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到了乾隆皇帝想编纂《四库全书》，他任命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刘统勋担任总裁。但是乾隆皇帝知道，他手下缺乏一个总纂官。

        在这个时候，刘统勋一想，干脆，向皇上推荐我的门生纪晓岚吧！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他不是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被发配到新疆去了吗？但是这件事只有他能行，刘统勋早就想把他赎回来，可是没机会，这次乾隆皇帝命令撰写《四库全书》，正好纪晓岚合适。但刘统勋聪明，他心里想：我可不能把我的心思在乾隆皇帝面前暴露，我得让皇上急，我不急。

        所以，刘统勋是这样说的，他说：“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刘统勋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前面先吹捧了乾隆皇帝一番，说你功劳很大，现在你想办一件什么事呢？这件事很伟大，就是写《四库全书》。他把《四库全书》的意义说出来了，两句话，叫“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事之宏章”。千秋万代都没有干过这个事，您现在干了，您既然有这个想法，那老天爷早就派人辅助您干这件事了，就是我傻，我不敢告诉您是谁，我知道，我就是不能说。

        乾隆皇帝一听，你知道你还不赶紧说？赶紧告诉我吧，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个时候刘统勋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是哪个朝代的杰出人才他也干不了您现在干的《四库全书》这个事。给您写《四库全书》的这个人，好几十年前就出生了，他也一直服侍过您，后来您也忙，他也忙。您忙着治国，他忙着犯案，最后他就离您远了，您就想不起来他了。

        乾隆皇帝一想，我这么多年派出去、发配出去的人太多了，谁呢？想半天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你刘统勋赶紧说吧。

        这个时候刘统勋才卖起来了关子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啊！”

        皇上明白了。哦，你刘统勋是给纪晓岚讲情来了，敢情纪晓岚是你的门生，他考试那年是你主考，你的门生，难道你是给他讲情不成？乾隆皇帝的脸，立马就拉下来了。

        这个时候刘统勋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臣蒙圣上恩宠，处于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龙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名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把这两句话给说出来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您想成就这么大的一番事业，我个人觉得就只有纪晓岚可以做到，别的人办不成这件事，所以我就给您推荐纪晓岚了。我觉得这件事天生就是让他干的，而且后面还有呢，纪晓岚经常给我来信，不敢给您来信，信中说他也后悔了，为当年的案子后悔，现在也及时地效力边疆，愿意为皇上分担一些忧愁。

        皇上这个时候就想，也是，这宫里头三年没有纪晓岚，连跟我作对子的人都没有。您想想哪儿有，刘统勋的儿子刘墉那阵儿在外地当官呢；纪晓岚发配了；和珅虽然已经出了世了，但是他还没爬上来呢，他还当他的侍卫呢。结果刘统勋就这样把纪晓岚巧妙地给调回了北京。

        纪晓岚到北京，搭台子开始为《四库全书》正式组稿，当然正式组稿就需要几年了，而《四库全书》正式开始动笔之时，这《四库全书》的总裁刘统勋就死了。

        刘统勋是怎么死的呢？

        话说性情孤傲的刘统勋在朝野以清介简朴闻名。他的公正之树，正是以他的廉洁为本。一个不清廉的官吏，是绝不可能处事公正的。古今皆是如此。据记载，刘统勋生活俭朴，外出巡视从不铺张，两三个仆从、几匹驿马，也不讲究吃喝，更不滋扰地方官员。他从不与地方官员私下来往，遇有请托与馈赠，都严词拒绝。

        在他担任东阁大学士不久，他的同窗好友的儿子、现任的山西巡抚王某，托人带来千金重礼，其意无非是希望今后多加照顾。刘统勋十分恼怒，对来人说：“我俸禄不少，足够一家生活，不须礼金。你回去后请代为致意，请他将这笔钱分送给贫苦的亲戚朋友。”来人听了十分感动，捧着礼金回去了。

