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长篇小说的俄文题目是SOGLYADAtAY（按传统音译），按发音念是“Sugly-dart-eye”，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是一个古代军事术语，意思是“间谍”或“坐探”，但两者都没有俄语词灵活多变的引申意义。盘弄过“密使”和“角斗士”之后，我放弃了音义兼顾的努力，不复所求，随顺了这个长词干末尾的“eye”。故事就是用这个题目在一九六五年年初数月的《花花公子》上连载三期，顺利问世的。

        原作一九三〇年写于柏林——我和妻子租了安静的卢波尔德街上一户德国人家的两间屋子——当年年底发表在巴黎的俄文流亡者评论杂志“SOVREMENNYYA ZAPISKI”（《现代纪事》）上。书中的人都是我在文学青年时代情有独钟的人物：生活在柏林、巴黎或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其实，他们也可以是生活在那不勒斯的挪威人或安布里奇的安布拉基亚人：我向来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纯粹是利用手边的素材，就如同一个滔滔不绝的食客在桌布上画一幅街头素描或者把一粒面包屑和两只橄榄在菜单和盐瓶中间摆成一个阵图一样。对于社区生活、对于历史侵扰的这种漠不关心有一个有趣结果，那便是：被漫不经心卷入艺术焦点的社会群体具有了虚假的固定态势；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它就被那名流亡作家和他的流亡读者视为理所当然了。一九三〇年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列夫·奥西波维奇早就被非俄语读者所取代，后者今天不得不想象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社会，因而感到困惑和气恼；因为我并不反对一再重复说，自从近半个世纪前苏维埃宣传误导外国舆论造成了对俄国移民（这桩历史事件仍然等待着自己的编年史家）的重要性的无知或贬损以来，自由的毁灭者已经把大量的篇幅从历史中撕掉了。

        本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俄国内战已经结束四个年头了。列宁刚死，但他的专政势力继续强劲。二十个德国马克顶不上五个美元。书中旅居柏林的人从贫民到富商三六九等。富商的例子有玛蒂尔达梦魇般的丈夫卡什马林（显然是从南线经君士坦丁堡逃离俄国的），叶甫盖妮亚和万尼亚的父亲，一位年长的绅士（他有远见卓识，领导着一家德国公司的伦敦分公司，还养着一名舞女）。卡什马林可能就是英国人所谓的“中产阶级”，然而孔雀街五号的两位小姐显然属于俄国贵族，不管有没有头衔，但这种身份并不妨碍她们平庸的读书品位。叶甫盖妮亚的胖脸丈夫在一家柏林的银行工作，他的名字今天听起来十分滑稽。穆欣上校，一本正经，叫人恶心，一九一九年在邓尼金手下打仗，一九二〇年又受弗兰格尔指挥，他能讲四国语言，装出一副冷静、世故的派头，很可能会在他未来岳父引导他进入的轻松工作中大显身手。善良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个波罗的海人，习染的是德国而不是俄国文化。性情乖戾的犹太人魏因施托克，和平主义者女医生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还有无阶级归属的叙事人自己，都是五花八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一种读者（像本人一样）对诸如从马扎尔语或汉语翻译过来的那种描写不熟悉的环境里的虚幻人物的小说战战兢兢，对于他们，这些指点应该使阅读变得容易一些。

        众所周知（用一句有名的俄国成语），我的书不仅受惠于社会意义的缺失，而且也得益于对神话的杜绝：弗洛伊德的门徒对它们趋之若鹜，兴冲冲、痒抓抓地赶来，到了跟前，停下来，闻一闻，却又畏缩起来。另一方面，一位严肃的心理学家可以透过我雨滴般晶莹的密码文字分辨出一个灵魂化解的世界，在那里可怜的斯穆罗夫的存在只取决于他在别人头脑里的反映，而他们的头脑接着也像他的一样，被置于同样离奇的镜子似的窘境中。故事的结构戏拟侦探小说的结构，但说实在的，作者否认有任何玩弄、迷惑、愚弄或者欺骗读者的意图。其实，只有立即看懂的读者才会从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即便最易轻信的读者，读这篇灵动闪烁的故事时要认识斯穆罗夫为何许人，也不可能费很长时间。我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两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练，一位医生，一位邻居的十二岁的孩子做试验。孩子最快，邻居最慢。

        的主题是实施一项调查研究，它引导主人公通过许许多多的镜子，最后以一对形象的重合告终。三十五年前我以某种神秘模式整合叙事人追索的不同阶段，我不知道我从中得到的强烈的快感是否会为现代读者分享，然而，无论如何，强调的不是神秘，而是模式。我相信，尽管时光流转，书海更迭，一种语言的海市蜃楼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的绿洲，然而追踪斯穆罗夫依然是件精彩的活动。情节不会在读者头脑里——如果我把那头脑研读得正确的话——简化为一个惨痛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颗痛苦扭动的心不仅遭受弃绝，而且受到羞辱和惩罚。想象的力量终归是善的力量，这些力量依然稳稳地驻留在斯穆罗夫一边，而事实证明备受煎熬的爱的苦涩，就像它最销魂的回报一样，令人陶醉，催人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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