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刘墉与和珅是站在对立的两边的话，那么，他与纪晓岚则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我们前面说了，纪晓岚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门下，纪晓岚能去修《四库全书》还全靠刘统勋的推荐。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晓岚和刘墉两人关系极好，纪晓岚还常请刘墉给自己写对联。

        纪晓岚生前十分喜欢“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一句，他去世后，刘墉就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两人不仅师出同门，爱好也十分相近，都好收藏砚台。据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刘墉曾赠给纪晓岚一方砚台，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嘉庆八年（1803年），刘墉又赠送给纪晓岚一方砚台，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由此我们也发现，刘墉不仅是一个廉洁耿直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涉猎颇广的学者。他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历史上记载，他“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

        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正像在西方美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造型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列为中国美术之首。当把书法与绘画并提时，又将书法摆在绘画前面，称为“书画”，如“书画同源”、“琴棋书画”、“书画缘”、“能书会画”等。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刘墉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又喜好苏轼的笔意，曾潜心研习《阁帖》，对唐、宋诸家并六朝碑版无不临习。他擅长楷书、行书，同时也能写榜书和小楷。他喜用硬笔短毫，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他一生的襟度。刘墉的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浓墨宰相”。他的字，最为闻名的是小楷，貌丰骨劲，别具面目。

        刘墉一生书法曾经数度变化，年轻时珠圆玉润，中年笔力雄健，到晚年则趋于平淡。有人评价他的书法“肉多骨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有绵里藏针的妙处。

        刘墉不但书法好，还很懂得书法的历史。他曾经用诗的形式，写过一本关于历代书法史的书，叫作《学书偶成》。《学书偶成》采用诗的形式，叙述了中国书法的历史。他在提到中国书法的创始人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时写说：“博雅中郎有古风，廓清摧陷亦英雄。李斯秦相残碑法，未遣销沉劫火中。”在提到中国将隶书转化为楷书的曹魏、钟繇的书法时说：“书到元常体最多，新声未变古谣歌。典型已觉中郎远，野鹜纷纷更若何。”在提到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时说：“内史风流已变革，更将遒媚绚真淳。颖川法嗣晨星在，衣钵传来有几人。”

        他不仅工诗善书，还擅长水墨花卉，精于古文考辨。

        比较而言，刘墉的书法最为有名，他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之功。此后的清朝人对刘墉的书法成就评价甚高。

        《松轩随笔》谓：“刘文清书初从松雪入，中年后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又云：“本朝书法当以王文安、刘石庵为最，王犹依傍古人，刘则厚而能脱，入乎古人又出乎古人。”

        包世臣《艺舟双楫》谓：“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人尘外。”又云：“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所诣出苏、董两家之外。”又在其《与吴熙载书》中谈道：“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解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此救败耳。及近人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采，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又云：“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使墨白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圆镜之势。卷帘一顾，自成万态。然其心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又云：“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入，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像，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

        陈希祖谓：“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

        《快雪堂》跋曰：“石庵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复审视，乃见异趣。”

        《芳坚馆题跋》谓：“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清，大非容易。国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

        《频罗庵题跋》谓：“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虽随意书尺牍，亦可玩视。”

        《求阙斋日记》谓：“文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

        徐珂《清稗类钞》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ｗｗ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多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内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象，人莫测其高深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庵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

        曾农肆谓：“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遒，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无取法，信帖学之大成也。”

        杨守敬谓：“文清书如绵裹铁，人无异议。余尝见其少作，实从松雪入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何维朴谓：“从来学赵承旨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采渊永，晚年深造古淡，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稍有非议者如《履园丛话》说：“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除综辑以上数论外，又在《书林纪事》中载：“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两家。戈仙舟学士，覃谿（翁方纲）之士而石庵门人也，尝质石庵书诣于覃谿，覃谿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师那一笔是自己？’”

        《书林纪事》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尝谒石庵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石庵曰：‘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问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石庵曰：‘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慎伯曰：‘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淡，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

        包世臣《艺舟双辑》列刘墉小楷为妙品下，行书为能品下，榜书为能品上。

        曾从刘墉学习书法的英和说：“吾师文清公克守庭诰，相继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对此，刘墉最为得意，据说他晚年曾不无得意地对门生英和说过：“子他日为予作传，当云以贵公子为名翰林，书名满天下，而自问则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终。”

        刘墉曾就自己的才艺评价说：“吾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实际上，他的文章、诗词、书法均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称：“文清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外娴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串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古雅。”

        乾隆皇帝也酷爱书法，对书法家要求严谨规范，独宠“馆阁体”。这样一来，便扼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而刘墉的书法不随时俗，不受古人牢笼，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刘书法与同时期的翁方纲以及成亲王、铁保合称“翁刘成铁”四家，突破了乾隆皇帝所钟爱的“馆阁体”的束缚。清代书法评论家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