        还有一次夜里，二更已过，家人来报说，有官员求见。刘统勋托词回避，并请他第二天再来。第二天这位想来疏通门路的官员又带着重礼兴冲冲地上门了。不料却受到刘统勋的一顿责备：“夜晚登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事禀告，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即使是老夫的过失，也不妨当面规劝，我决不会怪你。”这位官员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刘统勋为科举主裁官之一。这一科有两个新进士——褚筠心和董东亭。两人诗文和书法都是佼佼者，但求名心切，希望殿试名列前茅。他们分别找到两位主裁官，大送人情。这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刘统勋与另一位主裁官刘纶商量，两人均不满褚、董的背后做小动作，将这两人排在前十名之外。两人知道后，后悔不已。

        从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把廉洁和公正这两种品德，作为官吏们的准则，但官场上结党营私、贪污舞弊者，比比皆是。像刘统勋这样能廉洁自守，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势所屈，也真难能可贵了。据《诸城县志》载，刘统勋“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刘统勋诚如古诗人所歌颂的“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至此是豪雄”了。这大约也正是乾隆皇帝在他灵前悲痛失声的重要原因。能臣易得，廉臣难寻啊！

        再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1773年12月）的一天，刘统勋上朝，早起上朝，结果轿子就停到了午朝门外，当时轿子一偏，刘统勋就死在了轿子里。按我们现在的来说，他的死因应该是脑溢血。

        乾隆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伤心，立即备轿去刘府。结果到了刘府的门口，发现轿子进不去。没办法，你说多大的轿子进不去，皇上的轿子就进不去，皇上说我也不能下来，只好把轿顶拆了，这样轿子才从刘家的小门进去。刘墉，一品官员，那个门儿怎么那么小？我们知道北京四合院的门是有级别的，刘统勋的级别是很高的，应该那个门是很宽的，但是刘统勋他们家门就很窄小。结果乾隆皇帝吊唁回来以后，还没走到乾清门就哭起来了，说了下面一段话：“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六年以后，乾隆皇帝还在记着这位“真宰相”的事迹，在一首《怀旧》诗中，乾隆皇帝作了这样的评价：“统勋督陕甘，储需任所胜……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刚劲。进者无私惑，退者安其命。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有清一代，汉族的大臣能得到皇帝这样高的评价的，也不多见。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立即下文，要求所有的官员向刘统勋学习，特地给刘统勋一个谥号“文正”。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了以后都要由继位的皇帝和大臣进行议论，对他这个人的一生要进行评价一番。评价完了以后要给一个评语，要是皇帝他的评语有好几个字，如果要是大臣就只有两个字。如果你这个大臣没有考取过功名，是纯纯粹粹的武将，那么这个大臣他死后得的两个字，第一个字应该是“武”，比如说我们讲的著名的人物岳飞，岳武穆，“武穆”两个字就是谥号。如果是文臣，你考取过功名的，即使你是武将，你死后也应该是“文”字打头，但是大清朝的规定，这个“文”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你必须在翰林院里待过，你必须得是翰林出身，这才能是“文”。

        “文”字怎么讲呢？道德博文。第一是道德，你这个人思想品德很好；第二才是知识，知识丰富才叫文；“正”字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应该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民心，这样才叫“正”。

        整个大清朝296年，有几个人他死后的谥号是“文正”？八个，一共有八个人死后谥号是“文正”。这八位“文正公”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话说到这里，刘统勋是第二个文正公，汤斌又是什么人呢？他凭什么成为整个大清朝的第一个文正公呢？

        汤斌是康熙皇帝的诸位皇子们的师傅。在阎崇年先生讲述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面，记载着汤斌担任这一职务时候的一段趣事：

