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顾名思义，因写文字而坐牢。写字就可以坐牢吗？这是很常见的，在大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非常怕汉族知识分子有反抗的心，所以他时刻在提防着汉族的知识分子：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要过目，我都要检查你有没有反叛的心。

        好了，刚才刮了一阵风，把我的书给翻乱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说出一首诗，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好了，这清风的“清”是不是指大清朝的“清”？统统杀掉，统统杀头。你别活了，你辱骂我们大清朝都是白痴吗？这种事就叫“文字狱”。好了，晚上我没事我瞧星星，“抬头望见北斗星”，想什么呢？想大明朝呢？推出去杀掉，这就叫“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在他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前后处置了十几起文字狱。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

        一起是“明史狱”。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邀集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颇有犯忌之处，如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为叛逆，又不着清朝年号，却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人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因此狱先后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到云南做吴三桂的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皇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

        雍正皇帝在他担任皇帝的十几年当中，亦前后处置了几十起文字狱。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皇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皇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中，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有以下几个：

        汪景祺、钱名世是因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得祸是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胤禛，妹妹是雍亲王胤禛的侧福晋。雍亲王胤禛继位为雍正皇帝以后，年羹尧备受宠信，先后担任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等职务，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皇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正皇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成语“朝乾夕惕”写作了“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谨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表用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皇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皇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被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皇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文中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该《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正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皇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祯授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十四阿哥胤祯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皇帝即位后立即解除十四阿哥胤祯的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他本是最不该提起的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雍正皇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皇帝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皇帝也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皇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皇帝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皇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385人奉诏作诗。雍正皇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皇帝的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据说他参与修《明史》时，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据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皇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人，雍正皇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的次子）依附八阿哥胤禩，为其争太子，死后谥“文端”。雍正皇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八阿哥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皇帝还把八阿哥改名为“阿其那”，十阿哥胤禟改名为“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生、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从而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意。办理年羹尧案时，雍正皇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即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雍正皇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按照雍正皇帝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的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皇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百、无罪而罚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皇帝即位。雍正皇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敢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查嗣庭案件终于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其子分别被处以斩监候、流放三千里外等刑罚；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一兄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戍地；另一兄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副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此句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皇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皇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皇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销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像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谢济世、陆生楠案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源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这里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皇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珽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皇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皇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皇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皇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侍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皇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皇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珽所荐，蔡珽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皇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珽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侍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皇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珽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皇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纂修《八旗通志》。蔡珽判斩监候。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

        因这次事件，引出了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讲学、著书，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皇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皇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皇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性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皇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雍正皇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皇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君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皇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皇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皇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皇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皇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皇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察”、“不事事而理”。雍正皇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鉴，“勤劳自励”，对陆生楠的言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皇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儿，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皇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皇帝读过后颁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皇帝尤切齿于《注》中“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人地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皇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假斩把戏玩弄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地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乾隆皇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皇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雍正、乾隆二帝处罚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皇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皇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雍正皇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经过雍正皇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吧。

        我们说，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雍正皇帝；在雍正皇帝的文字狱“奇文”中，规模最巨的无过于曾静、吕留良之狱：

        这场大狱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得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皇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为雍正皇帝定下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曾静认为岳钟琪既然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掉转枪头，对准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皇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得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臣僚，尤其是满洲贵族中的许多人对岳钟琪怀有嫉恨和猜疑，诬陷他、说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雍正皇帝一概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雍正皇帝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即时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署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便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师徒情况，想套取口供，而让按察使、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见证。“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能够做到“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乡贯住址，第二天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姓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湖南安仁人，是曾静的学生。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学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和读书心得，以抒发愤懑，所著《知己录》、《知新录》中多有“悖逆”文字。如《知新录》称“华夷之分大于群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诸如此类，都是对满清统治极端仇恨的言论。

        很快，盛怒中的雍正皇帝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口供使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他可比。

        雍正皇帝手下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

        那么，吕留良是何许人也？吕留良（1629年～1683年），初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十年（1653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1666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1679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康熙十九年（1680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因此，吕留良的名气非常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