        刘墉学识渊博、经学根底深厚，他在乾隆皇帝弘扬传统文化、“稽古右文”之时，多次被谕令编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续修《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充《三通》馆总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副总裁。期间还多次与诸皇子一起点校宫中秘笈如《珠林秘笈》等。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充《会典》馆总裁。对此刘墉都能按期完成各项任务，为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和繁荣学术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墉的传世作品以楷、行为主，如：

        《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24行共360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包世臣谓刘墉“近世小真书为第一”。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阁之度，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这与杨守敬等人认为刘墉得力于钟太傅和董其昌的观点有所出入。

        《秋阳赋》，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今人评：“王文治专取风神，刘墉专讲魄力。同样是小楷，王文治清秀神逸，刘墉则力厚思沉。”

        《赠竹泉八言联》，行楷。联文为“衔其山川拾其香草，丞以灵芝润以醴泉”，无锡博物馆藏，评者谓其：“以柔毫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但却内蕴丰神，力在字中。”

        《赠鹭塘七言联》，行书，文为“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七言联》，文为“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二联虽都近行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者谓其：“用笔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枯润相映，味厚神藏，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

        《行书立轴》，4行共22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节书苏轼远景楼记轴》，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6行共9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何中早起诗轴》，5行共60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三者皆属于行草，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虽风神略有不同，但其书卷气与浓墨凝重的感觉与丰腴敦厚的书风，以及无一字相连而气脉贯通、挥洒自如的特点完全一致。尤其是《行书立轴》，被评为“于浓重中时透空灵，运用中存在虚寂，古拙中暗含姿媚，真气弥漫，形假质真，妙伏契机”。

        《苏轼游道出诗卷》，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刘诸城76岁之作，40行共305字，为行书长卷，宽31·4厘米，长190·5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堪为其晚年的行书代表作。近代谭延闿跋此书：“老味溢出，得苏之神，最可爱玩。”萧俊贤跋：“诸城书晚年苍老，渐已流入荒率。余在粤东时，曾见孔子三十六铜鼓斋所藏（刘墉）大幅，精力弥漫，殊多含蓄不尽之趣，定为诸城中年用工时书。斗南先生出示此卷，视前所睹者，殆相伯仲，真迹无疑。”评者谓刘墉中后期确曾对苏书有较深的研究，谭延闿谓此卷得坡公之神，在“笔墨饱满，化刚为柔”的特点上确与苏相近。但二者比较，毕竟貌合神离，在表现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苏录文徽明跋黄庭坚书经伏神词诗轴》，行草，6行76字，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此书虽亦属行草，与刘墉其他作品相较稍瘦，但其章法上之“截流为断，字字独立，笔笔稳健”的特点不变。

        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镮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

        《书林记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署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者’亦其一也。”

        刘墉的字好，作诗也值得称道，但可惜留传下来的太少，只有由其侄孙刘喜海辑其遗诗成集，于道光六年（1826年）刊刻行世的《刘文清公遗集》十七卷、《应制诗》三卷。

        英和赞其词章曰：“其言冲然以和……浏然以整，而又贯串乎经史，宏览乎诸子百家佛老小说，故其言高而不危，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世。”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称刘墉的诗“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

        这些评价都有中肯的成分，我们从仅存的《刘文清公遗集》中也可看到这一点，他的诗体裁和内容都很广泛，语言朴实清新，颇有可读性。

        如他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写的一首《从军行》道：“辛苦长防万里秋，归期休问大刀头。不惊夜火烽传警，却怕新声笛起愁。”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军旅生活中的思乡之苦。

        又如他在《甲辰重阳节什刹海灯下》中写道：“天际白云吹尽，林间黄叶飞来。原自不离色相，何曾一惹尘埃。明月同光处处，莲花妙印心心。会取定中不隔，无劳梦里相寻。”诗中写出了当时的季节风景和他对佛学的认识。

        题跋更是如此，一首《题画》说：“一树垂杨万缕金，春风澹荡碧波深。闺人倦绣间相约，来试纶竿就绿荫。”诗中描绘了闺中女子春天出游的情景。另一首是：“茅舍村童亦有师，或凭书案或窥篱。驱猪忽入慈亲眼，转忆韩公教子诗。”形象地描述了村塾学童的顽皮可爱。

        刘墉给侄儿刘镮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时在翰林院任职）的一首诗称：“图书汇万几年成，拜赐纶言世业荣。此后铅黄欣涉猎，向来馆阁忝衔名。襟颜披对人千载，光岳函珍富百城。示汝古香知爱否，夜窗勤就短檠明。”此诗反映乾隆文治盛世，刘主馆编书，目睹全国进呈书籍之盛况，内府藏书之渊薮，望侄儿镮之为官做人务必继续勤读圣贤书。

