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人种·阶级

        当我们与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沟通，或者想要放弃去理解的努力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终归人种不同，没办法。”

        像我这样的人，看着男人们，有时忍不住想唧咕——怎么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种生物，终归人种不同。

        每当“婴儿潮一代”被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时，我一直坚持说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种不同”。这是忠实地坚守“浪漫恋爱”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代，可这一代男女配偶的结局却是同床异梦。1960年代后半期，在男女择偶行为中，“恋爱结婚”的比例第一次超过“相亲成婚”，在父权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代男女，热烈向往自由恋爱的结婚，并付诸实践。没有任何人强迫，明明是自己挑选的人，可是，那时自己“爱上”的，就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吗？——一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怀着一种落寞萧索的心情在望着饭桌那头的丈夫的脸吧。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中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异乡）”的别名，“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简明地定义为“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主义”，就是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西洋人的幻想的别名。因此，无论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

        最脍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把她体面地抛弃了，但这个不甘死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需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幻想，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

        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地继续爱慕自己。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得到净化。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吗？质疑“那种女人怎么可能有”的声音，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没，没人听见。东方主义就是让支配集团不去面对他者现实的装置，所以，无论如何陈述“日本女人其实是这样的”，这种声音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用更低俗的话说，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这种自慰品还拍手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呕，根本没法心平气和地看下去。

        人种与阶级也是合为一体的。

        在最近的人种研究中，与“社会性别（gender）”一样，人种亦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race）”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藤川编，2005〕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Morrison，1992〕，在剖析马克·吐温的时指出，在这部可称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国民性小说”中，为了确立哈克的“白人性（udies）。

        人种这个概念，以前的用法与现在有区别。在西方露骨的人种主义偏见传入日本的明治时代，当时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种”、“下等人种”等用法，实际含义相当于现在的“上流阶级”、“下流阶级”。贫困、懒惰、性的堕落，被描述为“下等人种”的特征，几乎如DNA一般，世代相承，无法期待能被改善。

        比如，娼妓产生于“下等人种”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但在明治时代的话语中，成为娼妓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她们生来淫乱。就连被誉为明治时代第一号“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先生，也展开“自我责任”论，说失身女人本人有问题。

        在这里，我们会想起明治时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权论者植木枝盛。植木以言行不一而闻名。作为自由民权论者，他在各地举办讲演会，呼吁男女同权。植木还有一丝不苟地纪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记》。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    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权论。召菊荣妓。”〔高知新闻社编，1955：173〕

        这则日记成为植木刚讲过男女同权便去妓院买娼的证据，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对植木本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自我矛盾。在他的头脑中，娼妓“人种不同”，可以任意使唤，根本不能成为“同权”的对象。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

        

“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

        我在前面两章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同性恋憎恶，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味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个矛盾其实不矛盾。

        在厌女思想的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Otto eininger）等从18到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们，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她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我不是什么慰安妇。”〔“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戰爭犧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会”实行委员会编，1997〕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军队中甚至有“朝鲜bi屋”的隐语。据说“bi”是中文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语，这个隐语赤裸裸地显示，朝鲜女性的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地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样，在慰安妇之间，划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

        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当慰安妇在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线变得暖昧不清，护士们为之不快。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有这样的事例，有的年轻士兵在临死前央求护士“让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她们中有人答应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性骚扰。其中可能会有因怜悯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强迫要挟的情况吧。可是，护士的“圣女”形象，使她们倾向于否认自己被视为性对象的可能性，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从军护士留下的纪录中，不可思议地看不到性骚扰及强奸之类的痕迹。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

        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在白天她们要运送弹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并当士兵的性对象。除此以外，她们还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们，取日本名，着和式浴衣，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期，她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束袖带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之间，阶级与人种的裂隙暂时可以跨越。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纪录了这样的事实。大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们，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为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性地遮蔽了良家妇人与飞田女人之间的“阶级界线”〔加纳，1987〕。

        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1987〕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她们的性，只能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严格地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尽管国家呼吁“多生多育”，但她们的子宫不能怀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种子。

        二战期间的德国，死于战争的男性国民多达五百万。到了战争末期，男人匮乏，鼓励生育的国策难以实施，于是有人献策，鼓励“珍贵”的纳粹党卫军（纯正血统的雅利安人种）与后方留守妻子“偷情”。不过这个对策毕竟太令人皱眉反感，结果不了了之。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光望着远方。“从前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已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同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按男人需要而订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即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需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够了，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自然不孕率为十对中一对，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沟口等编，1992：202；井上等编，1994；田中（美），2004〕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侍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恶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侍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侍女进行不带快感的性交，让她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恶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是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整个村子在中介商的斡旋下从事代孕母亲行业的地区，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需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人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援交”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是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宫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详见本书第十二、十三章——译者〕，距离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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