岸最闻名、也最俗气的一条主街，换一条更窄的近道，穿街走巷就更好。我说，我想看看海面上的月亮。
“开始有艺术家的怪癖了，朋友。”怀尔曼在后座上说，他把腿在座椅上伸直平放。看来，他不是那种在安全带问题上较真儿的人。“我猜，下一步你就该戴贝雷帽啦。”他故意夸张地发音，听来就像芭蕾猫。
“操你妈，怀尔曼。”我说。
“我东操操西操操，”怀尔曼用伤感回忆的语调说，“要说操得好，还是你妈最棒。”说完，他便陷人了沉默。
我望着月亮的倒影在右边的黑水面里逡游荡漾。那真是一种催眠。我暗忖，可能画下这景致吗，坐在货车里望出去，月亮在动，像颗银子弹浮在水面上。
就在我留意月影在海面上如幽冥飘动，兀自胡思乱想(说不定马上就要瞌睡了)时，怀尔曼的反应却让我一惊。刹那间，一个疯狂的念头闪现在我脑海里，我认为他在后座打手枪，因为他的大腿显然一开一合，臀部上下起落。我偷偷瞥一眼杰克，凯西岛路左—个大弯、右一个急转，他正全神贯注地开车呢。何况，怀尔曼正在杰克的正后方，即便在后视镜里也看不到。
我扭过头去看，怀尔曼不是在手淫。怀尔曼不是在睡觉，也没有在梦中生龙活虎。怀尔曼在发癫痫。无声无息的，或许不是什么大病，但那就是癫痫无疑；弗里曼特建筑公司的头十年里，我雇用过—个癫瘸症患者当绘图员，见过这种病症，也能一眼认出来。怀尔曼的躯体上下颠动约有五英寸，臀部一会儿绷紧—会儿松弛。双手搁在腹部战栗不停。就连双唇也在上下拍打，仿佛在咂吧什么绝世好味。双眼的动静就跟刚才在车库外时一个样。在时隐时现的星光下，一只眼翻上、一只眼下垂的诡异姿态是我根本不能用语言描绘的。唾沫顺着左侧的嘴角流溅出来；左眼也像泉眼一般泪流不止，全都流进他那纷乱的鬓角里。
癫痫大约持续了二十秒，然后就消失了。他眨眨眼，眼珠子回到各自的正常位置。如此，他安静地待了—分钟。大概有两分钟。然后，他看到我在看他，说，“我会再干掉一杯酒，或是花生蛋糕，我猜喝一杯应该没问题吧，嗯？”
“如果你确信会听到她半夜的铃声，我想喝一杯是没问题。”说着，我希望自己的语气没有异样。
“前头就是去杜马岛的桥啦，”杰克对我们说，“就快到家啦，伙计们。”
怀尔曼坐起身，伸展了一下，“这天够累也够值，睡前没遗憾啊，孩子们。我大概是老了。嗯？”
腿虽然僵直难忍，我还是爬下了货车，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打开大门旁的小铁盒，露出里面颇具艺术性的安全密码键。
“谢谢你和我一起去，怀尔曼。”
“别见外，”他说，“你要再谢我，朋友，我就要对准你的大牙来一拳。抱歉，只有这招儿了。”
“很高兴听到预警，”我说，“谢谢你实话实说。”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头，“我喜欢你，埃德加。你有型有款，还喜欢讨好我。”
“多感人啊。我都快哭了。听着，怀尔曼……”
我本该告诉他，刚才他出了什么状况。话到嘴边，结果，还是决定缄口不言。我不知道那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但我确实知道，他可能还有漫漫长夜要熬，要陪伊斯特雷克小姐折腾。而且，我后脑勺的头痛也丝毫未减。我决定改变策略，再次让他考虑就诊之事，反正我已经答应医生了，一人去和两人去都一样。
“我会考虑的。”他说，“想好了就跟你说。”
“好，但别让我等太久，因为——”
他扬起一只手，让我打住，此刻已没了笑容，“够了，埃德加。今晚就说到这儿，好吗？”
“好。”说着，我看着他走进去，再回到货车上。
杰克开了广播，播放的是背教徒乐队的歌。他把音量扭小，我便说，“不用，没事儿的，大声放吧。”
“真的？”他又把音量调大，调头上路，“了不起的乐队啊，你以前听过？”
“杰克，”我说，“这是六十年代的乐队啊。丹尼斯·德扬？汤米·肖恩？你这辈子在哪儿过的？山洞里吗？”
杰克心虚地一笑，“我喜欢乡村乐、甚至更老的品种。跟你说实话吧，我是鼠帮那派的。”
杰克·坎托里和迪恩、弗兰克混在一起，联想到的这画面让我困惑——这一天里，已经困惑太多回了——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也在想，我怎么会记得丹尼斯·德扬和汤米·肖恩是六十年代的歌手呢？何况肖恩写的歌正在货车的喇叭里大声播放。要知道，我连前妻的名字都常常想不起来。
起居室电话答录机上的两盏小红灯都在闪：一个说明我有留言，另一个说明录音磁带已满。但“新留言”窗口显示只有一条。我觉得那似乎是个预兆，与此同时，头痛的位置朝前额滚动了一点。会给我打电话、并喋喋不休用光磁带的人无外乎两个，我能想到的只有帕姆和伊瑟，不管是谁，只要我摁下播放键就不太会有好消息传来。要说“我很好，没事儿给你打个电话”用不了五分钟。
明天再说吧，我想，—个潜藏在我的精神机制里(或许是新生的)、我从不认识的懦弱的声音还想要进一步逃避，撺掇我把留言一删为快，听也别听。
“说得对极了，”我说，“不管是谁，下次再打来时，我可以跟她说，啊，是我的狗吞了答录机。”
我摁下播放键。每当我们明知会发生什么时，往往会抽到一张意想不到的百搭牌，此时我也一样。来电者既不是帕姆也不是伊瑟。答录机里传来颤颤巍巍、喘声如雷的嗓音，显然是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
“你好，埃德加，”她说，“我希望你今日下午大有收获，又和怀尔曼度过愉快的晚上，就像我和……唉，我忘了她的名字了，但她很讨人喜欢……我们今晚也过得很愉快。我也希望你注意到了，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哦。我很钟爱自己清醒的那部分记忆。我把它们当宝贝般爱护，但那也令我很悲伤。就像身在滑翔机上，随风而起，飞上天空，俯瞰大地的迷雾。有那么一会儿，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与此同时，你也知道风会止，滑翔机又会沉到迷雾里去。你明白吗？”