        另一首《田家行》道：“只轮车，秃尾驴，大户小户输官租。官租输罢剩仓余，酿秫成酒不用沽。雨足春畦撷春蔬，东邻西舍邀欢娱。田翁诈醉泥孙扶，长男生子争舍哺。中男娶妇孝于姑，小儿假馆粗知书。半年乐岁一事无，闲道皇家贳旧通。”描绘出盛世农家喜庆丰收和交官租后的合家欢乐之情，以及乐道朝廷蠲免所欠旧赋的裕民政策。

        说到刘墉的作诗词、对联的才华，这里还有一个与郑板桥有关的故事。

        相传清乾隆年间，扬州书画海内闻名，而“扬州八怪”是尽人皆知，这八怪之首当推郑板桥第一。板桥人称诗、书、画“三绝”，但行事怪癖，达官贵人厚金买字，板桥不卖，贫老孤儿分文没有，板桥却能慷慨相赠，在扬州传为美谈。板桥生性简朴，只有一嗜好，那就是喜食狗肉，每到冬日，当炉热酒，有狗肉相佐，则为平生第一大嗜好也。话说一日，天降大雪，扬州乃江南之地，雪极其少见。板桥颇想踏雪寻梅之雅，于是，带一书童，往城南而走。为何去城南，因城南的梅花最好。到城南过一小桥，见有一院落，梅花开得正旺，大门上题一匾额“别有洞天”，写得古雅朴茂，引人注目，又闻有肉香飘忽，历久不散。板桥提鼻闻是狗肉的香味，这可正对了他的心思，可这狗肉的味道与往日不同，香得动人心魄，让人必食之而后快！板桥吩咐书童：“我欲结识其家主人，你去通报，就说郑板桥来访！”说罢转身一旁桥边等候。过了一会儿，那书童手中拿了一张纸，说：“先生，那家主人说久仰你的大名，但不知是真是假，出了一个上联让您对。”哦？这下板桥可来了兴致，对联，小菜一碟。板桥接过上联，略一沉吟，笔走龙蛇，对上下联。那童子奔跑如飞，送去了。片刻只见大门洞开，里面走出一人，弓腰驼背，是个罗锅。那人走到板桥近前一抱拳，说：“板桥先生，在下石庵，请里面叙话！”板桥大吃一惊，连忙回礼，与那人携手入室。石庵是谁，乃名臣刘墉也，因得罪权臣和珅，被皇上贬到扬州看起了城门。那刘墉宠辱不惊，却雅好书画，早想结识怪杰板桥。他知板桥常来城南，就在此买了一处宅院，取名“别有洞天”。恰好天降大雪，刘墉告假回家，用火锅焖起了狗肉。这焖狗肉可是刘墉的独门绝技，因其祖上为医家，曾以狗肉为主料，佐以龟汤和煮，专用于延年益寿，补养身体，可得奇效。得知郑板桥到此，刘墉的秘方绝技这下派上用场了。却说板桥与刘墉走进客厅，见门上有副对联，联上写“别有风味，雪煮狗肉成上品”；下联配“洞天佳肴，梅花佐酒大不同”。此即为二人先前所对之联也。二人相视大笑，共享狗肉。品尝之余，板桥赞叹：“这狗肉火锅，以龟汤入美味，真是别有洞天啊！”刘墉拍手称妙，连声说：“谢板桥兄为狗肉赐名。”板桥一愣，恍然大悟。他真诚地对刘墉说：“石庵先生宠辱不惊，在下敬佩之至。愿以墨存世，以志后人。”说罢挥毫写下八个大字：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刘墉与板桥从此结为知己。后来，刘墉官复原职，“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得以落户京城，以其龟和、补汤、味美号称“三绝”而名扬天下，流传至今。

        我们前面说到，刘墉讨好皇上，哄皇上开心靠的是他的什么才华？是陪皇上写字，跟皇上对对子。这里还有一个刘墉跟乾隆皇帝对对子的故事。这个对子是这样的：

        大佛寺前，竟有千娇佳妇；（乾隆）

        小家碧玉，俱属万岁臣民。（刘墉）

        乾隆身边的大臣中多有机智善辩之才，乾隆贵为皇上，既好与群臣开个玩笑，又要保持身份的尊贵。而大臣们在乾隆面前，既应抒发观点，适时进谏，又须防皇上迁怒，应答时非常小心。于是，许多对句就采用了含蓄的方法，寓意其中，充满着巧妙与机智。

        据说，乾隆是个“风流才子”，有些贪恋美色。一天，刘墉跟随他出访，在大佛寺门口，见他看着一位美貌少妇发呆，便觉不妥，故意问：“是否凝思佳对？”乾隆不禁脱口道出上联，说罢催刘墉对下联。刘墉觉得该打消他这个念头，就婉转地对以下联。乾隆明知其用意，虽有些不悦，却也收回心思移开了脚步，细思这个对句确也是对得十分精妙。