        这天的寅时，就是早上三点到五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开始复习头一天的功课。皇太子在这个时候才13岁，早上三点钟就要到无逸斋书房，他起床时间当然是更早。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达哈塔，汉文的师傅汤斌等到了尚书房，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让皇子背书。皇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然后汉文师傅汤斌再给他画下面一段，接着背下面一段。底下就是辰时，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来，康熙来了之后落座，就说要让他的儿子背书。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皇子就背，背完了以后，果然一字不错。康熙说：“我小时候书要朗诵120遍，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这时候有大臣说：“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康熙要求必须背足120遍，然后又问其他那几个师傅，说：“刚才背得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了：“太子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你们不能表扬他们，要多批评他们，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就处理他政事去了。巳时，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记得这一天已经是暑伏了，很热，皇子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不许摇扇子，要正襟危坐。这时候写字，每一个字要写100遍，用来练习书法。底下就到了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到了午饭的时候，侍卫就送上饭来，皇子们也让老师吃饭，老师跪着接了饭，然后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前头的功课。底下就到了未时，就是十三点到十五点，这时候皇子们到了无逸斋的外面，外面是一个院儿，那儿有靶，这个时候一个是要休息一下，一个是要进行体育活动，练习骑射、武艺。申时，就是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还让这些皇子们背。他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背。底下是酉时，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射箭，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作“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就放学了。从早上三点到傍晚十九点，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作“无间寒暑”。

        汤斌，河南睢阳人。康熙年间，官拜工部尚书，其以儒学名扬天下，以廉洁被誉为“大清第一大清官”，被尊为清八大“文正公”之首，入祀文庙，被天下供奉。有清一代从祀孔庙的一共有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都是康熙皇帝的臣子，均治理学，都是著名的清官。汤斌、陆陇其两人是理学大家，号称当时的醇儒。但汤斌在委屈中死去，到乾隆皇帝时才谥他“文正”，算为他平反。

        如此看来，刘统勋这第二个文正公，与那第一个文正公汤斌相比，该是更被乾隆皇帝看重的。

        刘统勋去世之后，《四库全书》还在继续编纂。编纂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鸿篇巨著，被刘统勋调回北京的纪晓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这项浩瀚的文化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晓岚已47岁。在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三百六十余人任编纂，总共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因此，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然后尽快开展工作，就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了。

        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这个时候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书籍的大图书库内。纪晓岚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找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晓岚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晓岚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晓岚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修书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首先，就得过乾隆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经常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对于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因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纪晓岚）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晓岚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晓岚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这项工作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研究古代典籍，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烦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自己灵活的处事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是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在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任上。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晓岚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震性格耿直，28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考中举人。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晓岚的代表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

        戴震在54岁的时候去世，纪晓岚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当时，像布衣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的名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每一次离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都让他感受到修纂《四库全书》的辛苦与不易。

        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但是，纪晓岚等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最为著名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情了：

        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人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矮胖的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皇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皇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皇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皇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皇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折服。自此而后，“老头子”之称便不胫而走，逐渐传开，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给纪晓岚带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因此，他也就逐渐放弃了写作其他书籍的想法。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的逸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逸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的心态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他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编纂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完成，共计抄录了七部。这七部分别保存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上述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以及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述被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

        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可以说，纪晓岚成就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也成就了纪晓岚。这既是纪晓岚的功劳，更是已经去世多年的刘统勋的愿望。

        从刘统勋的谥号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对刘统勋的一生是非常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皇帝一想，刘家的人到现在为止，都离开北京了，不对，刘家还有一个，外放二十多年了，不行，我得把他调回来，我不能让刘家的人都在外地。这样，他就想起了谁呢？就想起了刘墉，这个已经在地方上为官二十多年的刘家人——大清朝，刘家的第四代进士。三年以后——为什么三年？因为丁忧，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死了，你得在家歇业三年啊——三年以后我一定要把刘墉调到北京来，调到我的身边来。果然，三年以后，刘墉守孝期满，他终于要回到北京走马上任了。也就是说，他终于可以遇到和珅了！那么刘墉到了北京以后会与和珅发生哪些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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