        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

        吕留良处处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满、思念明的思想感情。他的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以及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大夫中影响很大，死后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抗拒满清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曾经特派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路又听到贬毁雍正皇帝的一些传闻。雍正皇帝自即位以来一直受谣言攻击（可能是争位失败的政敌暗中活动所致），遇上天灾人祸，民困人怨，谣传更多，曾静在老家也听过不少。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雍正皇帝（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时局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听闻路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得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来了一趟，索性豁出去，没想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的底面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的字样，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六省“一呼可定”，完全是张熙说大话。岳钟琪一时也难辨真假，六天内他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皇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钟琪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边加批语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来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所谓“君臣之情”，如此而已。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皇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主要有：曾静及其门人廖易；曾静熟识的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刘之珩的老友谯中翼；张熙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为吕留良师徒刊刻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为吕留良编过文集的孙学颜；人所共知的“大侠”甘凤池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位小说中的“英雄”、“大侠”甘凤池并未表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在李卫的诱逼之下，叩头乞求宽恕，并出卖了乡朋，后来甘凤池等人被判处死刑。

        另外，还搜到了很多的书籍，主要有：曾静家中“大逆之书”三册；张熙家中“逆书”二册及策反信原稿（张熙随身携带的《拟生员应诏书》、《吕留良诗钞》及刘之珩刻印的《握机图》等，先已被岳钟琪搜缴而去）；吕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有讲义、语录、诗文集、日记等。

        十一月，雍正皇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皇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皇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1729年（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朱批谕·鄂尔泰》七年四月十五日朱批）

        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为两项摆布。

        一项摆布是对曾静、张熙从宽发落，利用他们作宣传。发案之初，雍正皇帝对张熙的自投罗网就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读过“逆书”（即策反信）后，雍正皇帝自称先是“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论朕也”，接着故作大度，自诩“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他明白，“逆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不是曾静、张熙二人凭空捏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张熙，心中已拟定对张熙的基本策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于是，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皇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钟琪是国家的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当然，这只不过是托词，不杀曾静、张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俩现身说法，为雍正皇帝作宣传。

        曾静、张熙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皇帝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具体事实如写雍正皇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皇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皇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等。当然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按理说，这类谰言应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皇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面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大义觉迷录》后来经过刊发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尔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尔后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禩集团，据说是允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皇帝打击残余政敌又有了新的借口。

        “出奇料理”的第二项摆布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作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此外，他还对康熙年间的时政表示非常不满，如文集内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仇视满清一如其师。严鸿逵在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曾怀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记述了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地震和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说在热河中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大学士朱轼推荐严鸿逵修《明史》，严鸿逵以死相拒。沈在宽则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又云：“更无地著避秦人。”（《清代文字狱档》）又抄录吕留良弟子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十）

        雍正皇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批驳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斥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江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清代文字狱档》）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皇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皇帝又来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皇帝于是名正言顺依诸臣所拟裁决：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另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诸臣提议禁毁。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皇帝一概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先已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过逐条指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皇帝应允了。

        至此，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可以总结一下了。计有三奇：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此一奇；“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作宣传，此二奇；定罪量刑广泛征求士人意见，此三奇。此外，案发之初，审问官与犯人盟誓，也堪称一奇。最后还有一奇：老子定案，儿子翻案。

        雍正皇帝于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皇帝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同时，乾隆皇帝还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的后代后来有开面铺的，有开药铺的，有行医的，有的还捐了监生。乾隆皇帝把他们流放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雍正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第二类是攻击雍正皇帝本人或其父祖，或依草附木妨碍他独裁的人。第一类人中吕留良、严鸿逵最典型，但有的案件事主未必有反清思想。如以下几个案件：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本朝。执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