        乾隆出对也有游戏或粗俗一些的，像是与对方开个小小的玩笑，却是别有味道。如民间老艺人杨志民讲述的《刘墉与皇帝对对联》的故事说，乾隆与刘墉登“四面云山”亭上观景，见山庄对面的半壁山，山石裸露，大大小小，灵机一动就出了这句上联，让刘墉对。刘墉一时不知如何答对，抬眼往东一看武烈河水滚滚东去，不觉句上心来，忙对以下联。这便是：

        半壁山，山中石，稀烂棒硬；（乾隆）

        武烈河，河内水，翻滚冰凉。（刘墉）

        接下来，乾隆又指武烈河边的罗汉山与南面的僧帽山戏说一上联。刘墉联想到远处的天桥山答对下联。这便是：

        罗汉光头，为何不带僧冠帽？（乾隆）

        拐李腿瘸，焉能走过天桥山？（刘墉）

        这上联词语粗俗，但对得也算精妙。只是刘墉这联稍有欠处，“拐李”虽与“罗汉”相对，但“罗汉”指的罗汉山，乃城中一景，而“拐李”虽字面相符，却无实地实景可录。虽有欠处，但此联实在难对。据说后来不少文人学士争相为此联续对，终未有满意之作，刘墉对得上来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再看接下来这一联：

        风吹鸟巢，二三子连颗击地；（乾隆）

        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刘墉）

        这个对子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相传某日，乾隆皇帝光临宰相刘罗锅家，正值山雨欲来，一阵风起，屋檐下巢边的雏燕被吹落了几只。此时，乾隆皇帝便有感于心。进得门来，刘罗锅慌忙来迎，叩拜谢恩。大礼过后，乾隆皇帝突然想出一联，要刘墉对。刘墉听罢，确实为难，此联一语双关，这“二三子”指的是诸侯，“连颗击地”是谐音双关，即“连科及第”，喻指中了状元，乾隆皇帝赐联高妙。刘墉正为难之际，窗外已经下起雨来，忽见景山之上，一群猴子正在雨中，为了避雨，猴群便把池边的荷叶摘下扣在头上。看见此景，刘墉豁然开朗，拍手道：“启禀皇上，有了。”乾隆皇帝道：“对来。”于是刘墉便对出下联：“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乾隆皇帝听罢，哈哈大笑，连连称赞对得巧妙。原来下联的“众诸侯”正好和上联的“二三子”相对，指同一事物，从表面上看，并不对仗，（应该是数量词相对）但是，“众”和“诸”都是指“多”，与“二”、“三”相对，所以应该是很工整的对偶句；再看“顶帽朝天”，喻指对天子的尊重，用猴群取代群臣，一语双关。

        再说有一年端阳节，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保定府，刘墉陪着乾隆皇帝上街游玩。大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临街一座高门楼上横挂一匾，上写“仁和诗社”。乾隆皇帝一见，心里就痒痒起来，便拉着刘墉说：“走，到里面凑凑热闹去！”

        二人进了门，见是一个四合院儿，院子不大，却很雅静。正房走廊中摆着条案，条案上放着折扇、汗巾、玉石扳指、鼻烟壶等各种酬谢之物。条案后面坐着一文雅书生，看上去不过二十余岁，是社主。两配房的走廊里也各摆有一条案，条案上放着文房四宝，墙上贴有各种诗赋题目。走廊里已有十几个人，正在观题纸、想诗句。乾隆皇帝和刘墉来到正房，见过社主，挂了号，签了名。乾隆皇帝称自己是北京顺天府人氏，叫高天赐，刘墉只说姓刘。

        二人来到配房走廊里寻题觅句。乾隆皇帝最好联句，便对刘墉说：“我们比比联句吧！”刘墉答应后，二人便各选了一副上联。不大一会儿，刘墉已经对好，只因乾隆还未对出，就在那里闲逛，并不时扫一眼乾隆皇帝。又待了一会儿，乾隆皇帝双手一拍说：“有了！”便转身奔到条案前写出下句，刘墉也连忙写出下句，一同交给社主。

        社主一看，见乾隆皇帝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

        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

        刘墉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

        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

        社主看后连连称赞，把一柄金面苏扇递给刘墉，把一条汗巾递给乾隆皇帝，说：“二位诗翁对得都好，但从意境上看，高翁之句似不如刘翁之句深邃。”乾隆皇帝听后很不服气，就又拉了刘墉去找句，一会儿两人又各对了一联交给社主。

        社主见乾隆皇帝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枣棘为薪，截断劈开成四束；

        阊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

        刘墉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七里山塘，行到半路三里半；

        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

        社主连忙又取一些赏物交给二人，站起身来说：“二位诗翁真是奇才，晚生这里拜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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