我明白，很好。现在，我的情况已有好转，因为我已认清了自己身处的新世界：无意间会犯荒唐的口误，记忆会四散破败，如同暴风过后花园里东倒西歪的家具。在这个世界里，我曾用拳打他人来企图沟通，我真正拥有的两种情感似乎就是恐惧和暴怒。这种障碍可以短暂逾越(恰如伊丽莎白所言)，但之后，你很难再巩固信念，因为现实薄如蝉翼，虚无缥缈。世界的蛛网背后？只是混沌。疯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真相，真正的真相是红色的。
“说我说得够多啦，埃德加，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个问题。你是为了挣钱而创造艺术的人吗？换言之，你信仰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吗？我确信上次见面时我问过你一次——差不多能肯定——但我不记得你的回答了。我相信，一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要不然杜马也不会召唤你的。但如果你在这儿久留……”
明显的焦虑潜入她的话音。
“埃德加，我肯定你会有非常好的邻居。这我不怀疑，但你必须有所预警。我想，你有个女儿吧，我相信她来拜访过你。来过吧？我好像记得她朝我招过手。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吧？我可能把她和我姐姐汉娜搞混了——我会的，我知道——但就这件事而言，我相信我没记错。如果你要待下去，埃德加，你绝对不能再邀请你女儿上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对小女孩来说，杜马岛不是安全之地。”
我站在那儿，低头盯着答录机看。不安全。上一次。她说的是噩运，至少我记得是，两种说法一样吗？不一样？
“还有你的艺术创作，要谈谈你的画。”她听来有点歉意，还有点喘不上气来，“我一般不喜欢跟艺术家说该做什么；真的，谁也不能够对艺术家指手画脚，不过……亲爱的……”她突然咳嗽起来，老烟枪慢条斯理却咯咯不断的咳法，“我不喜欢直说这些事……甚至也不知道该如何直言不讳……但或许，我可以对你提个建议，埃德加？作为一介只赞赏艺术创造者的老妇？可以允许我说吗？”
我等着。答录机里静悄悄的。我以为磁带到头了。海贝在我脚下喃喃轻语，仿佛在分享各自的秘密，枪，水果，水果，枪。接着，她继续说。
“如果斯高图或阿凡尼达的经营者有意展出你的画，我要建议、强烈建议你答应下来。这样，别人也能欣赏到，当然，最主要的是，让它们离开杜马，尽你所能，越快越好。”她深吸一口气，我能听得一清二楚，听来就像妇人准备一鼓作气干完累人的家务活。而且，她听来也似乎彻头彻尾地失去了理智，迷失在彼时彼刻，“别让画积攒下来。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纯属好意，绝无任何……任何私人目的？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让艺术作品在这里积压，就好像放任电力积蓄在电池里。如果你那么做，电池就会爆炸。”
我不知道那是真还是假，但我听懂了她的意思。
“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会那样，但事实就是如此，”她继续说……而我突然产生一番直觉，觉得她在扯谎。“当然，如果你相信艺术只是为了艺术本身的利益，画画就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吗？”现在，她的声音近乎哄骗。“就算你不需要卖画维生，那就当是分享……把它们奉献给世界……艺术家理应关心这类事情，是不是？奉献？”
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对艺术家才最重要？我今天才刚知道：画完画要刷一层什么保护物质。我只是……南努兹和玛莉·爱尔是怎么叫我来着？美国初民。
电话里又停歇了一会儿，接着：“我想我该打住了。我已经把我那份儿说完了。如果你还要待下去，埃德加，还望你三思吾言而后行。我也期盼你能来为我念诗。很多很多诗，我盼着呢。那是我的精神盛宴哪，好了，该说再见了。谢谢你听我这个老太婆叨唠。”停了一拍，她说，“桌子在渗水。一定是，我很抱歉。”
我等了二十秒，然后二十秒。我刚要断定她忘了挂好电话而预备摁停止键时，她又说起话来。这次只说了七个字，和桌子漏水之说一样毫无缘由，却也一样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脖颈毛发倒竖。
“我父亲是潜游人。”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说道。每个字都说得无比清晰。然后，电话清脆地咔哒一声挂断了。
“没有新留言，”电话里的机器声开始说话，“录音磁带已满。”
我低头盯着答录机，想要擦去这段录音，又改了主意，决定保存下来，以后放给怀尔曼听。我脱了衣服，刷了牙，上了床。然后躺在黑暗里，感受脑袋里悸动的疼痛，此刻，在我身下的海贝们将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悄悄重述，一遍又一遍：我父亲是潜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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