        吴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有《求志编》，大约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审问后上奏清廷，认为该书评古论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李沛霖所题序用干支纪年，不写雍正年号，更属“狂悖”。雍正皇帝朱批命他严加审究，认为这种思想犯比“盗贼”危害更大，更难破除。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崇明人施天一因与同乡沈伦争田产结仇，遂控告沈伦所著《大樵山人诗集》有“狂悖”字句。结果，两江总督赵弘恩逮捕沈伦嗣孙沈自耕及收藏诗板的沈苍林（沈伦先已病故）。雍正皇帝在赵弘恩的奏折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严惩，以靖悖逆风习。”（《清代文字狱档》）

        福建上杭县童生范时杰读过《大义觉迷录》，便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上呈文斥责曾静，颂扬雍正皇帝，想以此作进身之阶，果然得到刘师恕的表扬。当福建学政戴瀚按临汀州考试学子时，范时杰又上呈文驳斥曾静的“悖逆”言论，为雍正皇帝辩护说：“皇上的帝位是三兄（诚亲王允祉）遵父命让给他的，皇上得位正当，没有杀兄屠弟的事。”戴瀚当即拘审范时杰，追问“三兄让位”之说从何得来？范时杰答称汀州城里人人都这样说。戴瀚上奏清廷，雍正皇帝命他会同总督、巡抚进一步审究。范时杰最后供称是自己想当然说的。雍正九年六月，经戴瀚等人奏准，范时杰交原籍地方官严格管束，令他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宣读《大义觉迷录》。这个拍马屁的小人没有想到拍马屁也会出差错，弄巧成拙，自寻烦恼。

        署理广东巡抚傅泰阅读《大义觉迷录》，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雍正皇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尸，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雍正皇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许佛徒、道士干政，对他们防范很严。僧人迦陵性音曾是雍正皇帝旧友，死后哀荣显耀，但后来却说他“好干世法”，剥夺哀荣，并下令严格约束其徒子徒孙，不许保留迦陵性音的笔记文字。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皇帝驱邪治病，据说一次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被雍正皇帝处死。

        雍正皇帝是个迷信很深的人，他笃信天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即位后大讲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谓凤凰、甘露、卿云、灵芝、瑞麦、瑞谷、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之类，争相奏陈颂贺。雍正皇帝乘兴赏赐，上下皆欢喜。但也有过不愉快的场合。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向来传说黄河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应，雍正皇帝喜不自胜。于是“皇恩浩荡”，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扬名，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皇帝阅罢大怒，说他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遂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献谀，没有注意回避雍正皇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谤议都说雍正皇帝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皇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邹汝鲁谄迷心窍，文字失于推敲，活该倒霉。

        李凤翥官工部侍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他奏上《贺瑞芝表》，自称“蓬荜陋儒”。另表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雍正皇帝读后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说李凤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应另倍敬慎，怎能信口开河。没有作赋而称“赋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赋，为何又不献进？说李凤翥从前听“阿其那”（指八阿哥允禩）指挥，还能以儒者自命吗？说李凤翥在贴黄（奏折内容提要，用小纸条写出贴在奏折上）内把“赉”字写成“赍”字，莫不是讥笑他滥行赏赉？如此轻慢疏忽，还像“儒者”的样子吗？

        雍正皇帝以全部身心听政理事，目光敏锐，事事精明，留给后世数百卷《朱批谕旨》等，令人惊叹。其训斥臣下、咄咄逼人之词，使人不寒而栗。在他的独裁下，朝政、吏治的确得到整饬，但文风士气却被摧折殆尽。雍正十一年下诏征举士人，想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寥寥，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以吏为治”和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见。雍正皇帝虽然放宽言路，但大家都无话可说。监察御史李元直不识时务，上任才半年就上了数十道奏章，指责大臣唯唯诺诺无所建树，说朝廷“有尧舜，无皋夔”。雍正皇帝责问他说：“有其君必有其臣，如果像你说的朝列没有皋、夔，我又怎能做尧、舜呢？”李元直抗辩不屈，眼看就要得祸。不料雍正皇帝却把他看作“诤臣”，召他入宫中当面奖励。李元直化险为夷，比谢济世、李绂幸运多多。

        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他当了六十年皇帝，在这六十年期间，制造了一百七十多起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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